台北荣总精神医学部社会工作师
江怡雯
当愈来愈多的忧郁症患者进入医疗系统接受完整的治疗，似乎就代表着“忧郁症”不再是有损名誉的疾病，这对忧郁症患者及家人而言，无疑是一大解放，解放许多患者与家人于无形的文化禁锢中。
转介来社会工作处的病患及家人，都是在医师评估下认为有家庭问题需处理的个案，忧郁症患者本身，除了经历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之外，还得为因疾病带给他人的折腾而感到内疚。家人也因为家中有生病的人，而时时处在备战状态，患者的一言一行都成了全家注视的焦点，担心做了什么让患者不高兴而加重病情，害怕让患者一人在家会想不开，或是将疾病全怪到患者个性不好，指责是某一个人的冷漠与过度保护而造成的结果。这样往往让家庭成员陷入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里，每个成员皆无法正常地过生活，冲突声淹没了正向沟通、合作的可能性，以致家庭成员精疲力竭，最后只有放弃。
社会工作师面对精疲力竭的家人，总不免担心照顾患者的压力会让家人也成了另一位忧郁症患者。时常有家人对我说：
“为了照顾他，我每天都睡不好，吃也没胃口，动不动就紧张兮兮，看到他一点进步也没有，我都快忧郁了……”其实，有诸多实例也一再提醒家人，在照顾患者的同时，也该学习照顾自己，或许你我都容易忽略，其实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同时影响患者而不自知。
第一次见到病人是在急性病房住院的时候，三十五岁已婚女性，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没有特别整理，但也还算整洁、清爽，带着圆形细框眼镜，眼神有点朦胧，看人总是眯缝着眼、无目的地在病房的长廊来回走着。没见着她与其他的病友互动，周遭发生了什么事，对她似乎一点也不重要。
她的诊断是忧郁症，就病人的说法，她在三年多前发病，发病的原因是工作地方的老板觉得她不胜任，用尽各种理由开除她。她在几次的坚持、抗议之后，终于被其他同事联合迫害而被迫辞职。至此之后，陆续换了几个工作，但都被类似情节所逼退，最后一次被逼迫的当时，就发病了。她形容的崩溃，就是口不择言骂了公司里的几个同事，包含上司在内。砸掉看得到、拿得到的东西，整个人像是被附了身似的疯狂，她说，其实她很后悔，她并不想这样做的。
当然，她还是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可以偶尔听她诉诉苦，发发牢骚，但总是觉得这世上没人了解她，她开始变得足不出户，成天躲在房间里，饭也不吃，想到以前受同事欺负的事，忍不住哭泣了起来，哭累了，躺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睡也睡不着。她是个要求完美的人，曾经几度她都无法接受这个失去灵魂的躯体，而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亲近的家人劝的劝、骂的骂。几次惊恐地送病人至医院急诊室，焦急、无助、痛苦的情绪写在脸上不言而喻。
父母七十多岁了，每天忙于自助餐的生意，生意不算太好，但赚来的收入勉强可以糊口，多年来也存了一点钱，买了基隆县的一间中古屋，“就也够了！”母亲说道，“可能是我从她小时候就没时间好好照顾她，家里孩子多，生意不能不做，这孩子从以前就内向，话不多，成绩普通，也没带过同学来家里，她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年纪都大了，其他兄弟姊妹各自成家，谁会照顾她！她四肢健全，也不去找个工作，成天想东想西。”
家人担心之余仍不免责怪病人，试着了解之余也不免质疑，想要全力支持又怕病人无法独立。母亲说，她结婚之后就应该会好了，女人嘛！结婚就没事了。
病人这三年来，陆续住了几次医院，不稳定的情绪大同小异，只是这一次，多了夫妻相处与婆媳不和的问题。她，结婚了……家人能对忧郁症有正确的观念是重要的，唯有了解疾病对一个人的影响，才能理性地面对及给予支持，除了治疗之外，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家人持续的谅解与关怀！
雅琪是一位二十二岁未婚女性，此次进入精神科病房治疗的主要问题是有强烈自杀念头，并用美工刀割手腕，也尝试跳楼，但被邻居发现后请救护车送来急诊。入院后，病人情绪仍起伏不定，四处搜寻病房内可以用来自杀的工具，不时会以头撞墙，或企图咬舌自尽，需医护人员密切的观察，以防止病人自伤，一直陪伴在旁的妈妈眼神显得相当的焦急、沮丧，疲惫的身躯，道尽了这一路来的风风雨雨。
“这个孩子，从小就被她爸爸抛弃，她五岁的时候，她爸爸就跟外面的女人跑了，丢下我们母女两人，外面的女人已经得到我先生了，她还不放过我们，叫黑道的人三天两头就来骚扰我们，要我们搬离这个地方，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她很恨她爸爸，恨他为何如此狠心地对待我们母女，甚至天真地想要我们一家人破镜重圆，一家和乐。我常常不自主地哭泣，什么事都做不好，工作也因要照顾她而常常请假。上个礼拜被老板解雇，现在有一餐、没一餐，她住院的钱我还在担心付不出来……没有人肯帮我……”
经过三周的药物治疗，病人已不像住院初期的狂乱，极度想寻死，只是在病房中，漫无目的走动着，与其他病友的互动很少，多由妈妈陪在身旁，病人常会与妈妈发生口角，口角争执的内容多半是妈妈要求病人振作，赶快好起来、去找工作等。病人在疾病的影响之下，能力也较以往退步，找个稳定的工作，是病人一直想要做，但却屡屡挫败的一件事。病人在几次工作不顺后，开始逃避会有压力的工作，只要上司一多要求，病人就不干了，“不是我做不来，而是我不想做。”这是每次病人失去工作的说词。妈妈会替病人解释；她高中的第一志愿是念商科，记账一定难不了她，只是她公司的同事都嫉妒她太有能力，而被排挤……她下次一定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妈妈眼中的期待，病人都清楚地知道也努力试着达成，但在一次次失败后，病人害怕与妈妈有眼神的接触，对于妈妈的要求，也以自杀的方式响应，“我死一死，我妈妈就不会逼我了……”
这样一对关系紧密、相依为命的母女，有着共同被抛弃的经验，也有着相同的梦想，她们的世界中只有彼此，都有着照顾对方的使命，妈妈因为病人疾病的牵绊而无法过自己的生活，没有社交、娱乐，整天想的也都是该如何帮助病人重新站起来，仿佛只要病人好起来，她就会跟着快乐，却忘了先照顾好自己。失婚的痛苦经验让她一蹶不振，生活中充斥着对前夫的怨怼，离婚至今十多年，她从未为自己买过一件好看的衣服，吃一顿好吃的，更遑论让自己去外面走走，与朋友散心、诉诉苦，除了病人，她一无所有。病人自童年时期对父亲就又爱又恨，渴望有父爱的她，一直至今都不放弃让一家人团圆的梦想，“我只有住院，爸爸才会来看我，爸爸和妈妈如果可以因为我的住院而复合，那我吃再多药也甘愿。”只是一再让她希望破灭的爸爸，选择离她越来越远，这又应验了妈妈每天挂在嘴巴的“负心汉”的诅咒，她除了死亡，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处罚爸爸所带给她的痛苦。
破碎的婚姻令人遗憾，先生、父亲的缺席，留给这对母女生命中巨大的缺口，缺口中充斥着变幻莫测的痛苦，但我们仍期盼这样的影响不是永久的。即使父母的一方不再与孩子接触，孩子仍可以清楚地了解父母无法继续生活的难处，不再责怪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可以拯救父母的婚姻。让孩子有机会做自己，去交朋友、谈恋爱，做她这年纪应该做的事，而非守在妈妈的身边，跟着一起怨天尤人。
我要妈妈减少来医院陪伴病人的时间，妈妈初期显得犹豫，担心病人会趁她不在时伤害自己。经过几次的尝试之后，妈妈可以放心每天来陪病人两小时，晚上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休假时去找朋友聊聊天、看场电影，不用担心为了照顾病人而遭解雇，经济收入可以渐趋稳定……慢慢适应找回自我的生活，她开始思考她要不要找一个伴，在未来的日子和她一起携手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