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传统的文艺学边界的固守者之所以一时难以接受文艺边界的拓宽，有观念的问题，也有学科本位主义的问题。需要看清的现实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的最根本出路不是为捍卫学科领地和利益而奋斗，建设学科不是在不同学科修筑篱笆和隔离墙，而是要善于“破学科”或“跨学科”。叶舒宪就主张“破学科”。他认为：“没有一个学科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有学科万古不变地长存下去。学科的设置是人类认识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要，是权宜之策，而非一劳永逸。学科之间的互动、渗透，旧学科的瓦解和新的边缘性学科的重构体现着人类认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又一层需求，是自然而然的。死抱住本职的学科或专业的固定地盘，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当然主要是处于职业饭碗的考虑较多，久而久之陷入学科本位主义而不能自拔。”叶舒宪的观点是非常尖锐独到的，文艺研究应该有胆量和魄力来重建自己的学科，更新学科的理论话语，建立起能够有效地阐述新的文化/艺术现象的知识体系。
§§§第二节电子媒介时代文艺的价值
前已述及谈论“全球化”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电子媒介”。这里不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成了一个热点名词？是全球性经济贸易促成的吗？还是全球政治整合出来的呢？显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问题之所以都被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是因为电子媒介，没有电子媒介就不可能有“全球化语境”一说。因此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问题，很多都可以从电子媒介这一个角度来切入，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媒介社会学或传播学来审视，来观测，如果仅仅借助审美批评的方法论来阐释文学世界的话，就很难理清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现象及其内在要素与外在动因。
使人类真正进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是收音机、电视和网络这三种电子媒介，上个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著名的“地球村”的概念，其主要形容的是20世纪20年代收音机的影响力，因为“在收音机到来后，人们前所未有地经历了迅速而亲密的相互接触”，但“地球村”这个概念之所以在60年代后被广泛接纳并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电视时代的到来。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说：“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这就是电视走进家庭之后的结果。上个世纪50年代起，美、英、法等欧美国家率先进入了电视时代，同时，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与电视文化共同构成了对传统的书籍文化（印刷文化）的冲击，对文学艺术的创作、传播与阅读也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电视时代和数字化时代是一个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地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时代，电视时代和数字化时代也是一个影像时代，是一个图像文化占有绝对强势地位的时代。电视的拟像符号以浅表化、类型化、平面化和无深度的形式，冲击着文学和艺术，使文艺失去阵地的同时，也失去真正的接受者，而且网络的图像符号和电子游戏，还有芜杂的文字信息也改变着读者的接受方式和阅读胃口，使得真正属于审美世界的文艺作品减弱了它应有魅力和价值。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就对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视对传统的油画艺术的影响做过研究。他认为这些电子媒介的“现代的复制手法摧毁了艺术的权威性，将它从一切收藏处搬开，或者更妥帖地说，将它们自己复制的形象统统搬出收藏处。有史以来，艺术第一次成为昙花一现的、异地同现的、有形无实的、唾手可得的、没有价值的、自由自在的物象。”约翰·伯杰用了一连串贬义性的形容词来修饰“物象”这个中心名词，足以证明他对电子媒介的敌视，足以证明他认为电子媒介是对艺术价值有着解构力。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他的话其实告诉我们，电视不但削弱了学校教育，而且对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都有着消解作用。国内有学者也认为：“在数字化媒体的强势覆盖下，‘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直观遮蔽沉思，快感冲击美感，文化符号趋于图像叙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电子媒介如何强势，无论电子媒介所导引的视觉文化、娱乐文化如何对文艺具有祛魅性，文艺总是葆有它的价值，文艺总是会在社会建构中发挥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笔者以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文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一、文艺的创造性能力的培养
电子媒介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换代。这种知识与产品的迅速更新换代意味着人的知识容易老化，而且人如果没有创造性能力，就可能被时代所抛弃。也就是说，在电视媒介时代做一个智慧的人比做一个知识的人更重要。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阐述技术发展时代的德国的社会问题时，就有这么一段话：“从1980至1990年期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变换了自己的职业。这种发展趋势对教育体制与文化机构提出了挑战。对学习进程必须加以改进，必须把知识的学习和文化，精确的专业知识和艺术、哲学的想象力结合起来。如果变换职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就不能仅仅坚持原有的那种学会一种终生受用的方法的老原则，而是必须引进终生学习和艺术创造的各种形式。”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这一观点至少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知识教育”，而要在“素质培育”和“能力养成”方面下工夫，不然的话，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易为信息更新换代的时代所淘汰。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还认为，经济与科学对幻想、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及艺术创造能力都颇有兴趣。而幻想、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及艺术创造能力恰恰是文艺能够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因为文学和艺术本身就是幻想、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的世界，并且文艺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世界——它由作家艺术地创造出来，也启迪读者的智慧和点亮读者的心灵。他还引述了包戴利的观点，来证明艺术对幻想、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包戴利认为：“幻想是以主观逻辑关系构造世界现象的尝试，它将主体的统一性引人无序的世界。想象力则是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把外在世界与自己想象中存在的形象重新综合，并推演出一种此前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形象。感受能力、想象力及想象欲望的强度与变动性，对构想无序事物及非存在事物的注意力，这些都可以通过人们自己的艺术行为及艺术磋商得到锻炼、发展。艺术促发思维与感觉。它训练想象力的游戏，使人从感觉印象的无序中走出来，在以前不曾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创造一种新的形象”。其实包戴利的观点早就由锡德尼表达过，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就认为诗与文学具有创造性，他认为一切学问，从天文、数学、逻辑、修辞到哲学、历史，都是“以大自然的作为作为其主要对象”；它们只“记录下大自然所采取的秩序”，“依靠它”，“遵循它”。“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在其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中，或者完全崭新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形象中……实际上，升入了另一种自然，因而他与自然携手并进……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自然从未以如此华丽的挂毯来装饰大地，如种种诗人所曾作过的……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锡德尼笔下的“诗”泛指的就是文学，他的诗歌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是真正体现人的创造精神的。锡德尼的观点也告诉我们，在电子媒介时代，以意象化符号来表现生活与世界的文学和艺术在培养人的创造性能力方面，有着一般媒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
不过，人的意象性构造世界的能力和创造性能力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缘无故就得来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对人的想象力与幻想必须加以培训。想象力与幻想不能完全被浅薄的图像强占。电视画面是无形体感的，它只触动我们诸多感觉中的一种，即视觉。当媒体完全控制了儿童与成年人的想象力，以致他们不能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性活动时，那么，就会导致幻想与分析力萎缩的现象”。因此，在被电视图像包围的环境里，青少年乃至成年人都应该主动地亲近文学和艺术，并通过文学艺术这个具有意象美的想象力世界得到视觉文化和电视娱乐所难以企及的精神营养。
二、文艺能够提供一个和谐的文化情境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对文化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认为文化必然构成一种与主体的抉择相关联的情境、意义网络。文化是个人与社会的历史之网。它使个人抉择的事件融入个人生活的历史中，使生活的历史融入一个充满意义的更广阔的历史中。因此要保持文化的同一性，就需要一个和谐的文化情境。而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属于文化情境的主要有建筑美学——艺术情境、绘画、文学与音乐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