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匆匆北上，与宋哲元商讨安定华北的方案。没想，宋哲元只和他照了个面，敷衍几句，就躲而不见了。宋哲元知道南京派这个“驻平长官”的良苦用心，不愿让姓何的分化自己的权力。
与此同时，日军的15架飞机列队在北平低空盘旋，何应钦的居仁堂收到了殷汝耕署名的传单，要求南京政府响应“自治”。何应钦腹背受敌。难以承受眼下北平这超负荷的压力。几经请示总裁，又和来北平的几位要员商量，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何应钦与秦德纯、萧振瀛等人拟定了一个“暂纡组织大纲十二条”，规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第二天，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多田骏转告了这个方案。之后，何应钦、宋哲元见面，对于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案做出最后协商。
全国人民用极大的愤怒回击即将诞生的这个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机构。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联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及民众跟着从北平街头传来的怒涛也纷纷举行示威活动。
即使在南京方面，也不可能没有人谴责宋哲元等人勾结日本的行径。监察院还特地举行紧急会议，建议政府下令惩办降敌辱国的宋哲元。国民党“北方元老”张继难以按捺一腔激怒，找到蒋介石，痛哭流涕地怒骂宋哲元，恳求中央严办这个卖国贼子。蒋介石自有他的考虑和打算，这样回答张继与一切不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单去责怪宋哲元不是办法，他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撑持华北危局，一切都本中央意旨行事，我们不会真心与日本合作的。显然，蒋介石没有不批准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意思。但是何应钦心里却有点发毛，唯恐蒋介石把这事“搁浅”，便努力地给蒋做工作。终于，他如愿以偿，南京政府在12月11日发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令》，预定12月16日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奸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为委员。
众怒难犯。举国上下都在声讨出卖国家的人，处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口号：“‘政委会’，是变相的华北自治，我们坚决反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机构”。何应钦在北平根本无法待下去，每日每夜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在他住所的街上或门前示威，叫响着他的名字骂他。他不仅仅是处境尴尬，而且生命安全也没有保证了。于是，12日晚他乘平汉线专车返回南京。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政务会”延期成立。
蒋介石的主意没变，南京政府也没有收回成立“政委会”的命令，何应钦更是铁了心要设置这个机构。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成立仪式。主办当局如临大敌，一早就在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大会是悄悄举行的，会前未敢公布日期，所以会场十分冷落，仪式也很简单。宋哲元和其他委员出席了成立仪式。宋哲元致开幕词。从他的神态、表情能看出，他的某些企求得到了满足，因而显得颇为称心。
相比之下，他在当天发表的“就职演说”就有些分量了，那是一篇他心灵的自白：“应本善邻原则，力谋邦交之亲睦，凡以平等互惠待我者，皆我友也。况自《塘沽协定》以来，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害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哲元愿以最大之诚意，为最后之努力。”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属于半自治政权，既同国民政府有联系，又同日军有联系。它不同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的地方政权，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要求的那种“高度自治”的傀儡政权。这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的产物。也有人说它是变相的“自治”政权，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宋哲元本人也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忍辱负重”，苦撑局面。他的工作既受到日本军方的干扰，又得听命于南京的蒋介石。日方企图逼迫宋哲元进一步脱离南京政府，而提出了“华北明朗化”的要求，以使宋哲元投向日本的怀抱。蒋介石的算盘珠子也拨得蛮如意，他一再派人给宋哲元送去亲笔信，要他“忍辱负重”，拖延时间，明明白白告诉他：我们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宋哲元经过一番苦想、权衡，终于有了对付日本的策略。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他的对策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对日本要“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
日本方面曾极力干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选，想尽多地把亲日派塞到各个重要岗位上。对于政务委员会中的亲日派，宋哲元的态度很明确：他不可能把他们排除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需要他们平衡自己的心态。但是，他不允许这些人在他的手下胡作非为。
宋哲元绝对不允许自己的身边有这样的日本暗探存在。随之，他就对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了清理，先撤了潘毓桂的政务处长职务，换上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长杨兆庚。就在这时候，王揖唐又公开站出来强烈要求实行华北独立，宋下令将王免职，又借故驱逐了陈中孚，把外交委员会主任换为自己的儿女亲家贾德耀，然后让29军参谋长张维藩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以与陈觉生的北宁铁路局长相抗衡。
这期间，天津市市长肖振瀛被迫辞职。原因是肖总是背着宋哲元答应日本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29军的将领对此极为不满。一市之长，失去了自己所辖地面上实力派军方的支持，他还能存在吗？天津市市长空缺，谁来顶？
日本方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安排自己亲信的极好时机，宋哲元也不会使日方的愿望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日方推荐他们所豢养的直系余孽齐燮元担任天津市长。宋哲元断然拒绝。日方又开出了一张不能出任天津市长的19人名单来限制宋哲元。宋根本不理睬这个名单，按自己既定的方针行事，建议南京政府将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调为天津市长。这是蒋介石早就所盼的，很快就批准了。
继张自忠调为天津市市长之后，宋哲元又让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又建议将冯治安委任为河北省省长，赵登禹为河北省保安司令。至此，平、津、冀、察两省两市的大权全操于29军将领之手。
对于宋哲元的这个不伦不类，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当局并不满意。但一方面由于没有完全完成对华全面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受到英、美等国的外交压力，也只能接受这种“特殊化”的模式，以作权宜之计。
在日本制造河北、察哈尔与中国分离的同时，也一直在推动“蒙古国”的建立。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分离满蒙是侵略中国的基础。另外，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本非常担心苏联会从所控制的外蒙古，居高临下包抄日本所控制的“满洲国”。所以，日本军部指示关东军应该以“满洲国”为基地，负责运作、控制内蒙古，设法建立“蒙古国”傀儡政权。
当时在内蒙古地区，包含了蒙古部落53旗。这些蒙古部族，接受中国的管辖，与汉人和平相处长达300年。但是在清末到民初，中国的衰弱，以及后来外蒙古的独立，都影响到他们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在这些蒙古部族中，以德王最有政治发展的野心。他决定把握机会，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德王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接触，以取得日援；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谈判，要求建立自治的蒙古政治实体。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安抚德王，给予内蒙古部族以高度的自治。1934年4月22日，国民政府在内蒙古的军政中心百灵庙，设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的机构，由德王出任秘书长。这个机构负责统帅内蒙古各部族，并且实施相当程度的自主与自治。
国民政府的这种做法，满足了相当多的蒙古部族的需要，但是对于想要完全独立为王的德王而言，远远不够。在政治野心的驱使下，他决定依赖日本的支持，来建立一个继承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蒙古大元帅国”。
为建立所谓的“蒙古国”，关东军继攻占热河之后，便越过察哈尔边界，攻占了蒙古族的集聚地多伦。该地区是内蒙东部的重镇，蒙古族的集聚地。关东军决定以多伦为据点，积极进行各种分离活动。不过，蒙古大部分的部族缺乏热烈的反应。因此，日本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于是，只有动用关东军与“满洲国”的军事力量，拉拢有野心的德王，作为建立“蒙古国”的基本策略与手段。
1935年5月3日，在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的蒙古相关官员导演下，德王等蒙古部族在察哈尔的嘉卜寺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府”，由德王出任总裁，实际上军政府的军政运作全部由日本关东军控制。
至此，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分裂了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特殊化”了华北部分地区，分别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一个处于中日之间、半自治状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中国总计有150万平方公里土地、5000万人口，受到日本的占领与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