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霞告诉说：“我开始养鹿时，就是觉得马鹿聪明，通人性，很好玩儿，没想到我养的小鹿崽大多都没成活。领导批评，战友责怪，自己委屈得常落泪，我真想不干了！可是又一想，我们支边青年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一个革命青年。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那不是革命青年所为。于是，我下定决心，向老师傅虚心学习，学习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敬业的精神，在第二年母鹿下崽时，我索性搬到鹿圈里住。哪个母鹿下了崽，我就让它们母子闻气味，帮助小鹿噙上奶头。对个别不相认的小鹿就采取开小灶的办法。结果，仔鹿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从此，当地的报纸、广播就开始宣传我的事迹。其实这有什么可宣传的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就算是有点小小的成绩，那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在我们党支部正确领导取得的成绩。”
我感到，今天是真的遇到一个革命青年，望尘莫及，看看人家的思想境界，听听人家的远大抱负、勇气、奉献精神、谦虚态度，这是我们时代的典型啊！相比之下，我是多么的落后！可我又觉得她说的这些话，好像在电影、报纸上经常出现。但是，她那真诚的眼神、恳切的语调，说明这些话绝对发自内心。自从我见到她以后，内心暗暗产生的倾慕之心变成了仰慕。这时，她问了我的名字，接着又问：
“你不是下大田的吧？”
“下过大田，以后又让我当文教了。”我说。
“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吗？文教同志？”
“我非常羡慕你这养鹿、放鹿的工作。”
“那你今天下午就跟我一起去放鹿吧？”
“那……真是太好了！”
这时，杨师傅早已吃完饭，见我俩聊得热烈，便先自离去。于是，我随林丽霞赶着鹿群朝孔雀河走去。没想到的是，她让我和她骑在一匹马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被她拉上马背。她笑道：“看来你太缺乏锻炼。”
我在马背上坐不稳，只好两手抓住她的肩膀，任凭她一路对我谑笑不止。
我的心也随之跳荡，心想，原来她也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的姑娘。我们同骑一匹马，这种零距离接触，对一个姑娘来说，只能有一种可能-她不讨厌我。而对我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接触女性，只觉得坐在马上就像是在云雾中飘浮，忘掉了一切的烦恼绝望悲伤，让自己一颗疲惫的心灵轻松地舞蹈着，欢唱着。我觉得自己步入了一片神圣的土地，远离尘嚣，只有绚烂的花海，一望无尽的罗布麻滩，那是罗布麻编织出的梦啊！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两手已经扶住她的腰部。
她讥讽地说：“你还挺新潮的嘛。”
我说，“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她不回答，却朗声大笑起来。
来到了孔雀河边，我们下马坐在一棵卧倒的枯树上，任凭小鹿们去采吃那鲜嫩的罗布麻花。孔雀河依然静静地流着，对岸胡杨林中的鸟儿也停止了鸣叫，只有小鹿们欢跳嬉闹的窸窸窣窣声。
她用柳枝打着河面，问：“有女朋友吗？”
“惭愧呀，做梦都想呢。”
“你看我做你的女朋友行吗？”
“你当然好哇。可是你太先进，我太落后了，怕跟不上你。”
“你怎么落后了，跟我说说。”
于是，我便将逃避香港客人采访的事儿说了，不料她顿时变色道：“你这样怎么行呢？
我们支边青年必须要跟着党走，处处听党的话，那才会有前途嘛！接受香港客人采访，多宣传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进事迹，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们兵团人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把青春和汗水奉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不应该宣传不应该歌颂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希望我们在这广阔的天地锻炼成长，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国家永不变色。我们还要时刻记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单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样才能世界大同。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你想一想，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多么的幸福。我一直都为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可你呢，真让我失望，要知道，你的行为是政治思想问题！你如果是我的朋友，赶快回去写一份思想检查交给政委，政委会根据你的检查作出决定。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
好家伙，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和她能有共同语言吗？刚刚萌生的浪漫情怀和美丽梦想，被一阵冰雹砸得粉碎。我只好说：“对，对，你说得对，我这人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可想而知，我们以后的尴尬和僵硬的对话，再也没有那种真情的话语。一段难熬的沉默过后，我知趣地向她告别，返回了驻地。
以后，听说她嫁给了吴场长，再后来听说她得了肝硬化。据知，她临死前还在问，13号那只小鹿吃奶了没有？
有人说她这辈子够惨的了，可我并不这样想，我认为她是幸福的，为自己的信仰活着，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尽管她的信仰比较缥缈-她为自己的信仰活着，能说不幸福吗？
不幸福的是我-我回到连队后，不知何故又遇上搞什么精简机构，说暂时不让我干文教了，让我下大田劳动去。我想，劳动就劳动，我有的是力气，怕什么？
作者简介
请见《见证塔里木河》后的作者简介。
巴山情未了-大巴山的火塘及其他
谢克庆
噫吁兮，白驹过隙，往事如烟，乘着清风，驾着薄雾，飞上了九霄云天。
将多少酸甜苦辣，抛洒在通江河畔？
有多少个夜里神飞意驰，梦回巴山？
2007年4月的一天，忽有原东风林场的老知青皮永诚打来电话，说欲回林场去看看，问我可否一同前往？
一句话，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那绝壁上的手爬崖；那与狼群相搏的惊险场面，那风雪之夜的火塘边……在大巴山当了七八年农民，晚饭后睡觉前这段时间，绝大多数光阴，是在火塘边消磨的。火塘记住了我们的欢笑和伤痛，也见证了我们的奋斗和迷茫。
1966年1月的一天，临睡前的夜空很平静。半夜里我突然惊醒了，只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从我头上三尺高的房瓦上呼啸而过。木楼房在狂风的摇撼下微微晃动，柱梁接榫处一阵阵吱吱嘎嘎的呻吟。风裹挟着寒冷，拼命地从木板墙缝、瓦缝中挤进来，吹透薄薄的被子，我不由得再一次将被子扎紧些。房后的山林发出动人心魄的咆哮。我几乎立即想到两句诗：半夜朔风山林哮，几度疑是乾坤摇。
脚下的寒冷使我再次醒来，起身一看，被子上竟有一层厚厚的积雪！四周白晃晃的，亮得刺眼。推门出去，见除了对面那架陡峭的大山上有几大片黑石壁因太陡站不住雪外，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床巨大的白绒绒的厚被子盖住了。时辰还早，天色灰蒙蒙的尚未大亮。风小得多了，那雪却漫天飞扬。也许同样被冷醒了，渐渐有人起床，踏着院中半尺厚的积雪去厨房打水洗脸。
不断有人去打探怎么还不吃饭。终于，炊事员喊吃饭了。但紧接着又说：柴烧完了，差点饭都煮不熟。于是场长宣布，饭后全体出动，去塘湾扛柴。
早已砍倒的青树横七竖八地堆在塘湾沟边的陡坡上，被冰凌冻在一起，深深地埋在雪堆下。我们几个跑在前头的男生用手扒开厚厚的雪层，把碗口粗的青树干一根根拖出来，掀到沟里。然后，力大扛大的，力小扛小的。多数人都累得一头热气，握住树干的手指却几乎冻僵了。
很快，整齐的柴垛出现在厨房后的檐下；很快，烟囱又升起了袅袅炊烟；很快，火塘里又燃起了跳跃的火焰。
雪还在下。晚饭后，院坝里已积雪盈尺。山林中不断传来“咔嚓咔嚓”的脆响，那是树枝不堪大雪重压折断了。目力所及之处，灰蒙蒙的天和白茫茫的地连成一片，像一个混沌未开的世界。
在重庆根本没经历过这样的寒冷，寝室薄薄的木板墙，四面透风，冷得似乎比野外也好不了多少。大家都往烤火房跑。
烤火房是夹在保管室和厨房及女生寝室之间的转角房，房中还立着根粗木柱，是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还兼有饭堂、会议厅、文娱活动室的功能。烤火房中，除挤着放了四张吃饭的大方桌外，最显眼的设施，就是那个大火塘（川北有些县也称火坑）。所谓火塘，就是在地上挖个方坑，四边以条石围住，用来生火取暖。农民都是一家一个火塘。
我们这个“家”太大，故火塘尽量挖得大些，边长约四尺。为利用火塘的热量，火塘旁挖有两个窖，用于贮藏红苕萝卜之类。取窖中之物时，须兴师动众地搬开桌凳，由两三个力气大的男生合力揭开盖在窖上的大石板，故这间房还兼有贮藏室功能。
林场的同学几乎都围坐在火塘边，火塘边的四条矮长凳早挤满了。原本放在饭桌边的高长凳也摆放到第二排，坐了许多人。
塘火很旺，但也免不了有催人泪下、使人咳嗽的烟。且那烟时时随风改变方向，一会儿使左边的人泪流满面，一会儿又把右边的几个赶得慌忙向后躲闪。
柴块的搭放很有技巧，首先应保证中空，“人要实心，火要空心”嘛。架在上边的柴块还要疏密适当。过密则不利通风，烟更浓；过疏，风倒是通了，但柴块之间相互烘烤、协同燃烧就差了。但无论怎样搭放，刚加入的湿柴块都要经历冒烟、烘干、燃烧的过程，要在烟熏中等待。总有性急者等不及，总有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传火手（知青们先是说“烧火”，被老场员们讥笑：“我家烧火烧不燃，你家烧火是祖传！”原来“烧火”竟是很丑的怪话，特指老公公和儿媳妇通奸）。故火钳总被争来夺去。有抢不到火钳的，干脆直接用手抓起柴块摆放起来。
并不大的烤火房聚了这么多人，闹闹嚷嚷的。有人见白红蓝（爱称白鹤）正咯咯地清理喉咙，便大声提议：“白鹤，唱首歌噻，唱最拿手的！”见有人请唱歌，白鹤很高兴，却故作谦逊地推让一番。有人逗他：“白鹤，你不唱，卢宾宁就唱了哦！”白鹤便不再推辞，站到房间烟熏不到的那边，那儿已让出一小块地方。他先“啊，啊-”地定了音，昂首挺胸，右手一挥，作势要唱，却一下停住，笑着说：“口干了，口干了！要喝口水。”众人的目光，监视他走进厨房。有人悄悄跟至门边，见他左手握瓢舀起冷水喝了一两口，右手顺势将水掬了些在乱蓬蓬的头发上，用五指捋了又捋，尽力使其平整些。回到人群中，故作矜持的白鹤将目光透过房顶，把四周的群山巡视了一遍，收回目光，再将眼前的听众巡视一遍，似乎找到了感觉，重新昂首挺胸，一句颇为高亢响亮的歌声直冲云天：“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也-”同时右臂高举，食指指天，急速在头顶划了一个小圈，好像手中正持有驾车的长鞭。“一挂大车下了冈也-”左手虚握拳向前平伸，拳心朝下，肘部微微伸缩，全身也随之抖动，似正手握缰绳驾驭烈马。抑扬顿挫的歌声在扬鞭催马的动作中声震房顶：“今年咱送公粮排了个头一行，化肥农药新农具，满呀满车装。”当唱到“掌鞭的队长也-我的亲家也-”卢宾宁、皮永诚等好几个人一齐跟着唱起来：“我的亲家也-！”
其中赵柳村不是唱，是在喊。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透过门缝及山墙缺口，见那雪还在懒洋洋地飘。夜渐渐深了，不知什么时候，塘边只剩下彭小凤、付国良和我。林场没有书报看，没有广播音乐听，人在寂寞之中，特别需要情感的交流。
付国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故去了，跟着唯一的哥哥生活。他读初中时哥哥也故去了。他初中与我同班，高中同级，独自住在七中鱼塘边一间小屋内。那小屋像丹麦童话中七个小矮人住的小屋那么小。我几次去找他，见那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极简单的物件摆放得恰到好处，显现他做事极是细心有条理。他拿着火钳，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柴块翻来覆去地摆弄，一边讲着自己童年的故事：夏日乡间的下午，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领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一条小溪里摸鱼虾。夜里，一个瘦弱的身影打着火把，后边跟着一个更小的身影，在水田里捉青蛙。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一起拿到乡场上去卖。他沉浸在对亲情的无限眷念中，语调缓慢低沉，火塘边气氛有些压抑。为冲淡沉闷的气氛，我抢过话头，表情夸张地说：自己对孩童当中的“十八般武艺”，如何样样精通。其实所谓“十八般武艺”，不过是些爬树凫水滚铁环，鹞子翻叉蛇抱蛋之类的雕虫小技，是流行在儿童中的游戏。我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还即兴表演，讲到故事精彩处，火塘边响起三个人轻松愉快的笑声。
彭小凤是我们林场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生日最好记，与共和国同龄。她说起话来心直口快，天真无邪。她说小的时候，和五六岁的弟弟如何争玩具，边讲边交替装扮着自己高兴的表情和弟弟生气的模样。脸绷不住了，一下朗声大笑，满脸孩子似的灿烂笑容！我和付国良也忍不住笑了。其实她就是个孩子，还要两年才有选举权，若按时下的法规，是个非法的童工。记得那年上山下乡准备离开重庆时，因出发前的一些杂事，带队的刘老师让我到她家去过三次，第三次是帮她提行李。她的母亲显得年轻漂亮、知书识礼。去了几次，也熟悉些了。她见我是个热情正直懂礼貌的大男孩，便很自然地嘱咐我：
“要照顾我们小凤哦。”我当然连声答应。其实彭小凤虽年幼，却行事乖巧、活泼大方，也并非看上去那么娇弱。她几乎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融洽，愿意帮忙的人很多。我一向乐于助人，但因有那句承诺，心中便有一点责任感，使我关注她更多一点，相处也要多一点，有机会照顾时我更尽力些。可照顾什么的时候并不多。记得有次从黑石窖往回背黄豆捆，途中要经过危险的独木桥、手爬崖。在捆的时候，我暗暗把该她背的那堆豆秆中抱一大抱捆到我背的豆捆中，使她背的那捆轻些。这么一个娇小的女孩子，离开父母，独自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来，真不容易啊。
夜深了，再次加入的柴块也化成了红红的木炭。那炭块也慢慢由大变小，终于一齐化为灰烬。房内便渐渐被黑暗和冷气笼罩，对面坐的人也看不清眉目了。初时火塘中的灰还很烫，在黑暗中发出隐隐的红和热，但很快就隐没了。用火钳轻轻翻动，黑暗中又有几点极小的火星闪烁。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大雨了。午饭后因为没法上坡，全体知青就在火塘边召开民主生活会。所谓民主生活会，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言者通常先不痒不痛地说说自己的不足之处，今后如何改正云云，批评别人才是重点。当然领导有时也顺便表扬好人好事。
我们几个是知青中的主要劳动力，大凡重活累活脏活都跑不脱。这不，上午引水还被淋成了落汤鸡，就等着受表扬吧。
会上说些什么，早忘记了。突然有段话当时如雷贯耳，至今记忆犹新。女同学崔古炫大声说：“他们改锯的几个也太吃得了，四个抵我们十个！扣一样多的口粮款太不公平了！要改正！”
她说要改正的是我们四个在黄草坡改锯的人。怎么回事呢？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不久前的事。为了支援公社粮站建设，更主要是为了收入现金，林场要为粮站改几十方椽子。我和谢文宦、韩凯、白鹤四人，被派到黄草坡去改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