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毅站在主席台上拿着扩音器高声说：“双方都不要打架了，再打我命警察抓人了！”这是事前布置的停止动手的暗号。特务们就停手了，但还有部分小范围的殴打。我从和平路返回会场走到地堡上举起右手挥了三下，全场殴打就完全停止了。大会主席团人员和群众全部退出会场。我同龚曼华指挥特务们充当群众，排列在主席台前竟有2000余人，这是“中统”最大的一次暴行。
主席台上周德侯宣布开会，他说：“大会执行主席刘野樵被李公朴打伤了，主席团的吴人初也被郭沫若、施复亮二人打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治疗，我做临时主席宣布大会开始。”司仪便按照程序喊：“向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三鞠躬，唱国歌。”过场走完后，周德侯说：“今天这个会是各界民众会议，大家都可上来发言。”马上就有一个主动发言的“民众”，他是“中统”特务、武汉市党部组织科科长朱其瑞，在重庆候船东下。我叫他上台去发言，发言稿是市党部宣传科拟好了的。他照本宣科地说：“我建议政令统一，军令统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取消延安边区政府。”朱其瑞发言的时候，我到主席台上拍了照片，准备在报纸上刊发。朱发言之后，司仪又领着高呼一阵口号，周德侯便宣布散会。
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主席团人员到杨柳街口百龄餐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唐毅得到报告之后，打电话通知市党部，方治、徐政、王思诚、吴人初、刘野樵和我正在会议室研究下一步办法。得到消息后马上决议再来一次争夺会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行动。我叫刘野樵换上旧西装，把它撕烂了，又用一大块纱布涂上红药水把右边脸包扎起来，再用纱布把左手包扎吊在颈项上，装作受了重伤。准备好后由他们通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扫荡报》、《巴渝晚报》记者到百龄餐厅采访新闻。我带领行动组人员会同警察局督察长罗振华率领一队保安警察到百龄餐厅以“非法集会”为由，取缔他们的记者招待会，命保安警察和特务强行驱散开会人和《新华日报》、《民主日报》记者。接着便由市党部宣传处秘书王蕴卿主持开会，由刘野樵报告被李公朴打伤经过。最后王蕴卿说：“吴人初先生被郭洙若、施复亮二人打成重伤，正在医院治疗，由我报告吴人初被打伤的经过。”胡说八道了一通，由记者照了一些照片，再次争夺会场的丑剧便告结束。
当天的《新蜀夜报》、《巴渝晚报》和第二天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和平日报》便刊发了颠倒黑白的较场口血案的“真相”。特别是当天的两家御用晚报，由打入报业的邓发清、袁希平命令报童沿街乱喊乱叫：“看报！看新闻！李公朴打伤刘野樵，郭沫若、施复亮打伤吴人初的新闻！”
第二天《新华日报》、《民主日报》报道了较场口血案经过的真相后，激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和谴责，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中统”局得悉李公朴等向重庆地方法院起诉，委托史良律师控告。陈立夫亲自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次长洪陆东商量对策。当即由居、洪二人电话授意院长李学灯、首席检察官李懋萱照指示办理。二李接到电话之后通知我和吴熙祖前去磋商办法。李懋萱与我是法官训练所二期的同学，要我提出办法。我考虑之后提出“双方控告，一并受理，最后庭外调解”的办法，二李也觉得只好如此。我同吴熙祖回到市党部后向方治、徐政、王思诚报告了我提出的办法，一方面叫刘野樵、吴人初向法院起诉，一方面组织一次对簿公堂的演习。演习地点在国泰电影院隔壁的凯歌归餐厅，我扮庭长，刘野樵、吴人初二人是原告，王蕴卿、骆龙骧是证人。刘野樵的律师周寒梅（中统特务，1951年被镇压）、吴人初的律师吴琪二人也参加了演习。首先由我发问，刘野樵、吴人初二人陈诉被打伤的经过，然后由律师发言。一场假戏倒还演得“逼真”。
3月15日，重庆地方法院正式开庭，我调集三、五两区服务队队员200余人充作旁听人，把旁听席塞得满满的，真正的旁听人则无法进入。开庭结果：以双方都是知名人士，不便对簿公堂，宣布庭外调解。休庭之后我又去见了李学灯、李懋萱二人，转达了居院长、洪次长“一施、二推、三了结”的办法，这一官司最后不了了之。
这一血案中主凶除傅伯群于l947年去南京不知下落以外，李森普在合川组织游击队被解放军击毙；刘野樵同唐式遵在大凉山打游击，部队起义，二人阻挡，被起义者乱枪击毙；吴人初、张冕、古铎、谭泽森、李克愚、周德侯、王蕴卿均一一落网，受到人民的正义制裁；吴熙祖、龚曼华逃往香港；骆龙骧病死狱中。我畏罪逃到贵州黔西，流窜之后逃至黔北乡场，至1958年被捕归案，蒙人民政府“可杀可不杀”的政策得以再生，进入监狱，直到1975年获特赦回到人民行列。
“二一？”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冯玉祥将军以愤怒的心情写下了叙事诗：
胡豆花开紫薇薇，红梅开过开绿梅。
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
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
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
有的破口骂，有的砖头飞。
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
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
有些挨打者，打伤两条臂。
还有受伤者，打坏一条腿。
拳打和脚踢，施君伤为最。
这种坏方法，始作俑者段芝贵。
革命政府地，这种行为对不对。
定是被人哄，自己不知罪。
任意打伤人，外人皆落泪。
人家不讥笑，国家名誉毁。
如何站得住，四强之一位。
丢脸太丢脸，自抹一鼻灰。
气坏有识者，志士落血泪。
治安负责者，应快去认罪。
军警管何事，难免无法推。
食民之脂膏，是非是是非。
不可手遮天，胆大胡妄为。
还望从今后，人人大觉悟。
法西德意日，从根被摧毁。
再去仿效它，实在自找罪。
东面法西犯，无处可逃避。
快醒快快醒，做人最为贵。
冯将军的诗代表人民的怒吼，揭露了特务本质和治安机关的装聋作哑。
1961年2月郭沫若为纪念较场口血案l5周年亦赋诗一首：
十五年前较场口，独夫驱使一群狗。
捣乱会场并打人，当日威风今何有？
反动势力纵使强，结果均向反面走。
昨日蒋帮今日美，今日蒋帮明日丑。
纸虎遍体已鳞伤，社会制度早腐朽。
滚滚黄金往外流，经济危机来势陡。
犹然火上在加油，扩军备战不罢手。
纸虎自愿窜火坑，化为灰烬已不久。
我是当年血案的罪魁祸首之一，写到这里心灵深处刻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忏语。我不是佛教徒，“立地成佛”是我决心改恶从善之谓也！
掩盖杀害李公朴、闻一多事实真相
“二一？”血案发生后，在重庆地方法院打官司的结果，以“双方互为原告、被告，法庭无法审理，判庭外调解”，使案件不了了之。
但事情并未因此了结。血案中流血者李公朴、章乃器是“救国会七君子”成员，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是社会名流，特务的暴行更为广大民众所不容。共产党、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发表声明和文告，强烈谴责特务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逮捕、法办凶手。
“中统”和陈立夫认为李公朴“跳得最厉害”，便下密令逮捕李公朴，当我得到密令时即派行动组特务多人前往执行逮捕。殊不知中共早料到这一招，已掩护李公朴转移了，我得到派去的特务领队报告后，即向方治、叶秀峰报告此事。一面派特务封锁全市交通要道和车站、码头，但为时已晚，李公朴早于前一日奔向昆明去了。
李公朴到昆明，同闻一多教授召集西南联大学生和民主团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声援较场口血案的受害者，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残暴迫害。昆明的学生运动得到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声援。“中统”和陈立夫对此恨之入骨，便策划进行杀害活动。陈庆深、陈庆斋主张我去当杀手，执行暗杀任务，但叶秀峰考虑到李公朴认识我，我去事情必会败露，主张通知滇室（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简称）在昆明加把火，军统云南站、昆明警备总司令部必然非下手不可，也让戴笠和卢汉染点红（拉二人下水之意）。
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杀害以后，全国各地纷纷罢市、罢课，集会游行，强烈抗议，要求当局交出凶手。蒋介石面谕陈立夫研究对付办法。“中统”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我建议派人去昆明用“借人头平民愤”的办法解决此事。陈立夫、叶秀峰同意这样做，便派出熟悉云南情况的胡汉民去办理。胡汉民到昆明后，在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查看在押死刑犯名册和案情档案后，便去看守所提出汤时亮、李文山两个死刑犯。他二人是因抢劫杀人判的死刑。胡汉民对他二人说：“你们二人离执行只有几天了，因抢劫杀人而死，家属也不光彩，如愿意换个死法，可以享受为国捐躯的烈士待遇，家属还可领到一笔优厚的抚恤金和埋葬费。”
汤、李二人当然接受这个死法，当即另立案卷，以预定口供作了笔录，盖上指纹。一切做好之后由二人家属领去抚恤金各5000元、埋葬费各1000元，然后国民党政府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刺杀李公朴、闻一多二名凶手已被抓获，招认刺杀动机是怀恨他二人制造风潮，扰乱社会治安。行刺者是军人，激于义愤而刺杀，毫无政治目的，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自甘受国法制裁。”
第四天二人被执行枪决，借二人人头了结此案。
组织女袍哥——“巾帼社”
从国民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代表和市执监委的情况来看，表面上是“CC”派系党棍和党阀起了作用。但从骨子里看，袍哥帮会组织也起了大作用。党纪加帮规当然会稳获全胜。
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幌子下，搞一场“普选”势在必行，有政治狂热的人纷纷投靠政治集团和参加派系，成了一时的热门事情，谁都想在政治上大捞一把。除了找后台还要抓力量，有的抓产业工会，如电力公司的陈铁夫，裕华纱厂的邹斯海、关国谦；有的抓同业公会，如蒋恕诚的百货业，周懋植的药材业，周新民的人力车业；有的抓社团，如吴人初的教育会，刘野樵的农会，薛智有的妇女会，欧阳玫钦的妇女建国会，张镛、李森荣、李愚、邓发青等的总工会。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妇女界中有几个出色人物：杨润平是市党部书记长，“中统”西南区督导员；薛智有是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欧阳玫钦是军阀蓝文彬的老婆、宝源煤矿经理、资本家；王履冰背后有三青团的支持。薛智有是市党部的，我当然竭力支持，她的工作便是市党部工作的一部分。
国民党中央有规定：申请社团、公会、工会要经市党部组训处批准函知市社会局才能发立案许可证。我是市党部执委兼组训处处长，欧阳玫钦来找我，要成立重庆市“妇女建国会”，我竭力支持，以备将来有可利用之处，立即批准通知社会局发了许可证。社会局的人同我出席了“妇女建国会”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我既然支持她们，而且薛智有的妇女会又是市党部的外围组织，便随时和她们研究一些问题，经常为她们出谋划策。我多次向她们提出只依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充分利用社会关系，才能在工作中特别是选举事务上立于不败之地。有个基本组织才能顶得住风浪，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还不是依靠了帮会的社会力量？我建议她们组织女袍哥公口。开始她们有顾虑，因无先例怕遭物议。我笑她们胆小，鼓励她们集会结社，鼓吹男女平等。我还开导她们：只要先作舆论准备，一经成立是震动极大的新鲜事儿。当然见仁见智各有看法，有人东说西说，那又何妨？梁山泊有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被列入七十二地煞之内。巴九寨还有女寨主。男袍哥称兄道弟，女袍哥可称袍姐袍妹嘛！我竭力鼓吹，她们也想借此出出风头。她们一面积极准备，我也授意《巴渝晚报》、《新蜀夜报》为她们宣传，给她们打气加油。我又向全市仁、义、礼、智各堂公口拿言语，他们反映也较好，都想看这个新场面。
薛智有找了一个叫陈仲九的女人，她一贯女扮男装，不了解此情的人很难知道她是个女人。此人交际手腕厉害，各方面关系好而宽，请她出来当红旗五姐。另一个叫颜德华，绰号“颜大姐”，川戏唱得好，生、旦都会唱，常被人请去打围鼓坐唱，请她出来当钱粮三姐。还有一个瘦瘦的姑娘、绰号“杨排骨”的，请她当执事幺姐。人员定好之后，她们来找我，我给她们讲了有关“开山立堂”、“香规仪式”的规矩，让她们自己练习，经过半月的练习，基本上能过关。
她们在这年的三八妇女节正式成立了“巾帼社”，场面十分壮观，我邀请了报社记者和“建国新闻专科学校”实习学生到场采访。记者们很感兴趣，各家报纸连载了几天女袍哥的花絮。
“巾帼社”一出台，王履冰等人看红了眼，也来找我要求成立“三八社”、“四维社”，我照准不误支持她们成立。女袍哥一兴起，在社会上活动频繁，摩擦也就难免。一次与五区警卫股主任中统特务熊玫和的女人发生口角，双方竟邀集五六百人在菜园坝打群架。双方轻重伤都有，我得悉之后即与薛智有前往制止，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谈判解决。
本来早些时候夫妇之间的小纠纷，在家里吵闹一阵就了事，可是有了女袍哥组织之后，袍姐袍妹要替盟姐出头，成群结队去家里大兴问罪，弄得那些“趴耳朵”当面背后都埋怨我，这后果是我始料未及的。
嗣后杨润平竞选“国大代表”时竟获全票，薛智有、欧阳玫钦、王履冰则望而兴叹，袍姐终未能成大事。
解放前夕杨润平随徐政逃去台北，王履冰已病故，薛智有被镇压，欧阳玫钦投江而死。
搜查黄炎培、张申府住宅
1946年1月26日上午10时，我奉方治密令：“派社会服务总队行动人员，会同宪警前往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张申府住宅搜查。”宪兵24团派出中校警务团副率宪兵一班；管区警察分局派局员、警官、警长各一名带警察共十余名与我汇集。由警察带路闯入菁园，我命行动组在宅外监视警戒，不准任何人进出。我同警务团副、局员、警官带领宪警进入大厅宣布：“黄炎培私藏枪支弹药，我们奉命前来搜查。”当时黄炎培不在寓所，但民盟办事处有一职员在他家中。我命一宪兵守住电话，团副命宪警严守交通过道和各室门口，其余宪警随我们同时搜查各室。结果一无所获，只见写字台上有杜月笙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便拿走了。然后命宪警剥开办事处人员李国全衣服全身搜查，以手枪逼他说出枪弹藏在何处。李国全说：“黄先生没有枪弹。”我命将李国全押到警察分局，便同宪警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黄炎培、张申府二人都不在，便命宪警在门前监视进出人员，我同团副、局员、警官四人便到对面一家茶馆里休息，一直到下午6时才准备撤离。
我们刚要撤离之时，联络员送来命令，速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搜查电台，结果只得到大批文件档案、私人信件等，没有找到电台和电码，扑了个空。这时张厉生得到中共通知，共方代表前来驻地看现场，我便命带走搜出的文件等，登车而去。
民盟主席张澜在这三起事件发生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向国民党提出抗议，黄炎培同中共还写信给蒋介石请予查究，并提出三点意见：
1.此事关系虽大，但不妨碍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