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提出“兵者不祥”，正是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考量，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战胜，以丧礼处之也。”把战争理解为“杀人”，是不可能得到天下拥护的。因为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是无数生命的牺牲、无数家庭的破散。高明的治国者，即便战胜，也“以丧礼处之”，这是对战争的理性态度、反思精神，也是对无数牺牲者的哀悼，对遭遇痛苦者的怜悯。
即便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丞相吕不韦也是对战争心怀戒惧，《吕氏春秋·论威》继承了《老子》、《司马法》的告诫，也强调：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
可见他将“不得已”用兵作为最后的选择。可惜秦始皇忘了“相父”的告诫，把用兵当作乐事。统一全国之后，不但不罢兵归田，反而率大军不断巡行，劳民伤财，非但没有弹压住东方六国的残余势力，严刑峻法反而激发了百姓的怨恨，最终死在巡行的路上，国家动荡于戍边士卒的反抗。其以武力统一全国，也被武力推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此前的《管子》，也在《幼官》、《重令》、《枢言》等篇中多次阐述，频繁地进行战争，会使士兵疲惫；多次地取胜，会使国君骄横。当骄横的国君，派遣疲惫的士兵不停参加战斗，国家就只能走向危险的境地。打了胜仗自然强大，殊不知盛极必衰，强大者的未来，就是衰亡。人所利用的是其长处，人所轻忽的也是其长处，善于游泳的人常死在河边，善于射箭的人常死在旷野，善于用兵的人最终死于战场，与其这么折腾，莫不如谨言慎行，做到“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不战而胜。
话说当年，越王勾践想要进攻吴国，范蠡苦心劝谏他说：“逞匹夫之勇的人，是与德背道而驰的；兵器是凶器，战争是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法。私下里谋划去偷袭他国，是不道德的，爱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不是靠其他和平的方式解决，谁要是依赖这种德行做事，最终也会被这种德行毁灭。放荡暴虐的性格，是上天所禁止的，要是先挑起无义的战争，最终上天也会不倾向于我们，对我们不利。”但当时勾践却不以为意，执意兴师伐吴，结果被围困在会稽山，被迫投降，做了俘虏。
曹魏时期，三国交锋，战事不断。桓范在《世要论》中就谈到尽量少用兵，把“兵者不祥”之论做了系统阐述：
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遗后，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战争，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不以伤害危亡为目的，只能是不得不用的无奈之举。战争是凶险的事，武器是危险的工具，千万要戒惧使用。因而我们既要少战、不战，又要备战、能战，只有把这辩证关系把握住了，才是王道。
兵者不祥，是从反面告诫战略管理者，一方面，要以战争来保卫革命果实、胜利果实和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不怕战争，不惧战争，不能过分求和而采用绥靖策略，若为求和而求和，只能任人欺负。另一方面，要意识到和平发展是最小的代价，百姓刚过几天安定日子，要多用非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充分发展自己国家实力，灵活运用外交能力，尽量避免战争。既不能好战，也不能不战，在二者之中寻找到平衡的支点。
以义为兵：古代兵法将“义”看成军队的灵魂，衡量军士是否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气，衡量军队是否有坚强如一的凝聚力，正是要审视其正义与否。
“义政”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行政概念。“义”，最简单可以理解为“正义”。
《论语·里仁》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所喻的“义”，是在思考问题时，从应该不应该的角度出发；“小人喻于利”是说小人在思考问题时，只着眼于事情本身所能带来的利益。前面我们提到过：义是责任，是义务，是对社会的担当精神，是对他人的负责态度。有句话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正是一种能勇于负责，敢于承担的精神。《荀子·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君子做事，不考虑有何好处，而考虑该不该做。如果有利于百姓，有利于家国，有利于天下者，不会因为权势干预而动摇，不会因为利益牵扯而顾忌，死不旋踵，尽瘁而已。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义政”侧重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和行政的合理性。《墨子·天志上》说：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
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这里说“顺天意”，是因为墨子相信天是有意志的，天会督促国君、大臣和百姓按照天道行事。老子曾说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按照天意那样均富兼爱，则贫富均匀，没有战争，天下自然安定。但现实中，常常是以人力对抗天道，不足者恒不足，有余者恒有余，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逞强凌弱越来越多。如此则小而争夺不断，大而战争连绵。
墨子说的天意，换成道家的词，是天道；换成儒家的词，是天德。其推崇的义政，也是儒、道、法诸家所乐见的。
儒家所谓的“义”，从个人角度而言，是责任；从社会角度而言，是道义。放在国家层面，道义就是顾炎武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要肩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放在政府或者组织层面，就是要能够不辜负天下百姓所盼，铁肩担道义，扶困济弱，以此稳固民心，赢得百姓的拥护。《孟子·公孙丑下》中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既强调做事要合乎正道，又要求欲成大事者，能自觉担负“道义”。一个国家有了道义，就能够弘扬正气，达成价值共识，获得道德认同，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理解，百姓不会惶惑，官吏不会迷茫。
义政是义兵的基础，而义兵是战胜的关键。《司马法》里讲“凡民，以仁救，以义战”。动员百姓作战要靠什么？一是靠仁爱之心救民于水火，二是靠正义获得百姓的拥戴。一支军队，只有担负起百姓期望、满足百姓要求时，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一场战争，只有能够合乎道义，合乎正义时，才能师出有名，才能持续得到援助。《淮南子·兵略训》强调军事行动中，“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一国之兵之所以坚强，在于百姓源源不断的支持；百姓之所以源源不断支持，宁死不屈，在于这支军队合于道义，坚守正义。
古代兵法将“义”看成军队的灵魂，衡量军士是否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气，衡量军队是否有坚强如一的凝聚力，正是要审视其正义与否。《吕氏春秋·禁塞》中说：
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义”，是指军队是否师出有名，是否合乎正义。古代两军对垒，双方都要发布檄文，标榜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阐述自己作战出兵的合理性、合法性，希望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天下百姓的拥护。正义在握的军队，会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义兵”更为深广的含义是军队行为的合理性。《吕氏春秋·怀宠》讲：当义兵打到敌国的国都、或者城邑四郊的时候，保证不损害五谷，不挖掘坟墓，不砍伐树木，不烧毁积聚的财物，不焚烧宫室房屋，不随意抢夺牲畜。将在战争中俘获的百姓，审查姓名并且登记在册，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回家中。
这些行为，简直就是攻心战，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保护对方的生产生活秩序，优待俘虏，善待百姓。这样的军队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自律，与百姓所期望的是一样的，自然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敌国百姓的信任，军队自然可以取胜。
义兵，强调对百姓、官吏等非参战人员的优待，是建立在对暴兵的无情打击之上的。对那些幽怨、愤恨、冒进、负隅顽抗的人，因其没有善良之心，不知体恤百姓，那就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毫不手软进行武力征伐。《吕氏春秋·荡兵》便强调这样做也是义兵的所为：
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只要战争是正义的，仅诛杀应该诛杀的人，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让士卒解甲归田，放马南山，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和平，如此一来，尽管“义兵”也杀人，但他们恰恰是解民于倒悬，而非黩武，是集义所生。
通常，我们把没有正义追求的军队称为“乌合之众”，把没有组织好的军队叫作“散兵游勇”。当一个军队有了正义的作战目的作为凝聚力时，才会变得非常地强大，甚至可以消灭掉比自身强大几倍的敌人。关键在于军队是否为“义兵”，政府是否行“义政”。
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必须要考察是否合乎正义的要求，是否合乎德政、义政的要求，如果缺少合理性、合法性，即便侥幸取胜，也胜之不武，最终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近二十年来国际上的单边干涉主义发动的战争，不仅将所在国弄得一塌糊涂，也给发动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军队的战略执行力和战术行动力，有时更取决于军队的立场。
中国历代建朝之初，其军队解民倒悬，诛灭不义，一心一德，为民拥护，可以发动人民战争。随着政府、朝廷的没落，逐渐背离了其所应当承当的责任，失去了民心，其所承担的道义、正义自然也就不存在，反倒变成了人民战争的对象。
三、不战能屈人之兵
在《孙子兵法·谋攻》中有言：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里提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攻破敌国，百战百胜，而是不依仗武力就能屈人之兵。《谷梁传》中也讲：“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死。”真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便不动用武力，也能轻易地化解很多问题。真正率兵打仗的人，不会轻易跟人作战，就能降服对手；真正善于布阵的人，用不着拉开阵势就赢了；真正动手的人，往往能够保全自己。这些话都是在讲，真正的“武”实际上是“不武”而取得胜利，“不武”才是“武”的至高境界。
这种打法就叫不战屈人。不战屈人，不是不打，而是在动手之前，就把要打的方方面面算得清清楚楚。
权国：晚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结果还是被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列强给瓜分了，决定一个国家是强是弱，关键要看战略水平、战争持续能力和战时自足能力。当年刘备兄弟三人东打西杀，却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多亏遇到了诸葛亮，才有了“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
所谓“权国”，是要善于分析、评估敌我双方的综合国力。《兵法百言》说：
善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
一个朝代的由盛转衰，不是人口变少，更不是官员变少，也不是财税减少，而是国势衰落。国势，就是国家的总体走向；己力，就是当前的环境。这就需要当朝的君主，清楚地知道国家当下所处的形势，客观评估国家的实力，估算国家的军队善不善于作战，思考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能不能支持这场战争。考虑好这些问题后，才能决定是否要打。
要不要打，是战略问题。怎么打，是战术问题。这里讨论的是战略权谋，集中谈论要不要打的问题。
如果己方的条件远远胜于对方，其实这场战争是不用打的，成败毫无悬念。但为何有人不自量力，还要发动战争呢？
那是他不会权衡，只会比较。我们知道，战争的权衡，不是比较，比较是要分清双方的优缺点。但作战是处于博弈状态，关键不是找到自己的优点，而是找到自己致命的缺点，并进行补救，不让对手攻击。而更关键的是，找到对方真正致命的缺点，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从战略角度来看，战争前先要权衡的是双方的国家实力。但这个国家实力，不是通过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也不是计算外汇储备。晚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也遥遥领先，结果还是被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列强给瓜分了。外汇储备，在国际战争打起后很有可能变成废纸。所以，决定一个国家是强是弱，关键要看战争持续能力和战时自足能力。
我们看看古代的名臣良将们是怎么说的。
《管子·治国》讲述国富兵强的基础，他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这几个要素是互为因果的，农业保障了国家的命脉，国家经济稳定，才能国泰民安、兵强马壮，对外的战争才能获得胜利。
《吴子》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和与不和”的观点：“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一是国要和，发起战事，需要考虑国内稳定与否。国内局势尚不安定，不适合出兵。二是军要和，军队统帅要意见一致，协调一致，否则不适合出兵。三是阵要和，士卒列阵，拉开战事，要组织有序，步调一致，形成有机整体，否则就不适宜打仗。四是战法要和，要合乎战场环境，合乎部队实际，否则也不适宜进攻。
这样看来，国富民强只是经济条件上的保障，将士同心则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保障。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族内部和睦，便能同心同德地渡过难关，生活蒸蒸日上。反之则如一盘散沙，很容易破裂。小家尚且要求和睦，大国更要强调和谐。有了“和”，国富方能实现兵强，兵强方能保障国富。
最著名的权国的例子，莫过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当年刘备兄弟三人，东打西杀，一会儿投奔公孙瓒，一会儿投奔田楷，一会儿投奔曹操，一会儿投奔袁绍，一会儿投奔刘表，一会儿跟着别人合伙干，一会儿自己单干，杀了不少人，也打了不少胜仗，却仍然没有立足之地。关键是没有制订自己的战略。走哪打哪，打哪走哪，没有自己的规划。多亏遇到了诸葛亮，才知道打仗不是靠勇气打打杀杀就行，而是要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不要光盯着眼前的几步，要看清天下形势，这就是战略问题。刘备这才恍然大悟，敢情这十几年白忙了，还得再从头来。
诸葛亮又是怎么说的呢？在诸葛亮看来，此时天下豪杰纷起，割据州郡，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把朝廷当回事。曹操虽然名声小，兵力少，但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变强，靠的是权谋得当。人家现在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制天子而令诸侯，合理合法，你听还是不听？这人暂时没法替代。孙权世代占据江东，基础深厚，选贤任能，民众归附，加上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也就别打人家的主意了，最多拉来合作一把。
有个好地方不妨考虑一下，荆州。它北据汉、沔，顺流而下，直达南海，物资贸易不成问题。东连吴郡、会稽，西通巴、蜀二郡，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估计刘表是守不住的。除了被南北夹击，他身体也很衰弱，力不从心，这真是千古良机。所以，要想办法接替刘表占领荆州这块地盘。
光有荆州还不行，这个地方易攻难守，只能作为一个战略支点，不能把宝押在这个地方，需要再找一块根据地，作为荆州的大后方。哪里啊？益州，那地方四周险关，土地肥沃，条件优越，物产丰饶，易守难攻。当年汉高祖就是在此成就大业的。我们来个如法炮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