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先生多次自己给感兴趣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建立”专题选修课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平原先生不明白：他的课既不时髦，也不激进，怎么教室里的座位永远不够用？即便换到更大的教室，还是场场爆满的。有人也许会去琢磨为什么平原先生在学生中那么“火”。道理很简单，学生虽然年纪轻，也不是永远成熟不了的傻子。追了一阵新，在“振聋发聩”的新潮中跑马过瘾之后，总归还是觉得冷静而翔实的学理耐得咀嚼。平原先生这一套“守旧出新”，乐于做学术长线建设的思路慢慢在学生中生根发芽。不过看着平原先生勤勉安详的样子 ，学生们心里佩服倾慕，却也真不好意思打扰，用自己一时的好奇与躁动的“火花”去打断平原先生精微的学理。平原先生的四周便也不似有的教授那样门生成群门庭若市；但他的书，却以北大为中心辐射到海淀，一直到远近各类读者的手中。
学者的学术魅力，自然离不开他的学术品格。在思路上平原先生偏于“守旧出新”，不轻易选择时髦；在用笔上讲究“温润”与“醇厚”。他讲：“倘若借用世人对‘先锋派文学’与‘传统派文学’的笼统划分，将勇于探索、努力创造或借用新理论新方法的文学研究称为‘先锋派学术’反之则称为‘传统派学术’；那么，我认为，好的文学史家，既非先锋派，也非传统派，而是处在‘先锋派的后卫的位置上’。”
从16年前成为王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到现在，平原先生从沉浸于对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重建”扩展到对整个学术史的“触摸”。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一书导言中平原先生写道：“对我来说，‘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故强调‘亲手触摸’，对动辄抬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治学准则’很不以为然。至于作为一项‘研究计划’，同样不信任首先确立理论框架，而后逐步演绎开去的思路。我更欣赏‘法从例出’的策略。”他还在《游心与游目·学术史研究随想》中写道，“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只是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更是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讲授，而这种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触摸。”
平原先生认为“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大部分只是尝试与探索，并不是真正有长久学术活力的新。”他以史家的眼光说，“这一个世纪的学术失误之一就可以说是没有厚重根基的不断趋新。歧路亡羊，100年来学界吃够了不断游移，无所建设的苦头。平实、醇厚，是我个人明确的学术追求。”
面对自己的成就，平原先生始终保持着“学徒”心态。“做学问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很好，而做更可贵的是要知道自己不做什么。能取重要，能弃更难得。特殊的年代耽误了我的青春和读书的大好光阴，可以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缺憾。自己‘先天不足’可以意识到，也要注意不要‘后天失调’。”
20世纪末，又是一个学术转型期。“一局输赢料不真”，该有人来收拾一百年的学术脉络了。近距离观察早已逝去的时代，获得真知与智慧。平原先生本人的智慧，便获得了不尽的源头活水。
平原先生的夫人夏晓虹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真可说是关起门来夫妇两人便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科研与教学“阵容”。夏老师的研究方向是晚清的文学；而沉浸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打通”近代与现代文学研究疆界的平原先生亦对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脉络颇有兴趣。于是，他们的各自研究便也在西三旗寓所两人各自的书房里相辅相成，书籍资料上也时有“资源共享”之便利。《北大旧事》一书是平原先生与夏老师共同写成；平原先生也在夏老师《晚清文人妇女观》、《旧年人物》等著作作序；夏晓虹老师在为平原先生《阅读日本》一书做的序中叹道：“读书人真是不可救药，‘周游日本’最终变成了‘阅读日本’，而且读后有感，写成文字，结集成书，这确是平原君一贯的作风。”
学者治学，必然与书结缘；平原先生每到一地必先“访书”探路。至于“访书”中的看书、买书、藏书等路数，陈平原自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陈平原和夏晓虹住在蔚秀园单元楼时，房子小，家居之中几个大书柜显得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1996年，搬入西三旗教师公寓。夫妇俩搬家搬得不轻松，因为书太多了。书弄停当，家也就算搬妥了。
平原先生温润、醇厚的文体，得益于他阅读古今圣贤对别人的深切把握与触摸。平原先生总是能让所评述对象所处的时代、文体与自己文章的风格相协调。他的散文风格，尽可从他集子的书名透出：体现了“书生意气”，与“学者的人间情怀”。他讲，“目前，我还没有摆脱职业化阅读的困境。尽管明知这对于谋生与求道都必不可少，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自由自在地躺在蓝天下的草坪上，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读书。”
笔者对于平原先生的感情，“阅读”平原先生的收获，可借用平原先生对自己的文字来表达：“读纸面也读纸背，如此古老的阅读方式，人皆知之。我想强调的是，‘知人’不只是为了‘论世’，本身便有其独立的价值。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得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
学长的“营养价值”
小时候读过郭沫若先生一篇回忆体《我的童年》，里面有个老师自我介绍时说：“学问之道，为师者半，为友者半，为己者半。”这句开场白，却为先生换来了“三半先生”的诨名。先生听到以后并不以为然，说：“一个橘子不还十好几瓣吗？”
小朋友们拿“三半先生”找乐儿，当然合乎儿童心理学原理，但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话其实也不错。特别是现在的我——经历了七八年的留学——对“学问之道”的这“三半”感受很深。细分起来，一个人的求学生涯里会有很多师，很多友，也有不同阶段的多个自我，如果一瓣一瓣地剖析起来，不正像剖一个橘子吗？一个橘子要想长好，需要土壤和阳光雨露都合适——正如同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遇到的环境——如此，每一瓣嚼起来才会是甜的。
2001年，我初到伯克利就有幸认识了一“瓣”很有营养的学长，高峰枫。他是北大英文系出身，在这里念比较文学系，却来旁听我们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唐宋词研讨。课上，Robert Ashmore教授——北大中文系硕士，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的博士——带领我们进行细读。高学长是个训练有素的文学阅读者，总能发现字里行间隐秘的“张力”和工艺。他分明是在向我示范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威力，然而都是在中国诗词学的范围内就事论事，不落半点理论言筌。课程过半，我正对高峰枫佩服得紧，他却消失了，据说是加紧赶制毕业论文，来不了了。从此，Ashmore教授在课上常常若有所思：“不知道峰枫对这一句怎么看？”或“不知道峰枫会对此处做何解？”我彻底服了，觉得高峰枫就像王冕，是只在《儒林外史》第一回才出现的高人。
学长从课堂上消失之前，已经对我这个北大学弟问寒问暖了。我更是很兴奋从此能和峰枫兄论学、喝啤酒、让峰枫兄带我——如同城里老鼠带乡下老鼠一般——去伯克利有名的书店Moe’s Books和Cody’s Books里见世面。（在中餐馆里，峰枫兄一定先问酒保：“你会中文官话吗？”如果回答说“会！”峰枫兄就只跟酒保说普通话。）如今，我亦饱尝了赶写博士论文的甘苦，所以对峰枫兄在我身上花的时间更为领情。几年难得见上一面了。在记忆的咀嚼中，高峰枫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瓣”普通的学长。他的营养价值极高，是不断滋养着我的“高乐高”。
我在来美国前就已经从《读书》杂志上见识这个名字了。2000年某期有一篇《找寻历史上的耶稣》，署名“高峰枫”。我对其渊博而又平易的风格很欣赏。没想到在伯克利，竟能碰到该作者，而且是位学长！高学长钻研拉丁文和古典的学问，拿西方经典中的经典圣经开刀。对于这样的学问我到今天也不懂，所以也不敢乱说。因此，下面不说学问，只说“隐私”。
说高学长的妙处，真不必拘泥于学问上面。就说他的房租吧，真是在伯克利没见过的低。这不是说他住得很破——相反，他的公寓在学生中是很奢侈的，又位于校园附近很漂亮的College Ave。高学长能享如此之福，真真说明了“无所用心”的实惠。当年学长搬进去的时候——我来伯克利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个公寓真是贵。楼主以此价租给学长，觉得一定是稳赚了。为了能稳住学长，更在租约里写了Rent Control的款项——也就是说只要房客不搬走，就不能涨价。学长图个上学方便，乖乖就范，再不挪窝儿了。但谁都没有料到后来房租行情会飙升如火山喷发。就这样年复一年，随着学长的学业有成，旧金山湾区一带的平均房租也翻了一番多。如此，学长以最便宜之价格享受如此美宅，让房地产资本家气死，让出版业资本家乐死。（他把省出来的钱拿去买书了。）楼主多次问他还毕不毕业了，我看是快疯了。人说“一诺值千金”，我看学长这“一诺”，赚了何止“千金”。最后学长终于说要毕业了，还帮我问楼主如果我接着租要多少钱。听到楼主的答复，这回轮到我疯了。
如此美宅，峰枫兄也慷慨地让我白住了一暑假多。我也就在此期间“登堂入室”，进一步窥测学长的“私生活”。事情是这样，国际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Berkeley）暑假期间价格太贵。我搬出来后没地方周转，高兄就收留了我。他搬到客厅里，睡床垫，我在他的卧室里睡剩下的光板儿box。未几，高兄回国一趟，临行前把他那举世无双的房钱塞在写好的小信封里，让我按月塞在“经理室”的门下。我每天上午在暑期学校学日语——系里要求学两年半的日语——下午写作业，在国际会馆打工，周末全打工，做小卖部的伙计。每天晚上复预习日语之余，唯有仰望高学长的若干大书架以解乡愁。望着堆得满满的洋书——极贵，每本儿至少二三十美元——我想：这钱就是用来下馆子也够好几年啊！我也想起了我系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爱说的一句话：读书人是长了两只脚的书橱。
独自享用如此美宅，我就把床垫又搬回box上面，躺着看高峰枫的书。可惜我那时的知识比现在还贫瘠，又太忙，面对这么多宝贝，真是吃不动，只留下了若干模糊的印象。我后悔当时没拿个本子把书名作者名都记下来。要想重访这些面目模糊的朋友——我想——也只好以后“登堂入室”高峰枫在北京的家了。高峰枫也曾教我一个好习惯，那就是用本子把看到的好文章都给抄下来，一来养眼，二来养心。这一点我是听进去了，到现在不论是引用资料还是揣摩中英文章法，都受惠无穷。这些摘抄到今天我都已经给“数码化”了，还不时地放在“博客”上去显摆一番。
暑假过得很快。塞了两回小信封，我的日文强化课也上完了。有一天回来推开门，听见古典音乐，知道峰枫兄回来了。果然，床垫又回到客厅，峰枫兄正躺在上面睡呢。第二天，他连时差也没倒，就明显加快了写论文的步伐。我看他自律极严，坐功极佳，是个早起早睡并以蔬菜胡萝卜代肉之人。他说只有上午干够了一定的活儿，心里才觉得踏实。一直到天黑之前，他都是这样伏案正坐。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个下象棋的软件。我看他换脑筋的时候，就以此下棋自娱。天黑之后，峰枫兄就从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看书，跟我聊天儿，处理杂务。他还要看一集中文电视里的“小李飞刀”，看的时候还“嘿嘿儿”地一个人乐出声儿来。到了九点多，他再听听古典音乐，翻看金圣叹评点的古典小说，喝杯牛奶，然后就早早地躺在床垫上睡觉了。就这样，天天如此，除了在周末他会抽出一个半天，坐地铁去旧金山中国城的一个文化中心去拉二胡。（或者是板胡、京胡或高胡，再不就是弹琵琶或打扬琴——我记不清了。）
八月中旬，新学期伊始。每天把书读来读去，课听来听去，我仿佛一个人同时开练几种武功，方寸大乱。高兄看我这个样子就安慰我：你自个儿别乱，先往里灌，以后总有一天会清楚的。再后来，我找到了住处，搬出了高兄的“美地”。如学长所言，我每天努力往里“灌”。可惜再也听不到学长看“小李飞刀”时的“嘿嘿儿”声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学长毕业了，要归国了。临行前，在人民公园（People’s Park）里，峰枫兄留给了我一口袋书——他说实在太沉，搬不走了。其中有德语和法语词典——他说以后用得着，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词汇学名著Chasing the Sun，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章太炎研究，历史学家Paul Cohen的义和团研究，William Harmon编的文学术语手册，等等。人民公园一别，学长就回北大英文系教书去了。面对这些书，我茫然若失了好一阵子，如同漫画《三毛流浪记》里形单影只的三毛。
“一诺千金”、“内力深厚”、“临别授予秘笈”，还有拉二胡……这些都是大众想象中“大侠”的风范。我很幸运在步入当代“儒林”的第一“回”，就能遇到峰枫兄这样的高人。有一次我在E—mail里谈他留下的这些书对我多有帮助。他回信说都忘了把《文学理论》送给了我；有时还纳闷：这书去哪里了？还以为寄回来的时候弄丢了呢。古人讲：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我不但没报，还尽在这里披露学长的“隐私”。好在学长是个宽厚之人；现在没准儿正对着书橱，拉二胡偷着乐呢！
伯克利忆往（一）：从“pleasant”到“hilarious”
梦中回到的过去，与回忆庶几相似。然而梦里的过去倏忽即逝，来不及提笔就“眼睁睁”地目送其重新溶解在潜意识的海洋中。回忆与此不同，往往在清醒的时候来敲门，虽然同样来去无踪得没有道理，但是可以用笔来抓住它的躯壳。这一年来，关于伯克利七年的有趣回忆常常会自己冒出来，而冒出来了就应该写下来才好。比如今天就又想起了兼具 pleasant 和 hilarious 的一段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