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明世宗）
大明帝国“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被赶尽杀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垄断了中国对日本的贸易。自此，大明帝国对外政策开始单纯采取守势。就在大英帝国热火朝天造大炮的同时，大明帝国的军人却在啃砖头、垒长城，在第一轮世界强国竞争中，大明帝国被淘汰出局！
朝贡贸易续：土木堡之变
明仁宗、明宣宗是两个有作为的皇帝，可惜，也是两个短命的皇帝，所谓“仁宣之治”加到一起不过只有十一年。明宣宗给大明帝国留下了一位九岁的继承者——朱祁镇（明英宗），还有一个太监——王振。英宗朝，在大明帝国与瓦剌瓦剌部族的战争中，明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历代以来，很多人总结了土木堡的教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王振对土木堡之变负有直接责任、明英宗负有领导责任。
其实，土木堡之变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朝贡贸易。
当然，朱祁镇刚刚即位的时候，帝国还是看不到危机的。从最初一段时间王振的表现来看，他似乎也不可能成为帝国的祸患，因为宫内有以公正廉明著称的张太皇太后，朝堂上有大名鼎鼎的“三杨”内阁，就连王振自己也以督促英宗读书为己任。
小时候朱祁镇喜欢玩皮球，这好像是所有男孩都喜欢的游戏。当时，王振也看到了朱祁镇玩皮球，然而，他没有教唆这位帝国的继承人继续玩耍，而是在地上长跪不起，恳请朱祁镇回到书房用功读书。诸如此类的把戏赢得了朱祁镇对他的信任，后来，朱祁镇居然不再直呼王振姓名，而是称呼他为“先生”。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同样赢得了太皇太后的信任：让他出面调和“三杨”矛盾，赋予他秉笔“披红”的权力（即替皇帝批阅奏折）。也许，在太皇太后眼中，王振是一个能秉公处事的人。
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假象，一个贪婪太监的伪装，王振耳濡目染了至高权力之威，所有伪装的目标都是获得这种权力，只要熬到太皇太后死去，以他跟皇帝的交情，天下就要跟他姓王了！
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哪怕是暂时隐忍自己贪婪、凶残的本性！
王振并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会在乎权力的副作用：权力并不能创造财富，只能毁灭财富，权力每攫取一份财富，不知道有多少财富被毁灭；一旦权力的力量反噬，但求做一富家翁亦不可得！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死去或退出内阁，王振立即变身为大明帝国的煞星，把人性之恶演绎到淋漓尽致……
——外放官员来京陛见，都要有一道必修课——去王振那里孝敬。否则，皇帝还没见到就可能先被处置了，重者“下法司论死”、“谪戍于边”，轻者也要“致仕去”。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熬了个官，就因为忽视王振，最轻也要被罢官。让你装作不认识我！
——王振府邸车水马龙，包括吏部尚书在内的朝官，大家见了王振都要像见了皇帝一样磕头。
——只要给王振送足金银，就能得到想要的官职。一时间，靠贿赂王振得官者充斥朝堂，他们也被冠以“金中书”、“银主事”之类的绰号。
王振终于扬眉吐气了，悲剧的序幕也这样拉开。
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历史上，朱棣把“朝贡贸易”发展到极致，朝贡者也包括蒙古人的后代之一——瓦剌。这也难怪，当时大明帝国主要的对手是黄金家族后裔，瓦剌部族的存在对靺鞨部族是一个绝大的威胁。
为了扶持瓦剌部族，朱棣下令，瓦剌每年可以派遣五十名使者来京朝贡，当然，这笔生意还是要遵循“薄来厚往”的原则。自从进入大明帝国起，使者饮食起居就不用自己操心了，一路上不但可以享受很多美食，还能观看很多教坊司的御用歌舞，大概这种待遇很好，这些使者会在京住上几个月之久；所有使者都可以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按最低等级计算大概也够在边陲之地生活个三年五载！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所有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在大明帝国扶持下，仁宣年间，瓦剌不但已经彻底遏制了靺鞨部族，还向西降服了哈密、沙州、赤斤等部族，向东攻破兀良哈三卫，进而控制女真、威逼朝鲜，征服了元亡以后最大的疆域。
如果按照朱棣“谁强就打谁”的逻辑，瓦剌部族一旦壮大了，就应该成为敌人了。可是，现在当权人并不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皇帝朱棣，而是眼睛里只有钱的太监王振。他不但没有禁止瓦剌入贡，反而扩大了瓦剌的朝贡规模：瓦剌朝贡的队伍从五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居然发展到数千人。
因为，瓦剌部族的首领也先实在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在派来使节的同时，也给王振带来了丰厚的贿赂。
在王振看来，也先跟自己一样，不过是贪图财富、多要几个出国名额而已。既然自己已经拿到足够的贿赂，就可以赏赐给瓦剌使者足够的赏赐，又不是自己的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也先跟王振还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素来以复兴大元帝国为己任。所以，他派来的数千名使节绝不仅为了出国旅游，除了官员、商人，还有很多士兵——在瓦剌地盘上是士兵、到中原就成了强盗，一路上烧杀抢掠，顺便走私铜器、铁器！
大明帝国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刘球等一批侍讲学士曾先后多次向朱祁镇当面提及瓦剌朝贡的危害。当时的北京还没有今天的长城，大同、宣府等要塞的烽火台早在永乐末年就熄灭了，放任瓦剌无限制增加朝贡使团，很有可能某一天瓦剌骑兵就会突然出现在帝国的首都。借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描述：这种情况下，惟一能保卫帝国首都北京的设施居然就是北京城的城墙和九门。
刘球：与瓦剌通商，不但空耗国家财力、滋养敌国，西北、华北一带黎民早已不胜其烦，此举误国，断不可再行！
王振：你挡我的财路，我就断你的生路！
正统十年，刘球被下狱并迫害致死。
本着友好的原则，王振居然将杀死刘球的消息通知了瓦剌部族：现在没事了，放心派人来吧——只要你给我足够的贿赂。此后，瓦剌朝贡使团的走私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次数也从每年两次变为每年四次。为了招待这些人，京城居民每年要无偿提供牛羊上万只、酒上万坛、鸡鸭瓜果无数……
一方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搂”乎！另一方面，当时北京城里的人口不过也就几十万，承担几千人食宿并非一件很轻松的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军民应用毕日所存无几”。
正统十三年，瓦剌一次向大明帝国派出了近三千六百名使者。不过，这一次也先好像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贿赂王振。
在王振看来，派多少人来其实不是大事，忘记贿赂就是大事了，所以，王振火了！那一年，王振破天荒地下令礼部要认真核查瓦剌使者的资格！最后，经礼部核算，这将近三千六百名瓦剌使者，只有六百多人符合使者资格，其余人员要驱逐出境（食宿费自理）！另外，经过认真核查，瓦剌此次送来的贡马均为伪劣残次品，所以，马价要降低到90%，对瓦剌的赏赐也要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
对这种结局，也先也很恼火。
不仅是因为砍掉赏赐、马价、不再报销食宿费用，而是因为上一次朝贡使团的人曾经说过，大明帝国已经许诺把公主嫁给他（野史传闻，也先的朝贡使团曾跟几个看大门的聊天，期间可能谈到此事，就当做功绩报给也先了）。
现在，也先不但没能迎娶到美丽的公主，朝贡使团反而在大明帝国被一个死太监百般羞辱！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率兵四万，以明朝悔婚、侮辱使臣为由出兵毫无准备的大同府。
明朝对此的反应也是非常迅速的，在王振唆使下，明英宗率京师附近二十万军队御驾亲征！
动员二十万军队用了多长时间呢？
三天！
从下达命令到集结出征，一共用了三天时间。其实所谓准备，不过是每个士兵发白银一两（由此可见当时白银已经是主要货币之一）、衣服一身、鞋两双、炒面三斗。《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此给出了简洁明快的评价：准备不足、供应很差、领导无能。
八月二日，已经到达大同的王振听说也先军队非常凶悍，双方未接一战，王振就下令撤兵——对街头混混来说，打不赢就跑也是很常见的。
问题就出在撤兵策略上。
按原计划，撤退路线是蔚州和紫荆关南面的一条比较隐蔽的路线。王振说，这样撤退是为了避免军队两次经过一条路线，过分骚扰沿途居民。《明史》则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蔚州是王振的老家，王振要让大军经过自己的家乡，让乡里乡亲都看看自己的权势：当年我进宫的时候不过是个小小的学官，现在已经统帅二十万大军！
王振全然没有想到，二十万大军是人，也是“城中少年”、“乡间少年”聚居之处，何况他们身后还有四万如狼似虎的瓦剌骑兵！临近蔚州的时候，军队已经明显失控，他们不但毁掉了沿途的庄稼，还焚烧村落、打家劫舍。准备衣锦还乡的王振突然意识到，如果二十万大军真的经过自己的家乡，自己在蔚州的田产将受到莫大损失。于是，王振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决定：大军返回大同，沿着原有出兵路线，从宣府返回北京！
王振忽悠皇帝跟他一起出征，当然不只是为了炫耀一下，那是一定要借着皇帝的威名在所经之处狠狠捞一票的。
就是为了这一票，彻底毁灭了明朝二十万军队。
八月十三日，二十万明朝大军距离怀来城只有二十里，只要进了城，瓦剌骑兵在攻坚战中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就在这个时候，王振突然下令在附近的土木堡扎营、不再进入怀来城，因为，王振一路上捞了一千多车礼物（索贿所得），自己进城了，财物被人私分了怎么办？
土木堡是兵家所谓的“死地”——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就在这里，长途跋涉的瓦剌军队看到了刚刚安营扎寨的明军。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明史中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明军未做任何抵抗即全军溃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皇帝朱祁镇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状元及第）等数百文官全部战死；骡马二十万头及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王振在乱军中被一位愤怒的明军将领樊忠锤杀，樊忠临终时高呼：吾为天下诛此贼！
可惜，太晚了。
刘瑾的救赎I：需求理论另解
土木堡之变以后，兵荒使口外大片军屯荒芜，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帝）即位后下诏“近边官豪势要一应人等有力之家尽力开种”。
诏书下达之日举国欢庆，皇亲国戚、封建官僚、地痞流氓全都跑去圈占军屯、皇庄，大家都夸朱祁钰是个好同志啊！
皇帝的意思原本是开荒，大家现在的意思是：无人耕种的土地要抢、有人耕种的土地也要抢！为此还发明了很多方法逼迫小农放弃自己的土地：包赔屯田籽粒、投献、捐输，等等。虽然名称各异，实质却只有一个：强势分利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挤压普通人的生存空间，逼迫他们献出自己控制的土地。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抢占皇庄、军屯，就这样过去了几十年，大明帝国经历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几位帝王，进入了正德朝。
正德年间，有一位吏部尚书叫做梁储，他的儿子梁次摅是地方上的“锦衣百户”。梁次摅生活的地方有一个人叫谭观海，家中有一百多顷良田，也算是小康之家；当地还有一个人叫杨端，是一个恶霸。
杨端看中了谭观海家的一百多顷田地，在他的操纵下，谭观海因为一件小事被判处了死刑。杨端的如意算盘是，一旦谭观海被处斩，他的一百多顷土地就归在了自己名下。
谭观海有一定的财富，所以，还是有一些自我保护能力的。他通过一个朋友，把土地投献给梁次摅。所谓“投献”，即中产之家把土地送给封建官僚、自愿降为佃户，以免除无尽的骚扰或者杀身之祸。
“投献”在当时相当普遍，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这笔交易中，谭观海把土地送给了梁次摅、梁次摅则保谭观海平安。当地官府当然不肯去得罪吏部尚书的儿子，也就无人去抓捕谭观海，杨端的诡计眼看就要落空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有点骇人听闻了。
梁储虽然贵为吏部尚书，却以廉明著称。老子都这样，儿子就不用说了，所以，杨端不觉得梁次摅有多难惹。于是，杨端直接派人把谭观海原来的佃户从土地上打跑了，在这次冲突中，共有四名谭观海的佃户被殴打致死。
看起来，杨端对这类恶事已经驾轻就熟，打死个把人也习以为常。不过，这一次他确实惹事了！梁次摅属于标准的高干子弟，没事的时候尚且要去抢夺别人财富，何况杨端上门来找茬！
为了永绝后患，梁次摅联合前吏部尚书的儿子戴仲朋以及另外几家富豪，并且动用了军队，直接杀掉了杨端全家和杨端的所有佃户（尽杀诸杨，以快其忿，且绝后患），一共二百余人成了刀下之鬼！
当然，杨端和谭观海所有的土地也被梁次摅、戴仲朋等几人瓜分！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突然冲进来一群人，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你以为这是日本鬼子进村吗？
如此“法当极典”的案件报到了刑部，刑部居然说自己无权过问此事；于是，案件被推到三法司（明代最高审判机构），三法司的结论却是“此案难以常例处之，请皇帝圣裁”，没人肯为二百多条人命得罪吏部尚书！
正德皇帝给出的判决结果非常耐人寻味：梁次摅和戴仲朋杀人事出有因，发配边卫五年（五年中照样可以在边境做官），另外，谭观海、杨端的土地全部归梁次摅和戴仲朋，杨端手下那二百个佃户就算白死了！
我猜想，为抢夺土地以至于派兵屠村的事情也许确实是极个别事件，却也足以昭示当时土地兼并的惨烈。
第一个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人，正是正德皇帝手下那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刘瑾！顺便说一句，在中国历史上，正德皇帝以爱玩出名，以此而论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普通人没钱玩不到这个地步，皇帝又无人敢玩出如此花样）。
刘瑾，本姓谭，陕西兴平人，六岁入宫，后追随一个刘姓老宦官而改姓刘。刘瑾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终于从一个敲钟的小杂役熬成了朝局之上呼风唤雨的大太监。
刘瑾并没有取得王振那样的绝对权力，他只是抓住了正德皇帝的弱点，专门等皇帝玩在兴头上的时候去请示汇报。
于是，正在兴头上的皇帝就很生气：我养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自己不会处理吗？于是，刘瑾才成为所谓“立皇帝”！于是，刘瑾才有了斑斑劣迹。
历代史家关于刘瑾的论断比较有意思：首先，大家一致认为刘瑾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这一点确定无疑；然后，大家对刘瑾的恶行成因产生了争议，有人认为刘瑾是一个坏事做绝的家伙，也有人认为刘瑾干坏事的原因是因为想干好事，只不过他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受五种需求驱策，这五种需求依次为：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刘瑾认为，自己是高层次的成功太监，所以自己要从“生存”这样的低层次向“自我实现”这样的高层次跃迁（请注意，是跃迁，不是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