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班底的主角是北洋系，其核心层是被称做“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前边章节已经说到，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外围还有小站旧人王怀庆、段芝贵、曹锟、陈光远、张怀芝、卢永祥、雷震春、田中玉、孟思远、孟恩远、陆建章等，以及受袁节制的旧军将领姜桂、张勋、倪嗣冲等。
这批人中有的后来进入袁的核心层，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对形成“武夫”掌国的北洋军阀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后期，袁世凯感到北洋系暮气日重，许多旧属不听他的指挥了，遂有启用新生力量的想法，蔡锷即为其中一例。可是因为老袁此时搞洪宪帝制触犯众怒，这股新生力量反倒成了他的掘墓推力。
袁家班底的核心层是他的幕僚智囊。这个班子是袁世凯在朝鲜帮助编练亲军时期开始形成的，只有三个人：茅少笙、纪堪沛、陈长庆。
他们看不起年轻的袁世凯，袁也认为他们是只会八股文的迂腐老朽，后来的结局也不甚明了。袁世凯在朝鲜监国当“小钦差”时，提拔重用了一批秘书智囊，如唐绍仪、阮忠枢、刘永庆、吴长纯、吴凤岭、曾任民国第一总理的唐绍仪张勋，北洋军阀，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917年6月7日，长江巡阅使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借口，率5000辫子军由徐州进京，迫黎元洪解散雷震春、王同玉、赵国贤、王凤岗、徐邦杰、唐天喜、吴仲贤、蔡绍基、梁如诰、林沛泉等。到天津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的政治班底和幕僚班子都已基本建成。曾经有一段时期，袁世凯除担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外，还身兼八职（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位重一时，权势熏天，甚至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当年的权势。乘这机会，袁世凯在各个机构安插亲信幕僚，如朱仲琪、马廷亮、陆嘉谷、黄璟、张镇芳、杨士骧、杨士琦、孙宝琦、于式枚、赵秉钧、梁士诒、周学熙、蔡适干、朱家宝、毛关蕃、梁敦彦、金邦平、富士英、黎渊、稽镜、施肇祥、汪荣宝、张瑛绪、高淑琦、蔡汇沧、娄椒生、张一麐、傅增湘、严修、吴闿生、荫昌、凌福彭、沈桐、闵尔昌、何昭然、陶葆廉、胡惟德、陈昭常、齐耀琳、张锡銮、孙多森、沈兆祉、刘燕翼、杨度、冯学书、曾广钧、唐在礼、袁乃宽、丁家立、曹汝霖、章宗祥、坂西利八郎、楠源正三等（参见李志铭《晚清四大幕府》第27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有人曾问袁世凯：总统的辅弼人物，谁最值得信赖？谁最有才能？袁世凯给出的回答是：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雄才徐世昌，逸才杨士琦，良才严修，奇才赵秉均，盘才张謇，隽才孙宝琦，清才阮忠枢，长才周学熙，敏才梁士诒；善辞李度，善谋王揖唐，善断张一麐，善计曹汝霖，善策陆宗舆，善治陆宗舆，善政顾鳌，善道施愚；福将王士珍，主将冯国璋，重将段祺瑞，儒将张锡銮，老将张怀芝，猛将张勋，守将田文烈，勇将曹锟，大将倪嗣冲，战将段芝贵，健将雷震春，胜将陆建章，强将江朝宗，骁将田中玉。
在袁世凯的幕僚中，还有一类特殊人物，高鼻子，蓝眼睛，他们是外国顾问和教习。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聘请了十几名外国教官，如稽查员伯罗恩、参选营务巴森斯、马队第一营总教官曼德等。
升任直隶总督后，又大量聘请了日本籍教官。据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书信中透露，袁幕下计有日本教官六十余人。在这些日本顾问和教官中，坂西利八郎与老袁的关系最深，他在袁世凯身边十几年，北洋军阀的新编制、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处的筹备等，都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是这个日本人一手策划的。
外国顾问中有两个人尤其值得一提：一个是莫理循，一个是古德诺。关于古德诺，后边的章节中还要提到，此处略过。莫理循（1862～1920），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此人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青年时代，莫理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成为医学博士，但他对医学并不热爱。年轻的时候，他在太平洋一艘贩卖黑奴为业的船上当过水手，后来迷恋上探险旅行，孤身一人从澳大利亚北部步行到南部。他曾率领一支考察队，深入当时尚未开化的新几内亚进行考察，又以徒步和骑马的形式，从中国上海跋涉到缅甸。他的足迹曾经遍布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一年后，莫理循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一本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在英国伦敦出版，引起轰动。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的老板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
当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一个聚集点。莫理循第一时间采写的那些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报纸，莫理循的名字也不胫而走，被公认为是评论中国问题的专家。
民国元年（1912），莫理循应聘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袁当时的心理是希望利用莫理循持。但是莫理循在英国政府眼里仅只是个记者而已，袁世凯也因此而对其有所冷落。尽管莫理循尽忠尽职，想当好这个政治顾问，但他所提的政治主张和建议袁并不很当一回事。不过袁与莫理循之间的私谊始终不错，隔三差五，袁派子女和姨太太给莫理循家里送花。当莫理循的长子出生时，袁送礼物表示祝贺。民国二年（1913），莫理循的母亲和姐姐来中国，袁世凯亲自宴请，并馈赠名贵衣料和首饰。民国时期的着名记者黄远生曾经感叹道：“袁氏外国顾问无数，莫理循君，尤邀殊宠。”
北京大名鼎鼎的王府井大街，以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莫理循在此置有房产，还有个享誉中外的“莫理循文库”，这个文库实际上是莫理循的私人图书馆，收集了有关中国和其他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两万多册，极富史料价值，向来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所关注。莫理循生前留下了大量书信、日记和备忘录，这些文件大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由于他的袁世凯政治顾问的特殊身份，其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曾收集整理了一部分，由知识出版社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的书名出版，但是对于莫理循留下的堆积如山的文字资料来说，这部近百万字的着作还只是冰山一角。
袁家班底还有个“嵩山四友”：徐世昌、张謇、李经羲、赵尔巽。对这个“嵩山四友”袁给予了极高的政治待遇：免其称臣跪拜；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皇帝临朝时，四友可以坐板凳；每人每年给两万元顾问费。此外还有个臭名昭着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他们的组织名称叫做“筹安会”，名义上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术团体，由“旷世逸才”杨度牵头，实际上是袁世凯的“政治谋士”，参加者均为当时社会名流。经过他们的研究论证认为：共和体制确实不符合中国国情，还是实行帝制对国家发展有利。
以上为袁家班底的基本框架。
人们评价袁世凯经常爱用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对于后一句话，几乎所有的人都烂熟于心。对于前一句话，则往往语焉不详，说不清这个“能臣”究竟“能”在何处。提到袁世凯，到处都在这么议论：
老袁肯花钱，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
其实肯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得通人心。袁世凯视金钱如粪土，临死前的家产与“总统”这个职位很不相称。他笼络人才，除了用金钱外，确实有一套办法。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袁的幕客阮忠枢看上了一个叫小玉的妓女，喜欢得夜不能寐，想为小玉赎身。袁世凯一听，勃然大怒，板着脸说，你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做这等荒唐事？阮忠枢惭愧地低下头，把满腔爱意藏进心底。半个月后，袁世凯带阮忠枢赴天津公干，办完公事，晚上和阮忠枢来到一个宽敞的宅院，只见屋里已布置停当，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烛喜字红窗花，司仪冲着阮忠枢高呼：“新姑爷驾到-”被人糊里糊涂推进洞房的阮忠枢这才知道，袁暗中给小玉赎了身，又买了这幢宅院，成全了他们这对新人。有这种相知的上司，阮忠枢自然会“涌泉相报”。再比如“送命二陈汤”中的那个陈宧，原来并不是北洋系的人，民国时期到天津解散民军，工作做得颇有创造性，一下子被袁世凯看中，感叹道：“吾北洋竟无此一人！”事后不久，就将陈宧挖到自己身边，成了心腹骨干。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帝制失败，归结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实际上袁氏王朝的崩溃，主要一个原因还是旧班底的倒戈，老袁的“忽悠”再也不灵了。
正如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问题；如他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
家庭财产·风水相术·生活习俗
袁世凯一生，从他手中过的银子不计其数，但是这个人绝对不是“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他向来把钱看得很轻，一生不为钱所累。
据曾经帮袁家管理财产的王锡彤说，袁世凯病重时召见他，案头置一单，所有存款、股票共约二百万元，曰“余之家产尽在于斯”。
袁世凯能捞钱，但他所捞的钱几乎全部用在了政治投资上，从小养成的大手大脚的习惯伴随了他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