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27年的茅盾，是政治活动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家。他是在政治上感到迷惘和彷徨，同时受到白色恐怖压迫的时候才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最终成为了左翼小说的巨匠。政治生涯为他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沮丧。他悲愤于那些血腥的屠杀，困惑于革命阵营里的动摇和溃散，震惊于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轻易地被摧毁。“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悲哀，人生的矛盾，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生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茅盾的第一篇小说《幻灭》就写于这种心情之下。可以说，在政治理想破灭后，茅盾把小说创作作为社会斗争的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作品是作者思想矛盾的产物，也是时代痛苦的结晶。《幻灭》投稿时以“矛盾”为笔名，他用“矛盾”作为自身形象和其处女作主题的定位，折射出被抛入历史文化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复杂心理。关于《蚀》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茅盾说：“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蚀》包含着作者早年丰富的社会政治体验和社会情绪体验，它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描述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斗争，迅速真实地反映了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心理。可以说，《蚀》所反映的矛盾现象是多层次的，既反映了时代的病象和矛盾，又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与自身的矛盾，也反映了作家内心世界的苦闷与矛盾。第一部《幻灭》主要通过章静写了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武汉风云变化的现实生活。女主人公章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从小在母亲的爱抚和安静的生活中长大，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在理智上是向往光明的、“要革命的”，但感情上每遇顿挫便灰心；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后感到寂寞便又寻找光明，然后又幻灭；她的人生历程是不断追求又不断幻灭的历史。章静在中学时代热心于社会活动，后来幻灭，则以读书为逃路，然而又耐不住寂寞，恋爱成为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当发现所爱的人是一个暗探时，她就躲进了医院。当恋爱的创伤平复后，她的理智又指引她再去追求，想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她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感到了幻灭，后为革命形势的鼓舞，怀着“新的憧憬”来到革命中心武汉，也曾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也曾为在南湖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激动过，先后干过政治宣传工作、妇女工作和工会工作，但由于不了解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最后，所爱的强连长接到归队的命令，她更感人生如梦，前途一片灰色。静女士抱着脆弱的感情，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幻灭，这些恰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与静女士相比，另一人物慧女士则在恋爱中遭受理想的打击后，失去了再次追寻理想的渴求，所具有的只是向男性复仇的心理和消极厌世、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以及玩弄男性的自欺欺人的生活态度。第二部《动摇》写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复杂剧烈的矛盾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在作品里得到鲜明、生动的反映。暴风骤雨似的群众运动和地主豪绅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的人物活动，构成了一幅多彩的时代画卷。小说中，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方罗兰，“遇事迟疑，举措不定”，表现出最充分的“动摇”。方罗兰内之动摇于婉丽贤惠的妻子和爽快活泼的浪漫女性孙舞阳之间，在骚扰不宁的家庭纠纷中变得委琐而烦闷；外之对胡国光的两面三刀和风云变幻的形势感到束手无策。胡国光混进店员工会、县党部兴风作浪，方罗兰又不敢作坚决而大胆的斗争，他在处理店员和店东矛盾的时候，更加充分地暴露了他的软弱无能。有“积年的老狐狸”之称的投机者胡国光，在辛亥革命时期首先剪去辫子，“仗着一块什么党的襟章，居然在县里开始当起绅士”，大革命中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了革命阵营，并取得商民协会执行委员兼常委的职位，以伪装的面具掩盖投机破坏行为，鼓动店员工会反对省里特派员李克，策划了一系列的流氓暴动。胡国光和方罗兰的活动贯穿在小说的全篇，两种人物隐现了整个北伐革命主体的内在危机。第三部《追求》茅盾称之为“一件狂乱的混合物”，“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中所写的人物有张曼青、王仲昭、章秋柳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高潮时都曾一度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既看不到希望和光明，又不愿苟活沉沦，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常常是盲目挣扎，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在对政治失望后想以“教育救国”，但他在反动当局及其走狗压制学生的淫威下和习俗势力的猖獗面前，既不能救出无辜的学生也不能救出自己，他最后的憧憬也被无情的现实宣告为绮丽的幻影，从而变得愈来愈消沉。“半步主义”的王仲昭进行“新闻救国”，但主办的报纸栏目改革计划平庸浅陋，意趣相当低，且不为当局所容，他对爱情的追求也因爱人的突然遇险而归于失败。章秋柳经常在无力的绝叫中生活着，有“向善的焦灼”，但更多“颓废的冲动”，是一个美丽而有活力、感情热烈充满矛盾的女性。她不甘平庸，想结社与恶浊的社会对抗，但失败后感到空虚、孤独，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自己。《蚀》三部曲恰如日食月食一样，明暗交织，吹拂着悲凉的气息。
《蚀》的创作是茅盾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它从对中国革命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独特角度来反映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北伐战争的情势、武汉蜕变前夕的尖锐斗争、南昌起义的枪声等，虽然不是直接的描画，但通过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展现了纷繁复杂的时代风貌。作者丝毫不回避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深刻的认识、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像《蚀》这样以宏大的气势、广阔的场景迅速反映大革命前夕的历史面貌的作品，当时还未曾出现过。《蚀》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地写出了他们心理状态，展示了人物不同的个性特征，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两类时代女性形象：静女士、方太太式的性格娴静、内向的东方女性与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式的性格泼辣、外向的类乎西方女性的典型。作品塑造人物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精细的心理刻画来展示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尤其对女性的心理刻画是《蚀》中最生动的篇章。《蚀》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故事，各篇结构自行独立，布局方法各异。《幻灭》以静女士的活动为主线，《动摇》以方罗兰、胡国光的活动为主，《追求》以章秋柳、张曼青、王仲昭三人的活动为线索，是一个复调式的结构。《蚀》的场面描写很有特色，许多场面像诗一样，有豪迈激情的，也有脉脉温情的。全书语言总的特色是绚丽而又犀利，恢宏而又细密，在描写各种不同人物所采用的语言中，又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如对他所否定的人物，多用辛辣话语；对所同情的人物，多用柔和的话语；至于他所同情的弱者，则用炽热的笔触。茅盾的这些创作技法既是自己文学理论的实践，又为以后《子夜》的创作做了准备。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作品充溢着凄哀的抒情基调和深厚的悲观色彩，在表现人物恋爱的苦闷和两性关系时，存在着一定的自然主义倾向，语言上还有欧化的痕迹。
《虹》是茅盾“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的作品，延续了他在创作中试图把握时代重大事件和革命进程的艺术构想。作品通过写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大波澜中的种种挣扎、反抗，写出了中国知识青年从单纯反抗封建婚姻对个人的压迫到投身群众斗争行列的曲折历程。女主人公梅行素本是天真无邪、受父亲宠爱的小姐，由于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接受了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勇敢地反抗不合理的婚姻。父亲把她许配给姑表兄柳遇春，但她却爱上了另一个表兄韦玉。她起初以为嫁给柳遇春后可以依靠个人的力量征服柳遇春，获得自由的生活，没有料想到却将自己置于家庭的牢笼之中，婚姻的问题使她痛苦、沮丧，待到柳遇春阻碍她同韦玉的诀别时，才毅然冲破牢笼，离开柳家。梅行素反对妥协，认定目标往前冲，“她唯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寻找一条光明幸福的道路。她先到一个有“新思想”的学校教书，后来到了提倡所谓“新思想”的军阀惠师长家里做家庭教师，她发现到处弥漫着混浊的空气，“新思想”的骨子里还是陈腐的观念，是道德败坏与胡作非为，因而离开了闭塞的四川，到达革命中心上海。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初到上海时感到十分迷茫，后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初步觉醒，朦胧地感到另一个光明的世界。茅盾借梅行素的人生轨迹显示了一条中国妇女走向解放及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必由之路，同时对道路的曲折性与艰巨性，保持了清醒的认识。《虹》是一部中国最初觉醒的知识女性艰难曲折又绚丽多姿的心灵变迁史，作品在体现时代性和社会性上取得了成功。与《蚀》相比，《虹》具有了乐观昂扬的基调，广阔而多方面地表现梅女士的性格发展。结构上以一个中心人物的活动为线索来展开故事，小支线与主线之间有内在的联系，采用半倒叙的方法，在艺术上有广阔、严谨、细密的艺术风格。《虹》在写作上也有不足，后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写得生动、细腻，有草草结束的痕迹，写梅女士在革命斗争中的转变，也不够有力。
长篇小说《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全书19章，共30多万字，始作于1931年10月，完稿于1932年12月。小说以宏大的艺术构思，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重大矛盾和斗争，它不仅是茅盾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之一。《子夜》发表后轰动社会，三个月内重版四次，成为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杰出代表。茅盾设想要把《子夜》写成一部城市与农村交响曲，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改以城市为中心。《子夜》的成功得力于作家政治经济的宏观思考，但决不是政治经济观念的简单图解与演绎，它是一部中国现代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悲剧。《子夜》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鲁迅曾多次称道这卜作占品。瞿秋白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子夜》的出版”，他高度评价了《子夜》的文学史意义和文学价值。为创作《子夜》，茅盾在早年生活经历的基础上，还参观考察了上海的丝厂、火柴厂和华商证券交易所，可以说，《子夜》的创作所调动的是茅盾30多年的全部人生经历与生活体验。关于《子夜》的写作目的，茅盾说：“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是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是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我打算从这里下手，给以形象的表现。”小说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准确地把握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史纠葛，完整地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果说鲁迅以杂文的形式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波澜壮阔的声势以及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那么，茅盾就以小说的形式从各个角度显示了当时社会的全般风貌，并回答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民族资本家的出路问题。作品既有政治经济的内涵，也有都市中人伦关系、文化风俗等社会文化心理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