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天津，唐律师积极寻找与石庆华同在一家日本株式会社遭受奴役的劳工和劳工的后代。几经辗转，他终于见到了孙大哥和春生的后代。听说唐律师要代表死去的前辈向日本株式会社索赔之后，孙大哥和春生的后代十分激动。
春生的大女儿对唐律师说：“我爸爸当时是去邻村儿玩，没想到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爸爸丢了之后，我奶奶的眼都快哭瞎了，因为爸爸是他唯一的儿子。过了好长时间还没有爸爸的消息，爷爷、奶奶甚至为他办了丧事儿！日本投降后，爸爸回到了村儿里。当时，一家子人真是悲喜交加呀！听爸爸说，被日本兵抓走后，跟个奴隶似得受虐待，我老太爷、老太太和爷爷、奶奶都气得不得了。这么多年了，爸爸对自己给日本人当奴隶的事儿念念不忘。有时跟我们聊起在日本的事儿，还会掉下眼泪。我们知道，他心中的伤痕始终无法愈合。他希望听到日本人道歉的声音！他需要一份尊重！”
孙大哥的女儿也向唐律师介绍了父亲生前的情况，并希望唐律师能为父亲讨回公道。
唐律师将她们介绍的情况仔细记录下来，并同步进行录音。除了后代口述之外，唐律师还仔细查看了两位老人的生前遗物，并进行了拍照。
手中握有孙大哥和春生后代的线索，尚且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见到她们，何况哪些暂时没有线索的劳工和劳工遗属呢！唐律师感觉这样下去效率会很低。于是他求助媒体的朋友，希望能在媒体上刊登消息，帮他寻找与石庆华同在一家日本株式会社被奴役的劳工和劳工后代。媒体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这件事对于媒体来讲也是好新闻，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唐律师的请求。唐律师还认识到，自己一家律师事务所势单力薄，应该寻找合作伙伴一起代理对日索赔。经过考虑和接触，他最终选择了同样对日本很熟悉的谷律师作为合作伙伴。
就在此时，为了帮助唐律师对日索赔，刘会长寄来了遭这家日本株式会社奴役的全体中国劳工的名单。名单刊登后，这家媒体的热线被打爆。很多劳工、劳工遗属和市民打来电话，咨询相关情况。唐律师、谷律师和记者一起，根据线索对一些劳工和劳工遗属进行了回访。
在劳工管金成遗属的家中，他们十分惊讶地发现了第二个劳工证，这让他们兴奋不已。管金成年近九旬的老伴儿听说律师和记者来了，颤抖着双手打开了一个纸包儿，里面包裹着的正是日本株式会社奴役其丈夫的铁证——“华人劳动从事证”。
翻开这个劳工证，唐律师看到，管金成是在二十六岁被抓走的，奴役他的正是给了石庆华两年多地狱般经历的日本株式会社。
管奶奶含着眼泪对律师和记者说：“金成那时候的工作是在码头上卸货。一天，他走到郭庄子老地道时被日本兵抓走了。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回到了天津。金成回来后跟我说，他在日本除了受苦、受累，挨打、挨饿之外，得了病也不敢说。因为日本监工如果知道劳工得病，就会把他们扔在一边不管。”说到这里，一直在管奶奶眼里打转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站在旁边的儿子一边劝慰母亲，一边对律师和记者说：“父亲是在二〇〇一年去世的。临走时，他老人家还一直念叨着自己被奴役的事，希望日本公司能还他一个公道……”
两位律师在详细记录的同时，嘱咐管奶奶和她的儿子一定先保存好中国劳工遭受日本株式会社奴役的铁证——劳工证。因为这对今后的大规模主张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待前往日本与该株式会社交涉时，肯定要将石庆华和管金成二人的劳工证一起带上。
从管奶奶家出来后，两位律师和记者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汉沽老劳工周爷爷的家中。已经九十多岁的周爷爷是在一九四四年结婚后不久就被日本人掳走的。见到律师和记者，老人眼含着热泪说：“日本公司要学会讲道理，我们被他们奴役，他们理所当然要向我们道歉，要赔偿我们损失！”随后，老人向律师和记者讲述了“自己被抓往日本，遭受非人折磨的悲惨经历”。
“被日本人抓走时，我是个靠打鱼为生的老实巴交的渔民，而且刚结婚没多长时间。那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我上岸去附近的一个村子看望亲戚，没想到回来时被日本兵逮着了。后来，我和同村儿的几个人一起被带到了塘沽的劳工集中营。在这里被关押了二十多天。那段日子过的啊！简直是……”说到这里，老人眉头紧皱，满脸的痛苦表情。沉吟片刻，他接着说：“挨打受骂就不用提了，就连睡觉时都是人挤人、人摞人。最让我们难受的是，日本人根本不给水喝。渴急了，我们只能喝尿啊！”回忆起在劳工集中营的非人经历，老人哽咽了。
用手绢擦了擦眼泪，他接着说：“我们好几百人被押上了轮船，也不知道过了几个昼夜，才到了日本。接着，我们就被送到静冈县一个地方干活儿。我在那里干的是开山、刨土、搂石头和打眼儿放炮的重活儿，而日本人每天只给我们几个很小的窝头儿吃。”老人一边流泪，一边用手比画着窝头的形状。“我们的罪儿受大了，连累带饿的，有些人干着活儿就倒在地上死了！日本投降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其他活下来的劳工才被送了回来。当踏上家乡的土地，我们这些一起回来的劳工抱头痛哭……”
谷律师从周爷爷提供的材料上看到，和周爷爷一起被掳往日本的共有二百余人，而死在那里的就有一百零四人。看完材料，他握着老人的手说：“现在还活着的老劳工已经很少了，希望您能健康地活下去，争取看到日本株式会社道歉、赔偿的那一天！”谷律师一席话，说得周爷爷转悲为喜：“我还能等到那天吗？哈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两位律师和他们的助手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又找到多位健在的老劳工，同时与不少劳工遗属取得了联系。有的劳工遗属还保存着前辈的“口述笔录”等证据。刘凤桐老人的“口述笔录”是在一九八五年做的，里面详细地记录了老人被奴役的情况。老人已经去世，但他的孙子刘豹还保存着这份笔录。见到律师之后，刘豹拿出了这份笔录。上面这样写道：
“一九四〇年，十八岁的我参加了革命。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们深入唐山做瓦解当地伪军的工作。当我们准备撤出时，日军和伪军包围了我们。我和其他几个战士在坚守阵地过程中被俘。我们先被送到唐山宪兵队过堂，又在日军看守所呆了七八天。后来我们被送到北京监禁多日，受尽了肉体折磨，但无一人屈服。日本鬼子动员我们参加伪军，因为我们都不答应，他们就以让我们去东北做工为名，把我们秘密地带上了火车。但刚到塘沽，他们就把我们押下火车，然后带到了劳工集中营。过了将近一个月，我们和很多同胞一起被押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日本军警和监工的铁蹄下，我们被奴役了一年多，期间受尽了折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这些劳工开始与日本当局进行斗争……几个月后我们终于送回了祖国。”
刘豹对律师说：“爷爷临走前，抓着我爸爸的手，说出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刘凤桐老人是这样对儿子说的：“我在日本挨饿、被打、受罪，我的‘口述记录’是日本人的罪证。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笔录提供给向日本讨公道的人，让他们给我讨回公道！”
唐律师和谷律师感觉，刘凤桐老人的做法儿对其他劳工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尚健在的劳工应该将自己被日本奴役的经历记录下来，并在笔录上签字。如果能给老人录音和录像，效果就更好了。律师的意见后来在媒体进行了刊登，引起了健在劳工和他们家属的重视。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走访，两位律师掌握了多位劳工和很多劳工家属的情况。他们感觉，到了向日本株式会社大规模主张权利的时候了。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又与刘会长进行了联系。听说这个消息后，刘会长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在电话里对唐律师说：“我们的劳工联谊会是全国性的。以前的很多对日诉讼、和解，联谊会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可以说，劳工联谊会在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过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是劳工联谊会的执行会长，你们现在准备向日本株式会社大规模主张权利，我代表联谊会支持你们！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劳工和劳工遗属集体对某个日本公司主张权利时，一般情况下会再成立一个由同在这家公司遭受奴役的劳工及劳工遗属组成联谊会，然后由联谊会对律师进行授权。有了授权，律师再向日本公司交涉就合理合法了！”
唐律师和谷律师感觉刘会长的提议颇为有理，于是就在他的支持下，开始组建联谊会，还要选出联谊会的会长。虽然还有多位劳工在世，但他们全都年老体弱，无法全面参与到漫长的对日索赔中来。就在两位律师为此烦恼之时，刘会长向他们推荐了一位会长人选。这个人就是八十二岁北京老劳工高崇义。高爷爷在日本被奴役时和石庆华同属一个株式会社，但在福岛和长野等地的工地干活儿。他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而且现在身体健康、头脑清楚，能言能语。律师和刘会长商议后，决定推荐高崇义为联谊会会长候选人。刘会长征求了高崇义的意见，他听说此事后欣然应允。
有了会长候选人，两位律师与刘会长沟通后，决定择期举行联谊会成立仪式，并组建律师团，正式启动对日本株式会社的大规模权利主张。
仪式举行当天，石庆华的女儿石荣荣，孙大哥和春生的后代，周爷爷、管金成的家属，还有刘豹等人都来了。另外还有北京、山东、河北等地的十几名劳工和劳工遗属，也来到了现场。作为劳工和遗属代表，他们将参加联谊会成立仪式，并见证对日本株式会社大规模权利主张的启动。刘会长也受邀从山东专程赶到天津参加仪式。
上午十点，唐律师和谷律师宣布联谊会成立仪式正式开始。经刘会长和律师推荐，大家一致推举高崇义为联谊会会长，由刘会长担任联谊会的执行总监。
当选联谊会会长之后，高崇义老人向所有在场人员讲述了自己被抓和被奴役的惨痛经历。
“一九四四年，我才十四岁，还在上学。但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我就跟着村儿里的人去昌平修了一段时间的城墙，每天能得到四斤玉米。过中秋节的时候我回到家中，没想到一天晚上几个人突然来到我家，把我给带走了……
“他们把我和同村儿的一个小伙伴儿带到了昌平县城的一个院子里。这时候我看见，院子里已经有很多被抓来的人。第二天，日本兵和伪军把我们这些人从昌平火车站押上火车，送往前门。路上，有些人跳车逃走了。我当时也想跑，但自己年龄小，不知道跳车之后该怎么办，所以就没跑。下车后，我稀里糊涂地被被送到华北劳工协会。在这里呆了一夜，我和其他一百多人又被押往塘沽。”
老人接着说：“在塘沽，我们被关进了一个劳工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周围圈着铁丝网，四面都有端着枪的日本人站岗，炮楼儿上还架着机关枪。在这里，日本兵只给我们很少的食物，极少给我们水喝，大家都渴得要死。有人稍有反抗，日本兵就放狼狗撕咬他们。有的人病重，日本兵就会把他们扔到海边挖好的坑里。还有的人无法忍受虐待，找机会逃跑，但都被打死了。在集中营的日子让我永生难忘，日本鬼子真是太不讲人道了！
“在这里呆了几十天，日本兵将我们押上一艘往日本运煤的轮船。经过八天七夜的航行，我们到达了日本。在福岛我的脚被冻伤了，幸亏有一个劳工大哥带我去烫脚，还给我抹上药膏，才没落下残疾。在长野，很多同去的劳工都死了，因为他们得病后日本监工不给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劳工还没咽气，就被日本监工塞进一口小棺材里，给烧了！”说到这里，老人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眼泪。在场的劳工、劳工家属和律师团成员无不动容。”
“这几年，有很多被这家日本株式会社奴役过的劳工都去世了，还健在的工友应该已经没多少了！现在是向日本株式会社讨个说法儿的时候了！”高崇义语气坚定地说。
“对！说得对！是向他们讨个说法儿的时候了！”
“日本株式会社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高崇义的讲话引起了所有在场人员的共鸣。
随后，唐律师和谷律师宣布了律师团成员名单。律师团成员由唐律师、谷律师以及他们各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组成。两位律师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中国劳工问题的解决，解开劳工和劳工遗属们心中纠结的疙瘩。也希望日本方面能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的重要性。
下午，律师团经与联谊会商讨，草拟了准备提交给日本株式会社的“解决方案”。方案主要包括三项内容：要求日本株式会社深刻反省，向被其奴役过的中国劳工和劳工遗属真诚谢罪；向每位遭其奴役的中国劳工或劳工遗属支付“和解金”；在日本建立纪念物，以牢记历史。
最后，高崇义会长代表联谊会与律师团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对奴役石庆华等千百名中国劳工的日本株式会社大规模权利主张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