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卢沟桥畔枪声响
平津古城血雨腥风膏药旗
1937年初，广田内阁倒台，新组阁的林铣十郎起用了“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林铣十郎标榜要以新的姿态开始对南京政府及其华北当局、英美等国的外交活动实行新政策，出台了一系列表示“亲善”“友好”的措施：
——日本政府派出了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商讨两国邦交调整和经济提携问题，频频与蒋介石、张群等要人会晤。
——下令其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停止对绥远、山西、南京及其他方面的分离工作，并解散了几支伪军。
——宋哲元、张自忠应邀赴日参观日军陆海空联合演习。
——日本一个大型歌舞团来到济南，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及其他军政要员举行联欢，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亲自出席联欢会。
……
在中国方面，经过1936年11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气因此而沸腾，抗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也很清楚，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
在远东方面，社会主义苏联日益强大，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分歧，苏联都不会容忍日本肆无忌惮的扩张。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积怨，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致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日本与苏联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苏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出于争取防苏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也有着极大的争论，而且一时难以达成共识。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代表，形成了“不扩大派”，但是占少数。石原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宜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做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苏努力，就等于白费了。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暂时减缓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速度，从而出现了一些对华“亲善”“友好”的举动。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局势的发展和林铣十郎内阁的倒台，日本当局又逐步回到了扩大对中国侵略的轨道上。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束手无策。由此导致日本舆论倾向于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发生了不利于日本的变化：1937年4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5000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为进一步扩大中苏关系，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明确地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辩，被迫于1937年6月请辞，由近卫文麿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从而使军部的行动肆无忌惮而失去控制。
正当日本政府在争论如何对付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以做好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调动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起平坐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条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3倍，而且在1935年的“丰台事件”中，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交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七七事变”时的第29军旅长何基沣、邓哲熙、王式九、戈定远、吴镇祺在回忆录《七七事变纪实》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第二十九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我军据此，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为敌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必然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日本侵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地面保卫北平，从而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桥头堡，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咽喉地带，为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日本为占丰台，曾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
第一次丰台事件发生在1936年6月26日。此前，日军根据强迫中国签订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派包括4个步兵连、一个山炮连和一排骑兵在内的加强混成营，进占丰台车站的东端，扼住平汉、平津两条铁路，与中国军队第29军驻守丰台的部队相隔仅400米，两军对垒，气氛十分紧张。日军营长经常派士兵三五成群，身佩利刃，到丰台车站寻衅闹事。日军士兵故意与中国士兵摩肩撞臂，进而拳打脚踢，逼中国士兵气急还手，造成双方士兵殴斗事件。张华亭营长向日军营长提出抗议，要求他制止日军的挑衅行为。日军营长置之不理，反而指挥士兵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向中国军队驻地摆出冲锋态势，甚至派日军士兵进入中国军队的步哨百米线以内挑衅。
6月26日上午9时，中国第29军第37师一部赴丰台驻防。由于火车突然鸣笛，中国一匹军马受惊，跑入正在修建中的日军丰台营房。中国士兵前去追马，被一群日本士兵围住痛打一通。
次日，日军营长派一个朝鲜籍士兵来到中国兵营，通知张华亭营长说，日军的军马跑到中国兵营里了，应速送回，否则即以武力相对。日本士兵又惹是生非，硬说中国兵营的马厩是他们的，要求中国军队马上退出。遭到严词拒绝后，日本士兵拔出短刀，招来几个日本士兵向中国士兵挑衅，双方发生械斗。
日本华北驻屯军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无理要求第29军道歉、赔款、惩戒当事军官、从丰台撤兵。迫于日本的压力，宋哲元大体上同意了日军的要求，但拒绝撤军，只同意换防。这就是第一次丰台事件。
为把中国军队赶出丰台，日军于7月下旬又派一个大队强行进驻丰台。
8月31日，日本浪人森川太郎擅自闯入中国丰台兵营，与中国士兵殴斗后受伤，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丰台，被严词拒绝。9月18日下午6时，中国丰台驻军第5连连长孙香亭带队由野外演习地返回途中，与一小队日军迎面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策马冲进中国军队队列之中，双方发生冲突。日军中队长下令包围中国军队，无理扣留前来交涉的孙香亭，缴了中国军队的械。经过会商，中方被迫同意退出丰台驻军，日军也担保不派兵进驻丰台。
谁知中国军队刚撤出丰台，日军就派一个大队进驻丰台的中国军队营房，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这就是日军制造的第二次丰台事件。
1936年10月，日军混成营突然向驻丰台附近的张华亭营发动进攻。日军先以猛烈炮火破坏中方工事，然后发动进攻。双方杀声震天，展开激烈战斗。
双方激烈争辩，宋哲元又与日军旅团长进行会谈，事后中方被迫最后答应日军要求，派冀北保安旅陈光然团的一个营到丰台接防，而把第37师张华亭营调回西苑。这便是第三次丰台事件。
当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七七事变”时说，丰台是“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是平汉、天津、北平各地的铁路交叉点，占据该地是重要的”。当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石原莞尔也承认，侵华日军置兵丰台“最终成为这次（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
占领丰台，只是日军行动的第一步，还有更大的行动在后头。侵华特务魁首、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早就企图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区修建用于全面侵华战争的机场和兵营。
1937年7月7日下午7时30分，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于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营房的回龙庙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内容是“从龙王庙（日军误称，实为回龙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蓄意挑起战争。
当天晚上没有月亮，能见度较差，便于日军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晚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连续的机枪声，这本是日军演习中担任假想敌任务的部队发射的，但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却诬称听到从铁路桥附近堤坝方向和宛平城内方向发射的枪弹声。
当晚11时，日军又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借此，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提出交涉。
当晚12时，秦德纯给王冷斋打电话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日军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被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王冷斋接到电话，即通知29军驻宛平部队的营长金振中切实加强戒备，又命保安队加紧搜索和调查。经查，中国军队并无开枪之事，每人子弹一粒不缺，也未发现有日军失踪士兵的踪迹。王冷斋便赶往北平向秦德纯市长汇报。秦德纯指示王与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交涉，说明情况。
王冷斋匆忙赶到日本特务机关部，见亲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以及日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都在座，心里明白了几分。
王冷斋义正词严地指出：“贵军所说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那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士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你们的士兵失踪后，就硬指为中国人谋害，要地方官员负责任，所幸已经找到，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我们都可放心了。”
松井机关长故意挑衅说：“我们不晓得士兵失踪经过，当然要询问王专员。”
王冷斋严肃驳斥说：“你们的士兵失踪，又不是我扣留的，我怎么会知道？问你们的士兵不就清楚了！”
双方争执不下，日方提出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决定，各出3人组成联合调查组，中方为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日方为顾问樱井、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藤。联合调查小组正要出发，日本特务机关部突然响起电话铃声。松井接电话后说：“刚才接到驻防城外的联队长牟田廉也电话，因为不知道失踪的日本士兵已经归队，驻丰台一大队约500余人并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已向卢沟桥出发，事态甚为严重。联队长牟田约王专员面谈，请王专员同林委员到联队部一谈。”
王冷斋也感到事情紧迫，马上和林耕宇赶到日军联队部，会见了联队长牟田。牟田沉着脸说：“现在事情紧迫，应迅速处理。阁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事态延误扩大。”王冷斋一口拒绝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的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牟田再三要求快速处理，均被王冷斋坚决拒绝，日方只得同意先行调查。中日联合调查小组6人当即分乘两辆汽车前往宛平。
牟田送走中日联合调查组，即派遣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前往卢沟桥地区指挥挑衅，并将他的阴谋通知了大队长一木清直。一木清直接到通知，感到事关重大，又用电话向联队长牟田请示说：“如果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对此我方是否也应该予以回击？应当怎样处理才好？”牟田明确指示说：“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
牟田担心一木清直不明白主动挑起军事冲突的阴谋，就故意把嘴移开话筒，嘀咕说：“受到敌人攻击怎么办？一个军人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