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法战争正在进行，以及日法缔结了相互援助密约的传闻，中国在“甲申政变”的处理上，也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方针。1885年4月，首相伊藤博文亲自来华诱迫清政府让步，并同李鸿章签订了事变善后的《中日天津条约》。其内容为：日、清两国以4个月为期由朝鲜撤兵，如果将来朝鲜的变乱严重化，日、清两国或者一国派兵时，首先互相行文照会，事件平息后立即撤兵。这就是后来甲午战争开战交涉时，日本陆奥宗光外相用来作为发动战争口实的条约。这样，日本政府在与清政府争夺朝鲜的斗争中转败为胜，获得了与中国同样的出兵权。
随着日本明治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屡屡得手，它们开始把黑手伸向中国。为了试探中国的态度，日本政府首先在两国通商问题上做文章。1870年10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光携带外务省书信来天津，谒见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和通商大臣成林，请求通商立约。
李鸿章、成林将此信转给总理衙门。不久总理衙门下达指示：“允许通商，但不订条约。”柳原前光见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再三向李鸿章请求。此时，日本的野心还未完全暴露，李鸿章被纠缠得头痛不已，便向总理衙门建议与日本立约。最后总理衙门同意日本的请求，允许两国订立条约，以修和好。
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清政府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进行谈判。上次柳原前光来华时曾带来一个条约草案，并对李鸿章表达过日本在两国通商问题上的立场。他曾对李鸿章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不甘心，可是力难独抗，中日两国应先通好，同心合力对付列强才是。”所以李鸿章极力主张与日本签订对等条约。但此次伊达宗城一反柳原前光所说，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柳原前光解释道：“此次约稿，大致与西方各国的条约相同，但相异之处也不少。交际之道，万国只可划一，不可有轻有重。重了则会遭西人猜忌，轻了则会遭西人侮辱诋毁。现在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倘有参差，非但不能通行，而且会说使者不出力气，有何面目回国复命？”伊达宗城在一旁插嘴说：“当今之计，我们两国唯有内求自强，外御其侮。诚能心照，不妨按照西洋成例立约，无须更动，不露声色为好。”此时应宝时、陈钦驳斥道：“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怕西方各国猜忌，那么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好哉？”伊达宗城被驳得哑口无言。
最后，李鸿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草案，他对伊达宗城说：“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遵循他人呢？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而且西人所得之利，还没有单单不给日本的。今送去草约，请与西约比较，不知何重何轻，希一一指开茅塞。”说毕，将中国所拟的条约草案递交伊达宗城。伊达无口可借，只得收下。
7月29日，在中方的坚持下，中日两国大体上按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的条约。
由于该条约未能满足日本当局的意愿，伊达宗城一回国就被罢官。1872年4月9日，柳原前光携带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辅寺岛宗则的书信来到天津，要求改订前约，被李鸿章讥为“寒盟”。柳原前光含恨而去。同年12月，日本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再次来中国力求改约，莫名其妙的清政府竟然表示了同意。1873年5月，改约完成，并在天津互换。
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改约问题上的妥协行为，让日本政府看清了其虚弱的本质，于是便得寸进尺，开始预谋吞并琉球和侵略台湾。
1871年11月30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实际上是以进贡为名的商船），离开那霸港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登陆的船员中，54名被台湾高山族杀死，12名逃出，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保护。1872年4月，日本小田县民4人，也遇险漂到台湾，被高山族杀害。这本是非政府行为的极端事件，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日本当局却借此大做文章。
当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人和日本人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朝野大哗。
1873年5月，木户、大久保、岩仓等首脑从欧洲回国，立即决定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动手。首先，强迫琉球国改为日本的藩属，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其次，承认“琉美条约”，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再就是派人到中国，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态度。
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大婚亲政，日本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及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祝贺并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柳原前光先到总理衙门就台湾事件提出质问，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道：“‘番民’杀琉球民之事已经闻得，但害贵国人则未闻。台、琉两岛均是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无涉，不烦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道：“琉球向来是日本的藩国，其国王尚泰为日本的藩王，列于华族，怎能说与我国无关呢？再者，贵国既知抚恤琉人，为何不惩台‘番’呢？”毛、董两人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放弃不管，而我国却要向岛人问罪，因两国盟好，故事先告知。”毛、董说：“‘生番’既然是我国化外之民，伐与不伐，贵国自裁。”柳原前光听到打不打台湾由日本自己决定这句话，不禁大喜，连忙告辞，退出总署，赶紧回国。
1874年4月，日本政府在长崎设立台湾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局长，陆军中将、陆军省大辅西乡从道为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聘请美国原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参谋，具体策划武装侵台活动。美国反对侵台，并令美国驻厦门领事逮捕李仙得。英国公使也反对日本侵台。于是日本内阁急令权少内史金井之恭、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先后赶到长崎，阻止出兵。
但是西乡从道不遵命令，将轮船还给英美，另外以16万元购得轮船两艘，准备出发。日本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给厦门道一封信，转送浙闽总督李鹤年，声称假道至台湾向“生番”问罪。李鹤年复信说：“台湾全岛为我所管领，‘土番’犯禁，我自有处置，为何要借日本兵力？至于贵国的4名遇害者，曾受我台湾府吏的救护，怎能以怨报德！请速收兵，勿启两国之衅。”西乡从道一意孤行，怎会听李鹤年的劝告？
同年6月15日，日军1600人乘“日进”“孟春”和“三国”号3艘轮船从长崎出发，直扑台湾。16日抵达台湾，轮船停泊于社寮澳，当日登陆完毕。高山族闻讯，组织族人前来诱敌。日军闻报，立即以枪射击，打死一人，其余逃奔丛林。日军在龟山安营扎寨。7月5日，日军从车城社入山，攻打竹社、凤口、石门诸社。高山族在石门天险垒石力拒。日军绕道出其背后，杀高山族30余人。此时，西乡从道率兵3000人乘“高砂”号军舰前来增援。日军在西乡从道指挥下，分三路进攻，尽烧村落，越过四溪，深入到牡丹社。高山族伏于丛林，进行游击战。日军疲于奔命，无计可施，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
浙闽总督李鹤年得悉日军入台之后，立即向朝廷报告，清政府命船政大臣沈葆祯为钦差，督率福建水师赴台观察动静。沈葆祯抵台后，派福建藩司潘尉雨、台湾道夏献纶去和西乡从道谈判。7月14日，潘、夏两人到车城客馆，与西乡从道谈判，双方反复辩论，相持不下。7月20日，最后双方达成三条协议：一是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是中国严格管束高山族，不使日本漂流民受到损害；三是立约后日军全部退出台湾。
当初，西乡从道入侵台湾的时候，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来到北京，就台湾问题与总署谈判未成，遂进行开战准备。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则在澎湖列岛建造炮台，在台湾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3万支，向丹麦订购铁甲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带兵25000人渡台。日本见中国大规模备战，大惊，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偕李仙得来谈判。大久保要求赔款300万元，军机大臣文祥、巡视台湾大臣沈葆祯坚决不答应。然而总署诸大臣坚持对日妥协，与日达成如下协议：一、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无可非议；二、中国赔银50万两，其中10万两为难民家属的抚恤金，40万两为日军留台设施的补偿金；三、中国应对高山族妥为约束，以期永保旅客安全。至10月20日双方盖印换约，日军从台湾回国。
再说日本吞并琉球。早在1872年日本就将琉球变为藩国，国王尚泰列为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令其居住。但尚泰心向中国，称病拒赴东京，仍与中国保持贡属关系。日本为结束琉球两属状态，断其与中国的关系，于1875年进兵琉球，命令其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拨归厦门日本领事馆，禁止向清政府进贡及参加祝典。次年，日本强行接管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尚泰不忍琉球为日本所吞，偷偷请求清政府助其复国，但李鸿章以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为由，对日本采取容忍、妥协态度，最后导致尚泰被掳，琉球被日本吞并。1879年琉球改为冲绳县。
侵略朝鲜，吞并琉球，染指台湾，只不过是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序幕，更大的吞并计划和侵略行动还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