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占据汉中，这可以作为战略缓冲。四川百姓富裕，可惜刘璋不知道爱惜，人心思变。刘备要威信有威信，要名气有名气，干脆想办法，拿你们刘家这两个不争气的人下手，占据荆州、益州。安抚百姓人民，凭借险要地势，也能成就一番事业。静以待变，一旦条件成熟，派一名上将从荆州北伐，亲自率军北出四川，天下不就还是姓刘吗？
这就是不出茅庐，三分天下。诸葛亮高明就高明在他从战略高度审视天下形势，权衡出刘备最重要的两个对手曹操和孙权的优劣，找到了天下最薄弱的地方，让刘备拿自己的同宗同亲下手，李代桃僵。难怪后来刘备感慨：“吾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那是因为刘备三兄弟的指挥战术，如果没有诸葛亮的战略作为背景，打一辈子，充其量也只是个散兵游勇，恐怕连吕布的名声都超不过。不战屈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战略上高于对手。毛泽东就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言外之意，我们做到了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只要战术不犯错误，最终必能彻底取胜。诸葛亮是从国家形势的角度来分析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说的权国。刘伯温所著《百战奇略》说得更详细：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
这里说的“计”，是计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计算、规划、预案。他说，要打仗，就得先算算账，看看敌我双方要不要打，用不用打，能不能打。算什么呢？
一是将之贤愚。先要考察对方的将帅如何，谁是牛人，谁是衰神，一比较高下优劣就出来了。对方肯定不会派出一个最差的吧，那我们就得想办法让他变成最差的。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胜利了，就有一千条经验可以总结；失败了，一万条理由也无济于事。要打仗，肯定要知道对手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是像赵括那样只会“纸上谈兵”，还是像司马懿那样深谋多疑？看人下菜碟，就好收拾了。
当然，也要同时考察己方将帅的能力如何。蜀国马谡在“七擒孟获”的战役中，曾为诸葛亮出谋划策，提出“攻心”战术，最终获得了胜利；但刘备也指出了马谡缺少执行力，是一个好参谋，但不是一个好将领。诸葛亮让他守街亭，结果他刚愎自用，不按既定作战计划行事，毁了诸葛亮一局好棋。因此，为将者必须要充分了解各方人才的所长所短，才能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二是敌之强弱。一军之中，将士有强有弱，为将者要善于“避实击虚”。晋楚城濮之战，楚国纠集附属小国陈国与蔡国出兵相助，将陈、蔡联军作为军阵的右翼。陈、蔡乃是迫于楚国的压力而被迫参战的，其心必有异。晋将胥臣把战马都蒙上了虎皮，集合了精锐的兵力，先冲击陈、蔡联军。当陈、蔡联军连连挫败，开始退兵逃跑，楚国的右翼也就溃败了。就这样，晋军在楚国联军的阵营之中，攻破了最薄弱的关口，赢得了这场战役。
三是兵之众寡。从战略层面是要算清对手可调配的军事力量，从战术层面是算清作战双方士卒的多寡。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在与庞涓作战时，命令军士们每日减灶，造成齐军人数逐渐变少的假象，好让庞涓误以为是齐军伤亡惨重。于是，庞涓便武断冒进，中了齐军的埋伏，最后惨败在孙膑手中。所以，至少要在局部形成绝对优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四是地之险易。冷兵器时代，地形、地势、地理往往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兵家都要争夺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保证己方军营、粮道、进退的安全。历史上的函谷关、潼关、虎牢关、雁门关、大散关都是著名的关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还有黄河、长江、汉水等天堑，也是控制南北局势的地理分界，历来也是兵家的战略要地。
我们可以读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历代动乱形势皆有所描述，可知地理对战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还可以读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把清朝的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讨论得清清楚楚，从中能看出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五是粮之虚实，说的是战争中后勤供给问题。两军交战，前面拼杀的是军士，后面较量的是粮草。中国历史上几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往往从“粮草”下手，逼得对方不战而退。从战略上看，“粮草”指的是军事的后续能力和补给能力。
权政：兵之胜负、国之存亡，皆取决于行政。观察一个国家行政体制，考察行政团队的工作效率，调查决策人员的业务素养，审视决策高层的战略意志，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场仗可不可以打，什么时候打，甚至打的过程和终结的方式都能预料得到。
权政，就是权衡双方政府的行政效率、组织能力、政策水平和官吏廉洁程度。
《文子》中有句话：“兵之胜败皆在于政。”就是说，战争的胜败与否，取决于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政府的行为模式，取决于政策制定的取向，取决于行政组织的方式。如果说权国是从国家整体实力上来审视战略的制定，那么权政则是从行政的角度来衡量一个政府能否应对近乎残酷的军事较量。
《吴子》归纳出爆发战争原因有五，几乎都与内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概而言之，战争的爆发有两种，一是国际战争，二是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多出于种族、领土或贸易争端。但是否发动战争，除了倚强凌弱之外，多数是趁着他国国内有矛盾冲突时，实行外部干预。而国内战争的爆发，几乎都是直接针对政权而来。吴起所说的五种动因，基本概括了中国古代诸侯之间、民族之间战争产生的因素。
一是争名。春秋五霸发动战争，除了获得土地之外，更多时是为了出名，尤其是连绵不断的会盟，就是找些拥趸，开一次会，仿佛就成了一方霸主。有些人甚至因为强出名而赔上身家性命。宋襄公本是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早年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宋国得以大治，国力一度鼎盛。他最初紧跟齐桓公步伐，积极维护齐国霸权，看到了霸主的威风。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乘机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联合卫、曹、邾等国，扶植齐太子昭继位为齐孝公。并因此试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不料滕国不服。他就囚禁了滕宣公，并邀请曹、邾、鄫会盟。结果鄫君迟到，招致宋襄公的惩罚。曹国招待得不好，宋襄公就派兵包围曹国。真是心比天高力比纸薄，宋襄公的强行逞能，最终引起诸侯不满。
陈国便联合鲁、陈、蔡、楚、郑、齐在齐会盟，显然是不承认宋襄公的霸主地位。宋襄公一看，大国都不承认自己的盟主地位，于是就分别派使者出使齐、鲁、楚，寻求支持。楚国想乘机入主中原，就将计就计，假意表示支持。但到了会盟时，只有楚、陈、蔡、许、曹、郑六国之君按时赴约，齐孝公和鲁僖公都没来。宋襄公正想宣布自己是盟主，没想到楚国早有伏兵，楚成王不仅抢了盟主的位置，还把宋襄公绑架到了楚国。经齐、鲁调解，才将他放回去。宋襄公还是执迷不悟，决心拿郑国出口气，结果郑国向楚国求救，泓水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自不量力，以小国之君，意欲称霸，苦心经营，只能抱恨终生。
中国历史上，诸多农民起义军都往往急于求成，刚刚攻下几座山寨城池，就要争着黄袍加身，争着当开国功臣。随后，常常是因为内部将领的权力纷争，还有队伍的腐败堕落，自己消耗掉了实力，后被镇压剿灭，沦为改朝换代的铺路石。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莫不如此。因而朱元璋起兵时，遵循“不称王”的宗旨，积蓄力量，不计较虚名，而最终逐鹿中原，一统全国。
二是争利。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动因，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侵，最初往往是为了掠夺边民的财货、马匹、妇女。兵法毫不讳言“兵以利动”，打仗是为了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战略上来看，不可因眼前小利便大动干戈，贸然兴兵。中东的动荡，北非的连锁变动，皆是因为这些地区盛产石油，很容易引起强国的觊觎，或制造其国内动荡，或扶植国内反对力量，先是隔岸观火，进而浑水摸鱼，然后李代桃僵，甚至直接出兵干预，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三是积恶。两国间因为某些矛盾纠纷而积怨、交恶，并由此引发了战争。
秦国与楚国曾因边地之争，斗斗和和几十年；张仪出使楚国哄骗楚怀王，导致了楚怀王客死他乡，楚国兵败受辱。直到秦一统全国以后，民间还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谣谚，足见秦楚两国积怨之深。而后来项羽入咸阳，毁秦陵，烧阿房宫，在自身的残暴背后，楚人对秦的积恨不失为情绪动因。
四是内乱。内乱多起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斗。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西晋中期的“八王之乱”，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明朝初期的“靖难之役”，清朝初期的“三藩之乱”，都是乱自上作，或是君臣不和，或是兄弟猜忌，或是权臣宠臣争斗，或是地方坐大，统治者为了调整秩序，或者为了争权夺利，引发国家动荡。
五是因饥。乱世取胜，靠的是人和；治世生乱，多出于灾荒。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多起自灾荒处置不当，使得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流民无以为生，往往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杀乡绅，开官仓，以抗争摧毁秩序，以暴动毁灭王朝。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积恶、内乱、因饥皆是内政不善而引发的争斗。对一个国家来说，君臣有隙、将相不和、遭逢天灾不仅导致内政紊乱，也往往成为外国干预的契机。此时敌对国家或者相邻国家派去的使者，一方面是吊灾慰问，另一方面就有可能是观察虚实。
春秋时晋平公曾想要讨伐齐国，就派大臣范昭出使齐国，名义上是去齐国访问，实际上是借机考察齐国的行政环境。范昭去拜见齐景公，宴席之间，他假借酒酣之际，询问齐景公可否用其樽来饮酒，是否可观天子之乐。齐景公还未说话，范昭的要求就分别被晏子与太师回绝。
这个拒绝，让齐景公挺紧张，觉得得罪了使者。他就问晏子：“晋国是强盛的国家。范昭作为晋国的使者，来观察齐国的政治，今天你却触怒了他，齐国该怎么办呢？”晏子却回答道：“范昭并不是不熟悉礼的人，他想要越礼于齐国，所以臣下是不能顺从他的。”
再问太师，太师也答道：“周朝的音乐，是天子的音乐，只有周王才可以观赏。范昭身为人臣，却想要观赏天子的音乐，臣下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当范昭回国后，就劝谏晋平公别攻打齐国了。他说：“当我意图羞辱齐景公的时候，晏婴知道；当我意图破坏他们的礼乐时，太师能看得出来。这说明齐国贤臣良士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去攻打的，也是难以战胜的。”
后来孔子听闻了这件事，称赞晏子：“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樽俎折冲”便由此产生，用来形容外交使节无小事，看似不经意间的细节，恰恰折射出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国文化始终有深厚的观风知政的传统，就是通过收集民歌民谣，由此窥探一个地区百姓的好恶，《诗经》和乐府诗的收集整理，正是观政的产物。而外交场合的问对，也是了解一个国家国情的渠道。《战国策·齐策四》便记载了赵威后问齐使，便是通过使者，巧妙转达对齐国政治的担忧和对齐国行政环境的熟悉，刘向将之编入《齐策》。《管子·问》更是列出六十五个问题，类似今天的测试题，提醒管理者应从哪些角度来审察一个国家的政治。他的逻辑与赵威后类似：
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
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
战略决策，是从根本上对一个国家的整体走向、宏观政策进行谋划，军事战略自然也是国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在战略管理时，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不足，用忧患意识审视内政，用谨慎态度观察世界，用长远眼光预测发展。内政不明，不可以轻易外发；外敌不明，不能安然备战。
从军事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权政的要点有三：一要明了交战双方的战略决策机制，即文官系统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力度、支持方式和彼此的协调机制。尤其要考察对方内政对外交、军事的阻力，看是否可以作为制敌的突破口，同时要尽力弥补自身决策机制对军事活动的掣肘。
二要明了双方行政组织能力和战时动员能力。所谓的行政组织能力，主要是行政效率能否进入战时机制，物资供应、后勤补给、后方协调能否与军事机构形成合力。所谓战时动员能力，主要是行政机构能否抽调足够多的人员、物资对军事行动进行支持，以及民间是否给予军事行为足够多的理解。特别是民众能够承受的牺牲人数、战争耗费极限多少，战争的规模控制能力能否为民众信任？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动战争后，国内反战游行持续不断。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态度，决定了政府不能一意孤行，完全撤军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迟早要做的选择。
三要明了战争期间，反对力量能够积累及形成的规模。在民选机制下，老布什、萨科齐赢得了战争，却赢不了连任，关键因素就是海湾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胜利，不足以证明二者具有协调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能力，而继任的克林顿和奥朗德，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外交策略。在其他政治体制中，在战争进行期间，也存在内部的分歧，这些意见分歧会成为政治斗争的议题、成为官员调整的理由，这些都需要进行战略判断。
权政，是一个参考项最多、预见性最低的项目，但权政却常常是釜底抽薪般改变战争进程和左右战略转移的手段。兵之胜负、国之存亡，皆取决于行政。观察一个国家行政体制，考察行政团队的工作效率，调查决策人员的业务素养，审视决策高层的战略意志，就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场仗可不可以打，什么时候打，甚至打的过程和终结的方式都能预料得到。
权将：优秀的人都是相似的，蠢笨的人各有各的缺点。与其研究共同的优秀品质，不如来看看那些倒霉的人，是如何被性格决定命运的。很多兵法从反面分析了将帅应该规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