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袁一生不打牌、不吸烟、不好饮酒、不爱京剧，唯独喜欢吃北京烤鸭和黄河鲤鱼；段虽然也嗜好不多，但痴迷围棋，陷入太深，只要他在下棋，“天子呼来不上船”，经常见他左右站着等候请示公事的下属，容易误事。
七、从服装上看人之个性，袁氏喜欢穿军装，肩章三颗星，极似中山装，可见其英姿飒爽。袁氏虽从来不穿西服，但是喜欢看年轻人穿西服。段则相反，不喜欢穿军装，最恨西服，尤其不喜欢硬领与皮鞋，每逢接见、宴请之类的礼节仪式，穿燕尾服需要别人帮忙。
八、段祺瑞言行、衣饰皆效仿袁世凯，但不能学到惟妙惟肖，往往形似神不似。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北京开追悼会，段祺瑞原准备参加的，后因脚肿，皮鞋穿不进去，遂取消了这个计划。这既失礼，也给政敌攻击以口实，这是段氏修养不到家。这方面袁世凯则高明得多，政治永远摆在第一位，皮鞋穿不进穿布鞋，也要去参加追悼会。
袁世凯与段祺瑞，后期关系变得微妙，又有袁克定梗塞其中，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段祺瑞和冯国璋本是老袁一手扶持起来的，原来是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渐有不听调度之表示。北洋三杰中，老袁最放心的是王士珍，此人不争权，不重名，只有一样，对清廷感情特深，民国成立以后便主动提出告老还乡，回山西老家当遗老去了。老袁要排斥段祺瑞，最好的办法是借重王士珍。他派袁克定乘火车专程赴山西正定府，接王士珍进京，授“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处长即是袁世凯。王士珍的角色相当于三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袁），实际上剥夺了段祺瑞的军权。
另外一个举措是成立模范团。眼看着亲自带起来的北洋旧属渐渐不听指挥了，袁世凯曾经感慨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要睡到下午才上班，芝泉（段祺瑞）又经常装病不到衙门，叫我怎么办？”袁的办法是弃旧人，用新人，忽然重用了蔡锷、蒋方震等日本留学生。模范团成立于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由袁世凯亲任团长，陈光远任副团长。袁无论多么忙，每星期必定要骑马来观操一次，召集军官训话一次。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两个团，机关枪一营，成绩奇佳。第二期改由袁克定任团长，陆锦为团副。袁世凯与段祺瑞摩擦最剧烈的，即为模范团之事。尤其让段不能容忍的是，模范团第二任团长，竟是跛足的袁大公子，这明摆着袁对段不放心，想把兵权一点点从他手中夺光。
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及其夫人。
段祺瑞是有个性的人，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恢复了对袁的跪拜礼，段祺瑞认为，民国了，一切要有新起点，不愿意屈膝下跪。冯国璋劝他说：“总统就是过去的皇帝，脱帽行礼和跪拜都一样，何必在意形式？”冯国璋带头在袁世凯面前跪下来，段祺瑞见状只得跟着跪下磕头。袁世凯还比较谦逊，连忙把二人扶起，嘴里念叨：“不敢当，不敢当。”到了大公子袁克定那儿，两人也要行跪拜礼，心中自然十二万分委屈，更气愤的是袁克定竟端坐不动，受之泰然。跪完之后，段祺瑞怒冲冲地朝冯国璋发火：“大少爷的架子比老头子还要大！我们做了上一辈的狗，还要做下一辈的狗！”事后袁克定淡然地说：“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他们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尾大不掉，我偏要折折他们的傲气。”
有张佩蘅这么一层关系，袁克定成了段祺瑞的大舅子，可是两人的关系形同水火。当初成立模范团，袁世凯提议第一任团长由袁克定来当，段祺瑞坚决反对，袁世凯同他商量半天，依然是两个字：不行。闹得袁世凯很不高兴，最后只好摊牌：“你看我当行不行呢？”
这样一来，段祺瑞无话可说了。但是到了第二期，模范团的团长还是由袁克定当了，这件事使段祺瑞很郁闷。
袁克定架子大，对段祺瑞很不客气，洪宪帝制时，因段祺瑞不赞成帝制，袁克定对他尤为怨恨。据袁家女婿也是段家妹夫的薛观澜说，段祺瑞在公府乘坐人力车，克定幼弟三五成群，纷纷以雪球掷之，称其为“段歪鼻子”。如此当面侮辱，段岂有不留遗恨之理？
袁世凯将义女许配给段祺瑞，结下这门姻亲，恐怕没想到后来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在政治利益面前，姻亲关系也变得很脆弱，只能退居二线。
不过在段祺瑞心里，对袁世凯还是有深厚的感情的。有一次段入袁府，行三鞠躬礼，袁世凯命坐，忽然关切地来了一句：“你的气色还不见好。”段祺瑞答道：“多谢大总统赏赐的人参，吃了便觉得好多了。”袁世凯沉默片刻，长叹一声：“到今天才看出来，只有我俩的老交情是最可贵的。”听袁世凯提到“老交情”三个字，段祺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袁对段的心理战，轻松取胜。洪宪帝制取消之前，袁世凯日夜难眠，派人给段祺瑞送了一封密函，请段速到新华宫。袁世凯看着段祺瑞的眼神，低沉地说：“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啊！”看到自己跟随了二十多年的老主子这副可怜的模样，段祺瑞心情极其复杂，站起来说：“只要大总统取消帝制，一切善后事宜，当全力以赴。”
袁世凯死后，北京举行盛大的政府公祭，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主祭。当送柩的专车从前门火车站出发时，段祺瑞肃立在站台上，目送着徐徐驶去的列车，聆听着一声声渐渐消散的礼炮声，内心的复杂感情1916年的袁世凯灵堂难以言表，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姻娅之亲：一匹骏马来头大
张镇芳有个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因此袁家称张为“五舅”。姐姐出嫁的时候，张五舅年龄还小，他没有想到自己日后的仕途生涯会与此有关，而且关连极大。在河南项城，张家和袁家一样，也是望族大户。其祖父张致远，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有望。但是，临考之前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张氏因此而无意仕途。其父张瑞祯，半生苦读，考运却不佳，直到50岁才中了个乡试举人，有点窝囊。但是张瑞祯的妻子却有点来头，是漕运总督刘永庆的姑姑，名叫刘静斋。张瑞祯夫妇眼看自己这辈子不行了，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两个儿子身上。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张镇芳、张锦芳兄弟就是在这么一种严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张镇芳（1863～1933），字馨庵，号芝圃，河南项城阎楼村人。
张镇芳出生时，张氏家族已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蓄日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家修建了一幢书楼，藏“经史”等书万余卷。有几代先辈的铺垫和积累，到张镇芳这一辈也该发迹了。光绪十年（1884），张镇芳考上廪生，次年为拔贡，再过几年又中进士，那时他29岁，被分配到户部做了个六品京官，虽说是跑腿打杂，但接触的人都是朝廷的当红大人物，当官的凌云之志遂在心中萌发，官途大道徐徐展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张镇芳刚服丧回京不久，对骤然而至的事变毫无准备。
京都陷落当夜，他看见军机处、礼部、内阁中书等一帮官员都脱下了清朝官服，换上便装要逃跑，名义上还有个好听的词：护驾。张镇芳不再犹疑，上街买了套便装，迅速换上衣服，出西直门去追赶圣驾。出城走了十几里路，就见逃难的人纷纷返回，上前一问，原来前面有散兵匪徒拦路抢劫。有几个人哭哭啼啼，哭诉家产已被抢劫一空，周围一片同情之声。
此路不通，张镇芳只好折回老家项城，待筹措好盘缠后，再由河南赶到陕西。他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一直到潼关才追上銮驾。对这样一个忠臣，慈禧太后升任他为陕西司行走，直接效命两宫。签订《辛丑条约》后，两宫由西安回銮北京，东绕黄河进入直隶，袁世凯安排了盛大的迎驾仪式。那天晚上，张镇芳会见了袁世凯，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袁力劝张外调地方，并推荐他去山东当官。张镇芳权衡利弊，没有轻易答应，他走的是稳妥路线，还是先回京都看看再说。
果然，回到京都，慈禧太后赏他四品衔，官阶终于上去了。
李鸿章病死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张五舅靠袁世凯开始飞黄腾达。先是委为银元局会办、直隶差委总办、天津河间兵备道，后又擢升为长芦盐运使，官衔也由四品升到二品。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遭御史参劾，回籍养病，直隶总督由张镇芳代署，这个代理大省长的官职，已经是从一品了。
张镇芳一生很少与袁世凯闹别扭，在政治上与袁保持高度一致。
民国初年，张镇芳在袁世凯手下担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洪宪帝制，张是拥护派的积极分子，又是袁家的私人账房，袁世凯事无巨细都与他商量。张勋复辟，张镇芳也是坚决的支持者，这个晚清遗老被封为“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掌管“小朝廷”的财政大权。复辟闹剧只上演了21天就草草收场。张镇芳以内乱罪被逮捕，由大理院管辖审理，被判无期徒刑。
“政治犯”，是个很难确定罪状的，“大”能说成无穷大，“小”能说成不是问题，关键取决于当局者的态度。北洋时期的官场主要认个钱字，通过段芝贵等人的疏通，更重要的是其子张伯驹以父亲张镇芳的名义捐纳赈灾银元四十万。张镇芳判刑后的第三天，就以身体有病，保外就医的形式被送回了天津，坐牢三个月后重获自由。
经历了这次折腾，张镇芳对政治心灰意冷，在天津担任过盐业银行董事长，一门心思去考虑如何赚钱了。
张镇芳一生无子，过继了弟弟张锦芳的儿子张伯驹为嗣子，这个嗣子后来使张家八面威风，名声大震。
张伯驹（1898～1982），字家祺，因其姑母嫁到袁家的缘故，他与袁克定、袁克文成了表兄弟，而且一生关系融洽，是莫逆之交。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余三位分别是袁克定、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兄溥桐）。张伯驹出入过军界，从事过金融，最后扬名在文物收藏及诗词上，所谓“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指的就是张伯驹这样的人。
同时，张伯驹是个全身充满矛盾的人物，继承千万家产，富可敌国，生活上的朴素却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饮食很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是上好菜肴。坐汽车从不讲究，只要有四个车轱辘能转就行。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但是彼此之间私交特别好。
定晚年穷困潦倒，全靠张伯驹接济帮衬。张镇芳病故后，张伯驹子承父业，接手盐业银行，却不爱管事，只挂了个“总稽核”的名头，偶尔去银行查查账。但是他在经营上，有时候算盘打得特别精。有一年，紫禁城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也没人要，有人送到盐业银行，被识货的张伯驹看中了，吩咐留下来，让“京剧界泰斗”余叔岩买下，结果大赚了一笔。先是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卖了三万元，再卖地毯，又赚三万元，余叔岩晚境不富裕，能赚这笔钱，对张伯驹很是感激。
张伯驹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其中与第三个妻子潘素最合得来。
潘素，又叫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口“张帜迎客”。张伯驹认识潘妃之时，潘已经名花有主，男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双方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张伯驹这个大才子第三者插足，懂诗词，擅歌赋，还懂儿女情长，把个潘妃闹得心旌荡漾。臧卓是一介武夫，采用的办法也横蛮，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子，将潘妃反锁在里面。潘妃以泪洗面，托人带信给张伯驹，张伯驹托朋友开了辆汽车到“一品香”酒20世纪40年代初的潘素店，买通看守的卫兵，把潘妃带回静安别墅，然后双双飞回京城。
张伯驹最大的喜好是收藏，是民国以来着名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视收藏为生命，却在建国之初，向政府献出了最喜爱的八件珍稀国宝，计有陆机《平复贴》、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献宝那天，张伯驹在字画上抚摸再三，如骨肉离散。文化部长沈雁冰代表政府发给他一张褒奖令。然而褒奖令上墨迹未干，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席卷而来。张伯驹书生气十足，认为自己诚心爱国，政治风暴与己何干？岂料到，他终于还是上了右派分子的黑名单。
此后，他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1968年冬天，张伯驹在“牛棚”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实在审不出什么名堂，组织上决定将他发配吉林舒兰县劳动改造，妻子潘素伴随左右。大卡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后就一溜烟儿开走了，只剩下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这一夜，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在一间废弃的茅草屋中勉强栖身，正值三九严寒，窗外北风怒号，好不凄凉。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长来敲门，迎面就下逐客令：“这里一不是你们的原籍，二没有你们的亲戚，落不上户口，我看你们还是走吧。”潘素感到委屈，眼眶有些湿润：“是单位拉我们来的，事先1969年冬，张伯驹、潘素被遣送农村改造的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没同你们说好？”生产队长很直爽地说出了真相：“你们已经被单位辞退了，他们把你们当做包袱丢在这儿。”听到这儿，张伯驹再也忍不住了，一咬牙关：“潘素，我们走，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回北京。”
重回北京，昔日的京城玩主感慨万千。大半辈子锦衣玉食，想不到却要暮年出关，而且人家村子里居然不肯要，遭遇这样的屈辱，情何以堪？不过，此刻张伯驹顾不上多想，首先是到街道派出所落户。派出所的小民警看一眼递上的证明材料，冷漠地说：“全国人民都想来北京，北京盛得下吗？”张伯驹申辩几句，小民警不耐烦了：“这事我们管不着。”“想不到，我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现在成了‘黑户’。”张伯驹苦笑着对妻子潘素说。
1968年冬天，是张伯驹人生的最低谷，平生闲云野鹤的张伯驹，成了北京城的“黑户”，不得不弯腰为稻粱谋。潘素的青绿金碧山水画在中国画坛堪称一绝，深得张大千等名画家赞许。有一天，某权贵故交光临，开门见山，要与潘素做一笔交易，请她每月作画一幅，一年十二幅，先付500元定金，事成后再付一万元，但是有个条件，潘素此后不能为别人作画。当时的一万元，莫说一般人，对张伯驹也是个天文数字，可是张伯驹、潘素夫妻一口回绝：“廉士重名，此意请莫再提。”即使贫寒如洗，依然能保持可贵的气节，实属不易。
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我们看到老人晚年生活的一个模型：老态龙钟的张伯驹手拄拐杖，从恭王府二门口走出来。一个青年扶他坐上自行车后架，驮着他去参加一个高等学府的学术讲座，一辆辆小轿车从他身边驶过。作者感叹道：“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丝伤感，一缕悲凉。”然而更可贵的是，名士张伯驹没有停留在伤感与悲凉的情绪里，他佝偻着腰，始终保持笔直的脊梁，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
袁家班底小盘点
唱京剧分京班、徽班、梆子班，乞丐讨饭分南、北二派，搞政治分安福系、政学系、交通系、黄埔系等等，五花八门。袁世凯粉墨登场，要在历史舞台上演一出大戏，必定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