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馆开办之初，我爸可谓将写诗和做事业合二为一，激情澎湃，生意迅速做得有声有色，诗也写了许多首，每次聚会，他都有新诗念给朋友们听。但诗歌毕竟是无用之物，哪里有数钞票过瘾呢。渐渐地，他丧失了写诗的心情，一点一点地看着自己放弃写作，却不敢对妈妈讲。好在经营咖啡馆的忙碌，妈妈是看得见的，也不常问他。常来聚会的诗人朋友，这时候也都各自折腾开了。吴叔叔看我爸爸做咖啡馆挣了钱，顿时觉得上班不过瘾，辞职租了一间小房间开起了公司。他那个皮包公司也不晓得具体经营啥，就什么都打听以找机会。经常见他约些政府官员、银行领导到咖啡馆来谈事，谈完事，就很气派地叫矮子叔叔过来签单。他对那些人声称自己在古得咖啡馆有股份，这是与我爸爸商量好的。聂叔叔也不想上班，一会儿跑成都，一会儿在重庆，说在联系倒卖建筑材料。要卖建筑材料，最关键的是要在物资局办手续啥的。我妈妈就在重庆物资局，可他们都不敢找我妈妈提这事，怕我妈妈说这是不正之风。我妈妈那种单纯的人，不敢污染了她的耳朵。
我妈妈主持的诗会，渐渐凋落。眼看着能喊到场的就只有吴叔叔、聂叔叔、林阿姨等寥寥数人了，很是伤感。诗歌的八十年代，眼睁睁地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为了他们的追忆。再往后，好像谈起自己曾经是个诗人，反倒成了令人羞怯的事了。但我妈妈，还是固执地生活在她诗歌的象牙塔里。我爸说后期的几次诗会，纯粹是为了满足我妈挥之不去的幻想而强要吴叔叔、聂叔叔、林阿姨等人齐来假装的虚幻景象。就是1988年前后那几次，经我爸一点明，我也吃了一惊，因为我是“诗的女儿”嘛，每场必在，原来我也跟着受了骗。他们热情满怀地朗读、讨论，原来都是假装的啊，看起来不像嘛。我爸说，热烈的讨论当然不假，可是大家都已经不再把它当正事了。只有你妈妈才将写诗当正事，当成人生一件必须的事。我说还有我，我也当正事。现在想起来，我对自己说的话感到好笑。我又没写诗，只是个懵懵懂懂不知何义的“诗的女儿”而已。我也为他们感到难受，因为他们嘴上说不将写诗当正事了，未必心甘情愿，在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失落。
只有我妈妈，还那么认真、积极。只要有诗会，我妈妈就精神振奋，立刻工工整整地誊写新写的诗稿，换上盛装。连衣裙，大摆裙，她觉得定要此类优雅的裙子，才够格进入她心爱的咖啡馆。她先在镜子面前摆摆姿势，练习好嗓子（为诗朗诵做预习），再高高兴兴拉着我的手出门。她愿意做一个平凡操劳的家庭妇女，只要丈夫能为她定期准备好咖啡馆诗会作为礼物，只要咖啡馆有诗会，她就有盼头。只要咖啡馆诗会还在举行，她就觉得自己和丈夫的幸福还在。而我爸爸他们，其实早已经不再热衷了，只是为了我妈妈，做着样子。现在我一点一点地回忆起这些往事，一点一点地获得真相，不禁为妈妈的孤独感到心酸。心酸也是，一寸一寸地。
后来的几次诗会，既是专为我妈摆设的人工场景，自然做不到天衣无缝，我妈妈也渐渐看出些端倪。有一次她问大家：“你们每次来读的都是旧诗，就我一个人有新诗给大家分享。我觉得你们可能好久都没写过新诗了吧？”这一问，大家只好老实坦白，吴叔叔说离开大学就没写了，现在做起了皮包公司，完全没心思了。聂叔叔说大学毕业后两年就写不出来了，做生意过瘾，总是折腾。苦于没有啥门道，只是瞎折腾，但瞎折腾也比待在单位上闷死要舒服得多。至于诗歌，是再也没心情没时间来写了。眼看着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离自己愈来愈远，真是无限惆怅啊。林阿姨苦水最多，说自己没有我妈有福气，嫁给我爸这样的能写诗还有本事养家的男人，三十岁就已经黄脸婆了，还写个球！
我妈吃惊而又难过地说：“原来除了我和宁珏还写一点点以外，大家都没写了啊！”我爸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地说：“我写是写点，不过已经渐渐流于空洞了。”我妈极认真地说：“空洞了可不好。你对市场经济这么有干劲，有体会，干吗不写写这时代！”我爸笑道：“你不是反对市场经济么。我可不想讨你的骂。”我妈说：“你这人怎么断章取义，我怎么反对市场经济了！我说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有更高角度的批判态度，既要反思计划经济，也要反思市场经济。再说，人之生存可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咱们还要更高。
诗人的批判立场应该站在人性高度。”之后，她稍作沉默，面露难色地说：“大家都不写诗了，看来咱们的诗会已经流于形式了，这样不好。要不我们就把诗会活动暂停一段时间吧？等大家都有新诗了，我们再开。”大家立刻暗中大松一口气，还纷纷假装不舍但由于自己实在不争气只好举手表示赞同我妈妈的建议。
我妈叹了口气，说：“看来只好这样了。咱们诗会暂时不开了，不过我建议诗还是要坚持写的。是个诗人，不写诗咱们能做什么呢？即使诗会不开了，谁要是写了新诗一定要给我拜读啊！我一定认真给予批评建议。对了，电话好，现在家家都安电话了，咱们可以在电话里读诗了。”大家赶紧承诺，一定尽快恢复人生的诗意，尽快写出新诗，一写出新诗就给我妈打电话。随后的时间里，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就没人主动向我妈打电话，主动打电话找人念诗的只有我妈。尤其是林阿姨，三天两头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我妈随时都有新诗写出来念给她听，此外她还有个最新领悟，认为男人们社会性强，兴奋于发财致富，遇到这个新时代，一心着迷于在商海中大展拳脚。就像小孩，喜欢上新奇玩具，立刻抛掉旧玩具。他们不写诗是可以理解的。而女人细腻、敏感，善于抒情，对空洞大事没啥兴趣，所依赖的日常生活和琐碎人情直接导致女性的感性、具体。诗歌的希望在女人！现在市场经济一大浪地卷了男诗人们下海，这真是天意。天意啊。女人应该担当诗歌复兴的重任！
她念了自己的诗，又说得那么兴奋豪迈，林阿姨没法不有所表示。只好将自己过去写了不好意思拿出来现丑的诗修改修改，预备着下次电话当成新作念给我妈听。我妈再一看林阿姨写新诗了，马上当重大事件向其他人宣告。其他人从林阿姨处获悉原委，异口同声要求她顶住。一定顶住啊林叶，你要是顶不住了我这里还有些可能许惠没看过的诗交给你拿去当你的新作读给她听。
聂叔叔多说了一句：“你一定要顶住，我看许惠已经写诗写得走火入魔了，为了保护好她的精神不要发生变异，你一定要想办法多弄出诗来稳住她。切记切记，顶住顶住。”后来林阿姨和我妈妈有次吵架，林阿姨把聂叔叔这句话翻了出来，说“大家早就认为你写诗写成神经病了”，差点儿闯下大祸。
没了咖啡馆诗会，却有了电话读诗的新鲜事，我妈倒也不寂寞。不过咖啡馆既然没有了诗会活动，在她心中，其高雅意味顿时荡然无存。这时候我已上学，弟弟也上幼儿园了，无须再添矮子叔叔的麻烦，我妈妈来咖啡馆的次数就少多了。
我爸爸应该也是看到了我妈妈此时的失落，特意为她送来礼物。他提议买房。而且他已经勘探，看中了嘉陵江边新开盘的华阳小区。这是重庆首家堪称高档的住宅小区，绿化率高达45%，大阳台，欧式风格，是我妈妈梦想的家。我妈妈当然满意，说自己终于可以穿着珍藏的拖地连衣裙躺在阳台摇椅上看画册、品红茶、写诗了。
这梦想中的家，实乃我妈妈躲避“社会上”的庇护所，一瞬间变得真实可触，而且居然自己已置身其中。这是真实的美梦。我妈妈顿时欢天喜地，一心投入到对新家的布置中去了。自然，一切都是欧洲经典式的。我妈妈精心布置这个家的每一个行为，都折射出她对自己的理想形象的暗示。她自己，虽然身在中国，其实有一个欧洲公主的内心。而这公主的内心，曾经若干次被我爸的诗讴歌过。若干次我翻看我爸在大学时候写来送给我妈的诗集，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另外，我爸爸名字里有一个“珏”字，他很喜欢玉。我们搬入新家后不久，他还带着我们去到工艺品店，每人买了一件环形玉佩。我爸说，我们是一家人，玉佩是标志。我和我妈妈总是贴身佩戴着这玉的。
我深爱我爸爸，因为他很会爱我妈妈。
皮短裤、黑丝袜
那晚，吴叔叔请我在他酒店二楼西餐厅吃饭，有吴叔叔在场，周伯伯就不好意思吹牛说他知道多少过去的事了。
吴叔叔说：“想不到栀子那么念旧，还专门来取留声机。”我说：“小时候就一直很喜欢这留声机。说起来还得感谢吴叔叔，是你让我有了这份美好的童年记忆。吴叔叔，我一直想问问你，这留声机当年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吴叔叔说：“我的一个堂哥当年是个造反派，是他从一个老教授家里抄的。我把它抱了来，祝贺你们家咖啡馆开业。没想到你妈妈说正好呢，咖啡馆就缺一个画龙点睛之物，留声机正好来充当。你妈妈品位高，是个贵族，她没能生在欧洲，真是个遗憾。不过她心中的欧洲，也是文学意义上的欧洲，也并非现实。我去过欧洲，看到的还是满眼做生意的人。咱们当年文学作品读多了，都是想当然地理解世界。不过活到今天，回头去想，现实不现实，真不真，假不假，其实也无所谓，其实都一样地活。要说你妈妈，还真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能坚持理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尊重现实，其实都免不了做钱奴，做权奴。”我点点头，表示赞同他对我妈妈的说法。
他说：“你这次回来正好和你妈妈一块儿过过中秋节。”我有些慌，低下了头。“昨天我还在想，请栀子吃饭要不要趁机把许惠也叫上，我也很想知道她的近况呢。可是一细想，我还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联系许惠。唉，都怪你爸爸。他和许惠之间摆了个僵局，弄得我们都不好处了。你要是见了你妈妈，代我问她好。”我低声说：“我要是见了妈妈，一定转告。”我突然醒悟到吴叔叔和我爸爸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应该知道很多我想知道的事，可惜今天有周伯伯在，没法向他打听。而吴叔叔是一个满世界乱飞的大忙人，这次以后，恐怕很难再有机会向他打听了。
“走之前去看看你妈妈吧？别跟着你爸爸与她赌气，她也够可怜。可怜这个说法也不对--想当年我们几个等于是伙起骗了她，真是有点对不住她。”吴叔叔说。
我说：“那不算骗，你们也是没办法。”“的确没办法。你妈妈是个倔头，她竖起一个象牙塔与全世界作对，把我们都算在敌人里面去了。”我说：“我没和妈妈赌气。不过，这一次不一定回去见我妈妈，因为我怕她不高兴见我。”“因为退学的事？”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都两年了，你妈妈不会不高兴这么久吧。对了，你干吗要退学呢？”我摇摇头，表示不想说这事。
他呵呵笑道：“跟你爸爸学的。”再后来，我很诚恳地对吴叔叔说：“吴叔叔，我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想得起我妈妈，也谢谢你讲的我爸爸我妈妈至今还赌气的话。我很喜欢你这样说他们。他们赌气，说明还在乎对方。可是我爸把咖啡馆都关了，说明他已经绝望了，气也不赌了。”“这个宁珏，一辈子脑壳都是方的。”吴叔叔说。
我记得那年我五岁，有一天晚饭后，咖啡馆来了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年轻女子。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我妈妈害怕的那种人。
她的惊人之处主要是她的打扮：穿着黑T恤和亮闪闪的黑皮短裤。黑皮短裤之短，甚至让人看见臀部接触座椅布垫的月牙形肉体。而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最惊人的是在她几乎完全暴露的大腿上，穿着当时极少见过的黑丝网吊带袜。能看见紧贴在大腿和臀部结合部位的吊带扣子，这枚扣子似乎是其致命诱惑的焦点。矮子叔叔说他自从一见到这女子，就天天盼着她来。他在吧台上装模作样地伺候咖啡机，转过来看，转过去看，其实就为了看清楚她屁股侧面的那一枚扣子。我当然不知道矮子叔叔到底在看什么，但也跟着他，微微带着些警觉地，把这女子看个不停。这女子就是23岁的苏芬。
离咖啡馆不远，有一个名叫“帝王”的KTV歌厅，老板叫李京，来过几次咖啡馆，我爸也认识，苏芬是李京力捧的歌厅当红唱角。因为离得不远，咖啡馆也是时尚之地，歌厅里的性感女子倒也常来咖啡馆，但像苏芬这么穿着大胆的，矮子叔叔说恐怕在整个重庆也算头一个。
苏芬的这身行头，倒也不是她的日常装扮，乃是她的演出装。把演出装穿到咖啡馆来，是因为稍后就要去歌厅登台表演，她嫌麻烦懒得换。
不过，穿了这皮短裤和吊带袜来咖啡馆，看那些受刺激的男人和女人，看他们言不由衷的滑稽反应，她觉得十分好玩，所以她干脆一来咖啡馆就必穿这身行头了。
她一来，其他地方不坐，非坐从门口数第一个最显眼的靠窗位置不可。坐下要了咖啡，却不一定喝，只顾化妆打扮为夜里表演做准备。她好像在专心致志做着一个“娱乐工作者”的正事，其实处处放电，将一房间男人都弄得神魂颠倒。矮子叔叔说，那两年间，她真是“太操了”。她喜欢坐那既靠门又临窗的座位，那里人人都看得见她。如果那位子被某人先占了，她就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那人对面。要了咖啡，还将那人当做无物，自顾翘首弄姿，梳妆打扮。她对面的人，无论男女，一般坚持不到十分钟就浑身不自在了，只好要求换桌或离开。你或许能够想象我当时看到的有趣情形：对面的那人如果是女人，往往会啐一口，结账离开；如果那人是男的，则会要求服务生帮他换一张桌子，去到她背面或者侧面偷看，而且还喘气。那两年，在公众场所，应该极少有人能近在咫尺地直接面对苏芬的性感而保持镇定吧。
事实上是，苏芬那很有勇气的性感表现，不止对男人发生影响。在我的身体不可避免地发育且需要某些装饰和强调的时候，也一次两次地想起她穿过的黑丝网吊带袜。我翻看了一些书。书上说黑丝吊带袜对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为啥，也没说太清楚是什么原因，只说是男性需求主导下的性文化的一部分。我试着买了一双来穿。穿上后，并没有产生啥美妙的感觉，只觉得因袜口的紧箍，令大腿根部显得更为肥大，而臀部也因两侧黑带和腰部花式的装点更显得白皙饱满。这黑丝吊带袜，令我的一两个部位异常突出。
单单强调了我的屁股和大腿的结合部，让那里更惹人怜爱，激发贪欲。女人啊，我不由自主地叹息。你不得不将自己的某个部分装扮成男人喜欢的宝贝。明知这是不由自主受到的男性欲望的控制，可你还是忍不住要那样去做。为了他，心甘情愿。是的。如果他，要我穿黑丝网吊带袜，我就穿黑丝网吊带袜，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呢？这是我19岁时写在笔记本上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