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推崇报恩而不崇尚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给予别人恩惠不算什么美德，积极的报恩才是美德，回报自己的上司、父母、天皇等人的恩德方面，日本人表现得特别突出。“仁”在日本被排斥在美德之外，“行仁义”在日本是指杀人越货、强抢明偷，“忠”成为了每个人必须持有的永恒信念。
接受他人的恩惠就欠了别人债，必须还债。在日本，报恩的方式却与我们平常的理解不同。美国人的道德观及平日使用的词语中，人们常会把责任与义务混淆。对此，日本会觉得非常奇怪，就像很多美国人对一些小地方的财务状况不理解一样。
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对“债主”和“债务人”区分不清。对日本人而言，给人恩惠等同于一笔重要的永久性投资，而报恩则不同，它必须是积极的进行。施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美德，人们为了报恩而积极工作就是一种美德。
对美国人来说，要理解日本人关于美德的看法，可以参照以下美国人如何看待金融交易以及每个交易如何规定对违规行为的制裁措施，比如在美国，任何公民都应该如实地履行合同，若谁想投机取巧，法律绝不会轻饶他。个人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会综合考察申请人的还贷能力，债务人也会认真考虑银行贷款利息的高低以及贷款金额的大小。在涉及钱的问题上，美国人考虑的事情是与爱国、爱家完全不同的，爱是一种心灵的感受，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情操，只有在国家被外敌入侵时才会有实质的内涵，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这种爱国心是和人类邪恶的本性不符的，与日本人天生的根深蒂固的报恩、赎罪观念不同，美国人认为儿女应该同情并援助贫困的双亲，丈夫不应该对妻子实施暴力，家长应该抚养子女，但所有这些既不可能像金钱往来一样分得那么清楚，也不像事业上的成功那样必须获得应有的回报。与美国人偿还债务及违约制裁逻辑一样，日本人的报恩思想是非常强烈的。在美国，一个人如果违约，那么对他的制裁可能是用他的抵押来偿还所有本息；而在日本，对不报恩行为的惩罚更为苛刻，报恩不是在一些紧要关头如两国宣战或父母病危时才要做的事情，而是一种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就像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自己的抵押一样，就像华尔街上股票刚清仓的资本家眼睁睁看着股市暴涨一样。
日本人把“报恩”这种行为按不同程度分成了很多种，但每种恩情都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做了多少努力，都无法彻底还清的。对于同等厚重的恩情，报恩的先后顺序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对于那种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人们永远连这种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孝”；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栽培之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日本的小学教育之所以称为“义务教育”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词语能够比“义务”更贴切地表达必须的意思。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可能使尽忠尽孝过程中某些细节有些调整改变，但这种义务整体上来说对每个人都有强制性作用。
日本人责任和义务一览表。
一、恩情：它指被动发生的义务，往往说一个人“受恩”“深受恩宠”。如果从接受者的被动角度来讲恩情是一种责任。皇恩：从天皇那里得到的恩惠。亲恩：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恩惠。主恩：从主人那里得到的恩惠。师恩：从师长那里得到的恩惠。人的一生中不断与各种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不同类型的恩惠。二、恩情的相应义务：每个人都必须“还债”，回报“恩人”的恩情。从受恩者主动偿还的角度来讲，报恩也是一种义务。
1.义务指无论如何努力回报，过了多久，这种恩情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忠：对天皇、法律、国家的忠诚，这是每个日本人的义务。孝：对双亲、祖先的孝道，对子女悉心照料。敬业：对工作热爱，有责任感。
2.义理指恩情要在一定时间内等量回报。
（1）对社会的义理。对君主的义务；对近亲的义务；对施予自己恩惠的人的义务。如接受了他的金钱、善意，以及工作上的帮助等。
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义务，这并不是说自己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了恩惠，而是因为大家都共有一个祖先。
（2）对自己名誉所负有的义务当一个人受到侮辱或遭受失败，每个日本人都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报仇来洗刷骂名。
每个人都有不承认自己在专业上无能、无知的义务。
每个人都有遵守礼节的义务，行为应该文明有礼，在生活中不做与身份不符的事，在不如意的时候要克制自己，等等。
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作为日本美德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国人对国家尽忠和对双亲尽孝的思想区分开来了。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广泛吸取了中国伦理道德的精髓，“忠”“孝”都是汉语文字，但不同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种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人眼里，“忠”“孝”是有条件的。而“仁”，也就是英文中的仁慈，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关人们交往的美好关系都可以用“仁”来表达。父母必须具有仁慈之心，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必然揭竿起义。“仁”是使他人忠诚的先决条件，帝王皇位的巩固，文武百官的长治久安，全在于统治者施仁政，中国的智者在与人们的交往中讲究“以德服人”。
日本人并不赞同中国的这种伦理道德观。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谈到中世纪中日两国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的绝对权威不相容。所以，即使只是所谓学术理论，我们也从未全盘接受过这种观点”。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它从未享受过在中国伦理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日语中，“仁”被念做“Jin”，但字形还是中文的“仁”。“行仁义”或“施仁政”即使是身居高位，也不必一定具备的德行。由于“仁”在日本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外，因而提到“仁”时，人更多联想到的是行善积德，比如热衷于慈善，赦免罪犯以让自己名垂青史等，但这些的确只是工作之外的事，并不是每个人必须如此。
人们提到“行仁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隐意是“做法律规定以外的事”，这种行为经常被流氓地痞奉为行为准则。比如在德川时代，武士们是佩带双刀的，显得十分威武，而无赖们则只佩单刀，“行仁义”就是做些杀人越货的行当。如果一个犯了事的歹徒要求藏在另一个帮派里，这个帮派为了避免这个歹徒的同伙前来挑衅，只好把他藏起来，这种做法便是他们理解的“行仁义”。现代社会中，“行仁义”更不是什么好词，人们只有在谈及如何惩罚不良行为时才使用。正如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现在，在日本，地下劳工到处行仁义的做法十分猖獗，我们必须严厉惩罚。警察也应增强取缔此类不法行为的力度。”很显然，“行仁义”和流氓地痞们引以为荣的“偷窃抢劫”类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在日本社会上，经常有一些小包工头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美国码头的意大利籍工头那样，私下和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订立非法劳动合约，自己承包一些工程，然后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榨取高额的利润，这在日本也被称作“行仁义”。中国的“仁”的概念在这里已经完全走样了。日本人就是这样大肆地篡改、贬低了中国价值观、道德观的核心思想，而且也没有其他新的内容能够使“忠”“孝”两种“义务”变成有条件的，因此孝道在日本就成了无条件地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是父母的恶行也要无条件地宽恕。只有“忠”“孝”发生冲突时，人们才以“忠”为重，放弃尽“孝”的义务。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子女尊敬，也无论父母是否破坏了儿女的幸福，尽“孝”对子女们来讲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近代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农村大灾荒时，有些父母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会将女儿卖去妓院挣钱。一位乡村教师为了挽救自己的学生，向村人借了一笔钱，想把她赎出来，但这笔钱还没派上用场，就被教师的母亲挪用了。他的母亲并不穷，自己经营一家小餐馆，老师知道钱是母亲偷了之后，出于“孝道”，自己背了这个黑锅。不久，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于是写了一封遗书，说钱是自己拿的，然后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孩投河自尽了。后来事情被传开了，但对于这位母亲应该为这场悲剧负多大责任，众说纷纭。教师尽完孝后，只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炼人格，以求在今后类似的考验中能更加坚强地应对。当然，这位老师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但在美国人看来，需要为整个悲剧负全责的是偷钱的母亲，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这种美国式的判断，他说孝道常会与其他道德观发生矛盾，如果片中的主人公足够聪明的话，他就能找到一个既能“尽孝”又能“无损尊严”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如果教师为了保全自己而谴责母亲，哪怕只是在心里谴责，这在日本也是不容许的。
除了少数观念特别现代的家庭，在日本社会中，人们仍然认为由父母通过媒人为儿子选择结婚对象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家里说了算，而不会让儿子自己做主。这不仅是涉及门当户对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儿媳会被载入家谱，为这个家族传宗接代。惯例是媒人安排一次非正式的见面，双方的家长都参加，但男方和女方在初次见面时不能交谈。有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通过婚姻与名门望族搭上关系，虽然这种婚姻意味着男方需付出巨大代价；也有父母希望给儿子挑一个品行端正的好姑娘。只要是稍有孝心的儿子都会遵从父母的意见。尤其是长子，以后要和父母一起生活，对家长们来说挑选儿媳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婆媳一向都是不好相处的，婆婆总爱挑媳妇的毛病，纵然是儿子儿媳相处融洽，只要婆婆不乐意，就可以把媳妇赶出家门，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在很多小说和自传中，都描写了作为人妻的艰辛，也描述了丈夫的痛苦。当然，丈夫是为了“尽孝”而迫不得已解除与妻子的婚姻关系的。
一位现居美国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给我们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在东京时她曾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她得罪了婆婆，被迫与深爱的丈夫分离。当时，她身患疾病，却从未说过丈夫半句不对。渐渐的，她把全部期望都倾注到了自己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可谁知孩子一出生，婆婆就带着她的儿子来要小孩。当然，按常理说这小孩应该属于男方家，婆婆也有权把孩子带走。可哪知小孩被带走后就马上送进了孤儿院。
上述例子涉及孝道，也都提到了子女如何偿还父母的“养育之恩”。在美国，这些都会被看作外界对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侵犯。日本人之所以不这么觉得，主要是他们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是欠父母“恩情”的，就如同美国的故事中都会描写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还清债务一样，上面的这些例子反映了日本人将什么视为美德；如何证明自己的意志力足够坚韧，以至于可以承受任何磨难，赢回尊严。然而，无论这种磨难显得如何崇高，其结果都是令人愤慨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缅甸，谈到“最令人憎恨的事物”时，答案是“火灾、洪水、小偷、官吏和坏人”；而在日本，答案却是“地震、打雷、一家之长的父亲”。
日本人在“尽孝”时，与中国的孝道有所不同，不会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也不会展望至同一祖先繁衍的庞大宗族。日本人概念中的祖先只包括当代的前辈先人。每年日本人都会对祖坟墓碑上的文字翻新一遍，以便确认死者身份。当后人无法再记得先人的具体情况时，他也就不再是后辈“尽孝”的对象了，家里佛龛上也不再有他们的灵位了。日本重视的“尽孝”的对象，仅限于那些在脑海中还记忆犹新的先人，他们很注重现在。许多评论家曾感叹：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缺乏思辨和抽象思维的能力。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侧面印证了这一论点。它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尽孝”的义务仅限于活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