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各种价值观中，情义都是值得珍视的，但是日本人对“情义”却是另一种看法。日本人认为情义是像利息一样不断增长的欠债，而且是不愿意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所以日本人因为情义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认为不及时偿还就会增加更大的分量。
日语有句古话：“情义最难接受”。与必须报答恩情一样，人们也必须回报“情义”。但是，“情义”和“恩情”所要求的义务不一样，英文中很难找到与“情义”同意的词。尽管人类学家认为世界上每种文化的道德价值观都是很奇妙的，但日本文化中的“情义”却是最独特的一个，是日本特有的。尽管在具体概念上有所不同，但“忠”“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道德准则，这一道德观塑造了东方各国的普遍的家庭观和价值观上的亲和力。“情义”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与佛教无关，它是日本本土的，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情义”，我们很难搞清楚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对名誉的看法以及个人在本国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时，都会经常说到“情义”。
对日本来讲，“情义”就是一大堆复杂的义务的集合（参阅本书第六章表格）：从报答恩情到为先人复仇的义务。难怪日本人懒得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海也很难确切的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根据我的翻译）：“‘情义’就是正道；人做事应该遵循的规则；为了避免世人批评而做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旁人领会要领，但“不愿意”这个词至少指明了“情义”与“义务”的差别。不论“义务”对个人提出的条件如何苛刻，但至少是他对自己的亲人、对国家的象征者所应负有的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爱国情感的体现。责任和义务之所以密不可分，是因为它们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论人们在履行“义务”时有多么的“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对不会有“不愿意”的意思。人们在报答“情义”时似乎内心充满了不快。可想而知欠下“情义”的债主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
“情义”可划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暂且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字面的意思是“报答情义”，报答自己同胞的恩情；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名誉不受外界损毁的权利。这点多少类似德国人对“名誉”的态度。如同“义务”是人们生而俱之的责任一样，“对社会的情义”也大致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性关系，“情义”泛指人们对亲戚家属应承担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对直系家属的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姐夫（妹夫）、嫂子（弟媳）也被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不论是配偶的兄弟姐妹，还是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这种称呼都是恰当的。在日本，婚姻是两个家庭的契约。由于“情义”的关系，这两个家庭终身都会保持契约关系，并履行契约性义务，履行义务时，最沉重的莫过于报答双亲的情义，是他们安排的这桩婚姻，年轻的儿媳妇对婆婆的“情义”尤其深沉，婚后儿媳要在丈夫的家庭里开始新的生活。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可能要不同一些，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岳父岳母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同时还要履行其他契约性的义务。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孝敬亲生母亲，这不能称为情义，这是出于对母亲的爱。”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然而，人们在履行因婚姻关系产生的“情义”时却从没敷衍过。不论代价多大，都是认真履行，以免被世人谴责无情无义。
丈夫是上门女婿，也就是平日说的“倒插门”，这种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就不一样了。一个家里没有儿子时，父母就会为其中一个女儿选上门女婿以延续“香火”。女婿要把原来的姓在原户籍中销掉，改从岳父的姓氏。结婚后他就到妻子的家里生活，在“情义”上要服从岳父岳母，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都和女儿出嫁给别家是一样的。为女儿挑选上门女婿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它也可能是为了双赢，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方虽然很穷，但“门第”很高，男方带一笔钱作为回报，便可借此提高在等级制体系中的地位。有时女方家庭富裕，有能力供女婿上学，男方于是接受入赘的方式。还有时女婿是女方父亲未来生意上的合伙人，为了保险起见，就将女婿入赘女方家。不管哪种情况，入赘女婿承受的“情义”代价都是十分沉重的。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家的户口簿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入赘女婿为了证明自己是新家庭中的一员，战争中必须代表岳父出战，即使是杀死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在当代日本的“政治联姻”中，女方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造成“情义”上的约束力，使女婿和岳父的事业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双方都有利可图，但是日本社会普遍对入赘没什么好感，日本老话讲：“有米三石，决不入赘。”主要还是“情义”太重的缘故，他们绝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觉得这并非男子汉大丈夫所为，毕竟人们在履行“情义”的责任时总带着几分“不乐意”，“情义”让人十分头痛。总而言之，“情义”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沉重的心理负担。
婚姻不仅承担了“情义”的责任，甚至对伯父、伯母、外甥、侄女也需承担“情义”的责任。中国和日本在家庭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是，日本并不把对上面提及的近亲的责任列入孝道的范畴。在中国，这些亲属甚至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而在日本，这类亲属只是“情义”，跟他们只是“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在日本比较普遍的是当有人向近亲寻求帮助时，救助他们绝非出于什么个人恩情，而是为了报答他们共同祖先的恩情。虽然抚养小孩是父母们应尽的义务，但帮助抚养远房亲戚的小孩，且不得不帮时，就会觉得说自己是被“情义”给捆绑住了。
与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传统的“情义”，比如武士对他的君主及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对上级及同伴的忠诚。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都歌颂这种“情义”的义务，将之视为武士的美德。在德川氏未完全统一日本前，人们认为这种德行甚至比“忠”更加崇高，在那时是只对将军们才要求的。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曾要求一位大名交出被他藏匿的藩主，大名在回信中这样写：您如此这番责难我的“情义”，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即使是冒着“不忠”的罪名，我也不会背叛情义。对于公务，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品行高尚的人都注重一个“义”字，即使怠慢了将军的权威，我也要竭尽全力保证“义”的真实和完整。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这封信被保留至今。在日本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描写古代日本武士崇高的德行的，这些故事一直流传。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润色、改编，他们渐渐地演变成了能乐剧、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