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国内，唐律师又多次与日本株式会社进行联系，对方一如既往的表示震惊、反省，但绝口不提道歉和赔偿之事。经过多年的交涉，唐律师现在终于认识到，日本株式会社其实从一开始就是采取拖延战术对付自己。愤怒的他和石荣荣一家商议后，决定前往东京起诉日本株式会社，并开始着手准备起诉事宜。
就在这时，一名新闻界的朋友找到了唐律师，点拨了他一下。
“唐律师，听说你要去东京起诉了，这是为中国劳工讨回公道的好事。但你去东京之前，我想提醒你两点。首先，中国劳工起诉日本公司的案件迄今无一胜诉。即便一审、二审胜诉了，在三审时的结果还是败诉。而且在诉讼过程中，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次，中国劳工以前大多是集体索赔，而且到目前为止取得和解成果的也都是集体索赔。我感觉，集体的力量远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大！您说呢？”
“您要说的是？”唐律师似有所悟。
这位朋友接着说：“现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董红律师正联手日本律师，代表受奴役的中国劳工和劳工家属向另一家日本大型公司提出‘解决要求’。要求这家公司向当年被他们奴役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国劳工谢罪，并以设立基金的方式向每位劳工支付赔偿金。现在诉讼的路基本走不通了，但代表被奴役的中国劳工向日本公司提出“解决要求”，以‘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是存在可能的。我只是给您提个建议，供您考虑！”
这位朋友走后，唐律师仔细考虑了考虑，感觉这位朋友说得很有道理。他心想：“这么多年，石大爷以个人名义索赔，的确没有取得什么突破。而且已经终审宣判的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公司的案件，全都以败诉告终。现在，以集体的名义，采取非诉讼的方式，要求日本公司赔偿和道歉，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了。”抱着这个想法儿，唐律师关起门儿来，对中国劳工和日本公司已有的和解案例进行研究，并对董红等人准备前往日本提出和解要求的事件予以关注。
经过准备，董红和几名健在老劳工一起前往东京，与日本公司进行交涉。到达东京后的第二天上午，董红和老劳工们在日本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这家日本公司，与该公司的律师就谢罪和赔偿事宜进行了会谈。随后，一名八十七岁的老劳工代表所有被这家公司奴役的中国劳工，正式向他们递交了“解决要求”的框架方案，要求该公司向曾经被他们奴役的中国劳工谢罪，并以设立基金的方式向每位劳工支付赔偿金，作为一次性解决问题的赔偿。日本公司的律师正式接收了中国劳工代表递交的方案，然后对董红和劳工代表说：“我会很快将方案转交给公司上层。同时，我还要把和你们会谈的内容转达给他们！”
在日本逗留期间，董红律师和劳工代表还拜访了日本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
回国后，董红律师立即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向媒体通报了递交“解决方案”的情况。她对在场记者们说：“自一九九五年起，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相关法院陆续提起十几件讼案。几个月前，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劳工诉日本政府及两家日本公司的上诉，至此中国劳工索赔讼案在日本相关法院的诉讼全部结束。日本相关法院虽未判令日本政府和日本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但在判决中已认定日本政府与相关日本公司当年共同策划、共同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不法行为。这为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开展法庭外的交涉提供了基础。”
董红律师接着对记者们说：“跟以前的和解相比，我们此次的要求有四个明显区别。第一，不能以‘中国人请求权已放弃’为前提；第二，不能有救济的色彩，必须是赔偿；第三，必须谢罪；第四，不能对受害者提附加条件。”
第二天，国内很多报纸纷纷报道了董红和劳工代表赴日递交“解决方案”的情况。
此后不久，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一个“劳工联谊会”的多名成员，在执行会长刘会长的带领下，前往日本东京，又与这家日本公司进行了交涉。
唐律师对这一系列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心想，以前经常在一些“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报道”中看到“劳工联谊会”刘会长的身影和名字，想必他在一系列对日索赔事件中有较强的影响力。
经过仔细考虑，唐律师决定前往山东拜访刘会长。几经联系，他终于获得了刘会长的联系方式，并与刘会长取得了联系。听说唐律师有代表受害中国劳工向日本株式会社提出和解主张的想法，刘会长在电话里对他说，愿意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对日诉讼和交涉的经验传授给他，并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唐律师听后十分高兴！很快，他就乘上了开往胶东半岛的动车组，去向刘会长当面取经了。
在县城下车后，由于天色已晚，唐律师和助手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早早地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点，就来到路边等着去刘会长他们村子的中巴车。过了半个小时，中巴车来了，唐律师和助手挤了上去。在路上，他们不时地询问司机和乘客：“师傅，刘会长他们村儿到没到？”刘会长在这个县里鼎鼎大名，车上的人大多知道他。“还要过好几个村子！别着急，到了我们会告诉你！”车上的人热情地对唐律师说。
中巴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村子的村口儿停了下来。“后面那两个找刘会长的，在这里下车！”司机大声喊道。还没下车的乘客也对他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下车，然后到村里一问就知道了！”唐律师和随从一边道谢，一边走下了中巴。
几名村民听说唐律师是找刘会长的，热情地将他们领到刘会长家门口儿。听说是唐律师到了，刘会长热情地迎了出来。寒暄之后，他将唐律师和随从让进了屋内。落座后，唐律师向他介绍了石庆华老人经历，和这几年来与日本株式会社交涉的情况。刘会长听完了对唐律师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石庆华老人和其他中国劳工的苦难经历就是铁的证据。我们的劳工联谊会是由劳工和劳工亲属组成的。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给每一位劳工和他的家庭都造成了深重灾难，我父亲和我们家也不例外。想必你也听说过我父亲的故事……”
说着，刘会长将唐律师带到旁边的一个院门口儿，然后指了指门楼儿上的牌匾，对唐律师说：“这就是我父亲的纪念馆！”走进纪念馆，唐律师看到，墙上挂着刘会长父亲各个时期的照片——有在日本的，有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也有妻儿相聚的，还有晚年和日本友人交流的。在玻璃柜子里陈列着很多关于老人的新闻报道和书籍，以及介绍他晚年对日索赔情况的材料。在东墙上还挂着一张标着中国劳工受奴役地点的日本地图。
给唐律师让座后，刘会长跟他讲起了父亲的往事。
“父亲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一天被抓走的。那天，他下地种完麦子，回家吃了点东西，又急着去帮别人料理丧事。没想到刚走到村头儿的小桥儿边儿，就叫汉奸给绑走了。当时，母亲怀我已经七个月了。听说父亲被抓走了，她差点没昏过去。孩子还没出生，丈夫就被抓走了，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儿，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路上，汉奸们见一个抓一个。晚上，这些人被关押在县城里的一个日本监狱里。父亲和一起被抓的乡亲曾两次集体逃跑，但都没成功。有好几个乡亲在逃跑过程中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不久，父亲和乡亲们被日本鬼子押到了青岛，在这里他们被照了相，还被逼着按了手印儿。那一年的十月，父亲和八百多名同胞在青岛大港码头被押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六天六夜的船上经历，对他们来讲，好像下了一次地狱一样。但到达日本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日本兵将包括父亲在内的二百多人赶到火车站，然后送到北海道的一个煤矿做苦力。剩下的人，被他们送到其他作业所强制劳动。
“那个时节的北海道已经是天寒地冻，父亲他们吃的掺了野菜、橡子面和木头渣儿的糊糊，而且不管饱，有的人饿极了就去日本人的垃圾箱和污水缸里找东西吃。就这种条件，日本监工还强迫他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儿，每人每天必须挖出两吨煤。如果完不成，日本人除了不给吃的，不让休息之外，还要暴打他们。有一次，一名劳工被日本监工鞭打后忍无可忍，顺手一抡铁锨击中了监工。没想到日本监工竟然剥光了他的衣服，然后将他绑在一棵大树上，向他的身上泼冷水。过了一会儿，这个劳工就成了冰人儿。除了被日本监工折磨之外，塌方、透水、瓦斯爆炸也时有发生，不少劳工死于矿难。那个矿井和日本监工一样，都是吞噬劳工生命的野兽啊！”
说到这里，刘会长的眼圈儿红了，唐律师听着也是唏嘘不已。
擦干了眼泪，刘会长接着说：“不到八个月，在这里干活儿的两百多名劳工就只剩下不到一半儿了！父亲想，再这样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冒险逃跑。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父亲和四个兄弟瞅准机会逃了出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们只是发疯一样地向前跑，直到跑进深山老林。
“在山里，父亲和四个兄弟饿了就找野菜吃。虽然总能找到一些野菜，但填饱肚子仍然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十几天后，他们实在饿坏了，于是就来到山脚下找吃的。就在他们躲在一片竹林里向外张望时，突然发现一群日本人围拢过来。父亲见势不好，大喊了一声，然后带着兄弟们拼命逃走。也不知道跑出多远，父亲回头一看，发现日本人是没追上来，但自己的兄弟也少了两个。父亲和剩下的两个兄弟都非常悲伤，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几天后，三个人来到海边，发现了一条铁路。他们误以为日本铁路通向朝鲜，竟决定沿着铁路向北走。有一天晚上，他们躲到林子里睡觉，忽然从不远处传来一阵声响。父亲睁开眼一看，前面居然有一只大狗熊。三个人都被吓得够呛，但他们能做的只是大气不敢出地躺在原地，尽量不引起狗熊的注意。狗熊很快就来到近前，三个人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万幸的是，狗熊呆了一会儿后就走了。
“沿着铁路回家的梦破灭了，而天气也一天一天地冷了起来。他们用榆树皮搓的绳子，将捡来的废纸袋子绑在身上，就权当是过冬的棉衣了。为了给自己安个‘家’，他们在山上挖了洞。又四处搜寻了一些土豆、海带、萝卜，还有少量的鱼子，当作过冬的口粮。冬天到了，他们就开始了‘冬眠’。好不容易才挨到了春天，结束了‘冬眠’的他们，又想着找条小船越洋回家。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搞到了一条小船，但驾驭小船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次小船漂流到离海岸不远处时，都会被风吹回来。没办法儿，他们只得向日本渔民求助，但他们的行踪却因此败露。第二天，日本人开始搜山。父亲虽然躲过了追捕，但和两个兄弟却失散了。从此之后，他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活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北海道，那里的冬天是特别冷的，没有必要的生活条件很难存活下去的。但父亲不想就这样死去，他还想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还要亲眼看看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天气暖和了，他就在山上采摘野菜，或是找机会到山下弄吃的。天气冷了，他就将提前搜集的海带、土豆什么的储存起来，然后窝在山洞里‘冬眠’。在那么严酷的岁月里，他艰难地生存着——找到小铁壶和火柴，父亲可以吃熟食了；有了破雨伞，下雨可以少挨淋了；捡到军大衣、帆布和狗皮，他在冬天可以暖和一些了。
“年复一年，父亲已经成为了一个‘野人’。一次，他在新挖好的洞附近发现了一片野栗子树，这让他高兴坏了。在他找来棍子准备打栗子时，一名在不远处捡栗子的日本妇女发现了他。这名妇女惊恐地和父亲对视了一会儿，然后扔下手中的篮子，像疯了一样，大叫着跑下山去。父亲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让她这么害怕！走到一条小河边，对着河水一照才发现，原来自己披着一身破烂儿、蓬头垢面的样子，活像一个的野人。
“有一年夏天，父亲去采野果时又遭遇了一次狗熊。当时他被吓得魂儿都飞了，根本动弹不得，但黑熊却先于父亲崩溃了——它瞪着这个浑身缠满塑料袋子，头发、胡须乱七八糟缠在一起的‘怪物’，突然间一个急转身，吼叫着逃走了。
“就这样，父亲在北海道的山里躲了十三年。一九五八年一月底的一天，北海道的一个猎户在上山追野兔儿时，踩到了父亲‘冬眠’的洞口，但只是用脚往洞里探了探就走了。父亲当时非常害怕被人发现，于是卷起东西逃了出来。外面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父亲苦熬了十几天，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了洞穴。没想到猎户发现了父亲的脚印儿，第二天就和警察一起把他抓住了。而这时，父亲连说话都十分困难了。
“我父亲被发现的消息震惊了日本！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当地华侨对他非常关心。但他们与札幌市警察署和北海道警察本部几经交涉，才获准看望我父亲。很多日本老百姓也很同情我父亲，不少人来到旅馆看望他，还有人给他送来衣服。旅馆老板和侍女也在悉心照料着他。可是日本官方的态度却很消极，甚至还给父亲发来了传讯令，要以有‘非法入境’嫌疑为名审查他的‘在留资格’，他们这是把父亲当犯人对待啊！一些人甚至怀疑父亲是中国秘密派遣的特务。父亲接到传讯令给气坏了，不得不发表了质问日本政府的声明书。”
说着，刘会长从柜子里拿出一份材料，交给了唐律师，并对他说：“这上面印着的就是我父亲当年发表的声明书！”
唐律师翻开材料，看见上面印着：“我是在北海道的山里被日本当局发现的被掳中国人。我本来是农民。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我在外出的途中，不幸被非法掳走，经青岛押送日本，被送上北海道的煤矿山强迫劳动。因为受不了饥饿、沉重的劳动和殴打，我逃出了矿山。自此之后，我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一直在北海道山林里隐藏了十三年。
“根据这次警察当局的调查、讯问和有关矿业公司的材料，以及日本政府外务省管理局于战争结束时编成的调查报告书，我的身份被确认了。事到今天我才明白，自己是战时日本当局违反国际法行为的牺牲者，是一个被俘的普通公民。我在逃出的十三年间，生怕被抓住了被杀，一直躲避人的眼目，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现在，蒙受侨居日本的同胞和亲切的日本人的帮助，我才得以在札幌一天一天地等待回国。
“我从深藏山林的生活里走出来以后，已经过了二十多天，可是日本政府当局、北海道警察厅、札幌市役所不但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救济，反而企图加我以‘非法遗留日本者’的罪名。对于这种不讲理的态度，我不仅感到惊讶，而且以十分愤怒的心情向日本政府当局提出抗议。
“破坏我在中国的和平生活的是日本军队，使我尝尽苦头的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人道上、国际法上来看，我认为日本政府这种态度是恶劣的。如果日本政府当局还讲法律的话，首先就应该根据国际法把我的事情迅速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早把我送回和平的家庭去。当然，我还坚决要求奴役我的日本公司和日本政府，赔偿我在十四年间受到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失。另外，和我一起逃出煤矿的还有四位同胞。我担心这些同胞是否现在还像我过去一样躲在山林里。我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和奴役我们的日本公司迅速采取措施，调查这些同胞的下落！”
看完声明书，唐律师由衷地感慨道：“失散这么多年了，刘老爷爷还惦记着那几个兄弟，他老人家不仅很坚强，而且还这么仁义！真是难得，真是难得啊！”
刘会长接着说：“父亲的声明书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日本媒体猛烈抨击发出传讯令的政府机构，还有好几个日本友好团体公开支持我父亲。与此同时，祖国的关怀和关切也传到了日本。即便是这样，日本官员还是找到了我父亲，对他进行审查，而等待他们的是父亲已经准备好的拒绝书！后来，虽经华侨和日本友好团体的据理力争，但日本政府始终不承认‘违背我父亲意志，强行将他掳劫到日本进行虐待’这一事实，更没向我父亲赔礼道歉，更谈不上赔偿了。父亲回国之前，发表了声明，对侨胞和日本友人的关心和帮助表示由衷地感谢，同时对日本内阁推卸责任的态度，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回国后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权利！
“父亲乘坐的轮船经过五天的航行，到达了天津塘沽。在码头上，父亲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我和母亲也去码头接父亲了。我们一家人相见的心情，真是没法儿用语言表达……
“在之后的几年里，父亲在省内外作了一千八百多场报告，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来，他做过村干部，公社干部和县政协常委。虽然生活幸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念头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多次受友好人士之邀前往日本访问。一九九六年，父亲在国内有识之士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并亲自在日本的法庭上陈述自己被奴役事实，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之所以没起诉奴役他的日本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已经不存在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诉讼期间，父亲因胃癌复发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老人家八十七岁。临走时，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嘱咐，‘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要把官司打下去，直到讨回公道为止！’
“父亲去世后，为了给九泉之下的老人家一个交代，我决心将官司继续打下去。一年之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案件做出一审宣判，判决日本政府向我们支付赔偿金。判决书认定，父亲在逃走的十三年中，将他强掳到北海道的日本政府没有尽力寻找和加以保护。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日本通过《战后赔偿法》后，应对父亲负有救济义务的日本政府始终没有任何作为。关于被告一直纠缠的二十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判决书中写得很清楚：‘按诉讼时效对国家予以免责，有悖于正义、公平的理念’。这是中国劳工对日索赔的第一次胜诉。我们当时高兴极了，走出法院都欢呼起来。我老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也欢喜得不得了。回到国内，我们一家来到父亲的坟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他。
“可我们高兴了没多久，就听说了日本政府上诉的消息。四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推翻了一审判决，驳回了我们的诉讼请求。两年后，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我们的上诉。从此之后，日本法院不再受理父亲的案件……”
讲完父亲的故事，刘会长的脸上写满了愤怒。
“不过，这事并没有完，以后我们还要找机会给父亲讨回公道！”
唐律师以前对刘会长父亲的经历和诉讼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当刘会长说完之后，他仍然难掩心中的郁闷，于是低下头来沉默不语。
刘会长拍了拍唐律师的肩头，接着说：“我参与了多起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公司的案件。其中既有我父亲的案件，也有其他劳工的案件。个别案件最后和解了，但大多数案件最终也没给个说法儿。这么多年来，我去了日本几十次，对索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深有体会。”
“那您看，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唐律师问道。
刘会长表情坚毅地回答道：“要把索赔进行下去！因为沉默和退却就意味着承认和默许，我们索赔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赔偿金，更重要的是要让日本政府和日本公司承认曾经犯过的罪错，让中日两国人民记住那段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告慰那些已故劳工的亡灵，并给健在的劳工一个交代。”
“我虽然代理了石庆华老先生的案件，但并没有大规模对日索赔的经验。我非常想了解您这么多年来的心得和经验。”唐律师诚恳地看着刘会长。
刘会长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我们树立信心、百折不挠、坚持到底，这是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另外，我们内部保持团结和有效协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还要尽可能地争取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再有，我们要不断地给日本公司施加压力。从达成和解的案件看，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要经常前往日本公司进行交涉。正是我们持续不断地向日本公司交涉、施压，才最终促使他们同意和解。”
唐律师仔细地记录着，并不时地提问。
“刘会长，您感觉我们从证据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刘会长顿了顿，然后对他说：“您是律师，应该搜集和掌握哪些证据，比我在行。不过我想提醒您的是，在对日索赔过程中，除了掌握一般的证据之外，还要尽最大努力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劳工。了解他们当时被奴役的真实情况，特别要掌握日本监工的残忍手段！还有我想告诉你，在交涉过程中要坚持‘大原则不让步，小问题灵活掌握’，这样有利于最后达成和解！”
唐律师感觉刘会长说得非常有道理，于是站起身来对他说道：“会长，我们这次真的没白来！您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当天傍晚，唐律师和助手回到了县城，并乘上了回津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