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华制华培植汪伪傀儡
以战养战掠夺中国资源
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首都南京及战略枢纽武汉等城市在内的大块地盘，却无法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国小、兵少、资源缺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手段以补其不足，冀图充分利用占领地的人力、物力为其战争服务。因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就成为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进行殖民统治的伪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此时，日本已在中国南北各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这就是以王克敏为头目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现在需要建立一个能替代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全国性的伪政府，且这个伪政府的头目必须是更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当在首选之列。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曾有谋划刺杀清廷摄政王之壮举，其后又为孙中山撰写《总理遗嘱》。论资历，为国民党元老；论现实地位，在蒋介石一人之下。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他纠集同伙成立“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向蒋介石、汪精卫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总部设在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到重庆，继续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可以先停战进行交涉。但此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对停战未表示意向。徐州会战后，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强了对华外交攻势。高宗武于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卫等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和谈”。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重申上述观点，希望开展“和平运动”。高宗武、董道宁的对日勾结，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
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地，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遂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这时，土肥原等人策划拉拢吴佩孚的计划为吴拒绝，而准备投日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局杀死，于是，日本的诱降目标完全集中在汪精卫身上。
在广州失守的当天，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
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的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而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同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重光堂会谈之后，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
12月22日，为配合汪的出逃行动，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呼吁“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汪精卫则于29日做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而到了“近卫声明”，则完全变了味。“近卫声明”和此前的“重光堂密约”存在诸多不符。在“密约”中，日本承诺“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中国方面“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以内蒙地区为特殊防共地区”；而待“近卫声明”发表，日军的驻军地点抽象化，撤兵时间无限期推迟，字里行间还留下无限勒索空间。对此，汪私下对周佛海等人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汪精卫的出逃和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震惊了整个中国，形成了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日、汪所期冀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
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也通电斥汪“缪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亦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的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
面对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奋，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销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并传话给汪：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游说无功而返。
蒋介石由此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林在香港被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汪的替死鬼。
汪精卫在河内期间，首先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汪集团的卖身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到安全地带。4月18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为掩人耳目，汪干脆用了一艘760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月6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日进住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会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月31日，汪偕同周佛海等人飞赴东京。
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但收效甚微。对此，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汪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已无一人。”8月28日，汪好不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所言：“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信、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利、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伪北平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伪南京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