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尽孝”不仅仅指对父母和先人的服从和尊敬。在照顾子女的问题上，西方人认为这是母亲的本能和父亲先天的责任感，而东方人则认为这是在给祖先“尽孝”。日本人对这点深信不疑，他们对祖先“尽孝”的最好办法就是像父母照顾自己一样精心地照顾儿女。日语中没有特指“父亲对子女的义务”的专门词汇，这类义务包括在后辈对父母及祖父母的“尽孝”范围之内。“尽孝”给一家之长规定了很多义务：抚养子女；让儿子或弟弟接受教育；管理财产；保护需要保护的亲戚及其他责任。在日本，家庭的制度化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种种规定，严格限制了对其“尽孝”的人数。按照日本的规定，儿子死后，要由父母来抚养儿子的遗孀和子女。同样，万一女儿丧夫，父母也要收养女儿及其子女。但是，收养丧偶的外甥女或侄女就不在“尽孝”的义务之内了。一旦收养，那也是在履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义务。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精心的照料是在履行“尽孝”的义务，若想抚养教育侄甥，通常的做法是把他们过继为养子，否则，那就不是叔伯应尽的“义务”了。
出于“尽孝”的考虑而给予贫困的直系亲属援助，是不需要对被援助者太过上心和尊敬的。一个寄人篱下的年轻寡妇会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们吃的都是别人的冷饭剩菜。而且，那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指使她，别人的一切决定她都必须服从。她和她的子女们只不过是这家人的穷亲戚罢了。有时可能由于当家人的个人原因，他们的境遇会稍微好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必须善待他们。同样，兄弟之间也没有义务互相关爱。兄弟两人水火不容时，人们通常只要求哥哥履行对弟弟的义务，并赞赏他的行为。
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矛盾最多的。媳妇在这个家永远都是外人。她必须熟悉婆婆的喜好，按婆婆的意思来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婆婆会肆无忌惮地说媳妇配不上自己的儿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一定程度上是婆婆的妒忌心作祟。但是，像日本的谚语所说：“可恨的媳妇照样生出可爱的孙子。”所以“报恩”“尽孝”在婆媳间也是成立的。媳妇表面上温顺贤良，随着时间流逝，她们也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媳妇们年轻时是不敢顶嘴、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真的温婉贤淑，到了晚年，便是她们作威作福的时候了，她们把积压多年的怨气一股脑地发泄到自己媳妇身上。今天，多数日本姑娘们都不愿意嫁给一家的长子，因为她们不想和婆婆生活在一起。
“尽孝”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得到家人的好感。在有些文化中，这种好感与爱是大户人家道德思想的基石。而在日本情况却不同。一位日本作家指出：“日本人非常重视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关心家庭中的单个成员，也不太重视家庭成员间的纽带。”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但这句话却描述了一种真实的情况。在这里关键在于“尽孝”和“还债”。年长者对后辈们身负重大的责任，其中一点就是监督年轻人作出必要的牺牲，即使晚辈们不愿意也于事无补，他们必须绝对服从长辈的决定。否则，就是没有履行“还债”的义务。
“尽孝”时，日本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当露骨地相互谩骂。这种现象在对天皇“尽忠”时是绝对不存在的。日本政治家们的精心安排，使天皇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将天皇置于圣人的位置。只有这样，天皇才能号令全国上下，让百姓一致为国家效命。说天皇是国民之父是远不够的，虽然父亲在家庭中承担对子女的一切义务，但却“很可能是个不太值得尊重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的“圣父”，而对天皇尽忠已经被神话成对品性高洁的“圣父”的崇拜。明治改革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去西方各国考察后认为：西方国家的历史实质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历史，而这与日本精神不符。回国后，政治家们编订宪法时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对国务大臣的一切行为均不负任何责任。天皇是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必行使国家管理权力的国家元首。天皇不参政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继续充当后台主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家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全体日本国民心中树立天皇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在封建时代，“尽忠”主要指忠诚于首领和将军，漫长的历史使得“尽忠”的含义重新被定义。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将军既是最高元帅又是最高执政官，其属下虽然也“尽忠”，但试图推翻其统治甚至谋害其性命的阴谋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冲突，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往往要比对将军的忠诚显得更迫切。毕竟，老百姓每天都要和自己的领主打交道。相比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很淡薄。动乱时期，武士们也经常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为王。一百年来，明治维新的先驱们打着“忠于天皇、推翻幕府”的旗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而天皇则常年居于深宫，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象来塑造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运动就是这种拥皇派的胜利，也是从那时起，即1868年，“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移到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天皇退居幕后，仍将权力下放给“臣下”，不亲自管理政府或军队，不决定内政外交政策，由一批认真挑选过的顾问帮他执掌政务。真正的具有根本性改变的是在精神领域，“尽忠”的对象转移到了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天皇身上。
“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潜移默化地转移为天皇，最重要的在于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神话，即皇室都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对此深信不疑。传说中涉及的神学观点并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实际上，即使是完全否定这种神学观点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对必须忠于天皇提出过质疑。而至于那些认为天皇就是神仙下凡的一般老百姓，他们对传说的理解也与西方人想象的不同。“神”（カそ），英文叫“god”，在日语中最基本的含义是“首领”，即等级制的金字塔尖。日本人认为在人与神之间并没有特别难跨越的鸿沟，人死之后都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尽忠”是要对最高首领表示忠诚，尽管这些人跟神没有任何关系。而后来“尽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很自然地转移到“天皇”的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整部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宗。尽管西方人一再指责日本皇位的继承规则与英国、德国的不一样，是一个骗局，但这种指责毫无意义。日本的规则就是这样，并且根据这一规则，日本的皇室血脉也的确“万世长存”下来。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更迭，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基本的社会组织并没有瓦解，其轮廓还是一样的。明治维新的前一百年间，反德川统治的势力也是利用这种“万世一宗”的理论，而不是天皇的神裔论来召集群众的。他们说，既然“尽忠”的对象是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在现存的等级制下最高的就只能是天皇。他们把天皇抬到了国家牧师的高度，但这种角色并不一定就要带上神学色彩。天皇的这种地位要比简单的神裔论重要得多。
近代日本做了种种努力，使“尽忠”的对象慢慢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就是这种努力的最直接成果，在他的长期统治中，自然而然地成了国体象征。他绝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仅有几次隆重的庆典仪式。当群众向天皇行跪拜礼时，全场寂静无声，没有一个人敢抬头正视天皇，二楼以上的所有窗户都全部紧闭，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高处俯视天皇。他接见当地官员纯粹是一些象征性的仪式。因为面见天皇只是少数“阁下”们的特权，当地执政官员平日是根本没有面见天皇的资格。天皇一般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他所发的诏书的内容都是道德、勤俭方面，或者是某件事情解决后的再次确认以安抚民心。天皇病危时，整个日本就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跪拜在地为他虔诚地祈祷。
通过这种方式，天皇成了超越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热爱超越一切政党纠纷一样，天皇在日本地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人有严格的升降旗仪式，这种仪式对任何一个老百姓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却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崇拜来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民敬爱天皇，天皇也会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为了使陛下放心”，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的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在受训时如果不想犯重大的错误的话，他必须深刻提醒自己，最高的义务是对天皇效忠报恩，而不是爱国。
“忠”在臣民与天皇的关系上创建了一个双向体系。一方面，臣民直接向天皇效忠，用实际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各种命令，又是通过大臣，层层相传最终传到臣民们耳中的。“天皇御旨对忠诚的感召力和强制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企及的”。罗里曾讲述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军官下令说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在极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下的行军作战能力，军队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都不会稍作休息。在那天的训练中，有二十多个人因口渴和疲劳中暑，五人死亡。后来将这些士兵的水壶打开一看，里面的水一滴未少。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民政管理中的大部分，从丧葬到税收，都是国民“尽忠”的范围。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者。在日本人看来，遵守法律就是对“皇恩”最好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俗习惯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人认为任何新的法律——从停车的尾灯标示到个人所得税，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在全国范围内激起民愤。联邦政府更因为它干涉各州的立法权而受到双重质疑，因为人们都认为是华盛顿的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人们为了维护、保全自己的自尊心，都会竭力反对这些法律。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藐视法纪，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是缺乏民主自由意识的顺民。更贴切的说法是两国国民对自尊心都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要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报恩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观念各有各的难处：美国的在于，即使颁布一个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法规，也很难被全国民众广泛接受。而日本的在于，人的一生都将处在一种报恩的阴霾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也许，在某些场合，每个日本人都有自己既不触犯法律、又能回避苛责的好办法。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甚至能容忍一些暴力行为和个人的复仇行为。然而，尽管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尽忠”在日本还是占有支配性的主导地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许多了解日本、对日本深有研究的西方人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说，幻想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是太天真了。日军许多部队在局部战役中从未失败过，而且至今仍对战争的正义性确信无疑。在日本本土，到处都是誓死顽抗的抵制者。占领军先头部队的力量如果不强大，只要一进入日军大炮的射程范围，分分秒秒都有惨死的危险。“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从没怕过，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然而，美国的分析家却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天皇发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还未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了皇宫，试图阻止天皇通过广播向国人宣读停战诏书。但诏书一旦宣告天下，所有日本人就必定会无条件接受。不论是满洲里、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的顽强抵抗者们都立即停止了战争。美军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当地人们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还枪不离手，中午时我就把枪收起来了，傍晚时我已经悠哉悠哉地在街上闲逛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按天皇的旨意用和平的办法来使‘陛下安心’，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使‘陛下安心’的方法还是誓死奋勇作战，即使是以竹竿为枪也要击退敌人！”
要是西方人理解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经常变化的，那么也就不会觉得日本人这种态度不可思议了。有些人说如果这样的话，日本除了自取灭亡将别无他路；而另一些人则说只有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推翻现任政府，掌握政权，国家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从全力以赴、全民支持打赢战争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以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来考量日本，那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在日本并没有发生革命，或者说因为“日本人还不懂得自己已经被打败了”。这些都只是建立在西方善恶标准之上的西方人的处世哲学。应该记住的一点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所以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都会用的最后一招：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的态度来破坏占领军的占领行动。日本有自己的方法：在战斗力还未彻底被摧毁以前，人们就把自己无条件投降看作是为了“尽忠”而必须付出的巨额代价。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是有价值的。今天，日本人仍会趾高气扬地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这是一条要求我们投降的命令。但即使是投降，对天皇“尽忠”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