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育学界提出了一个“基于文化情境的教育研究”这个命题，这实际是一个方法论的革命，它强调必须从真实而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寻找教育问题及其答案。从这一方法论的思考出发，教育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文化价值系统的历史传统和未来发展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文艺在“文化情境”的构造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不一样的是，文学和艺术作品是以诗性形式包涵和展示着一个族群和人类整体的最高智慧，文学艺术也标志着人类最高生存品质和历史品质，因此文学艺术给予人类的是一个安静、可以诗意地栖息的家园。莫里茨·盖格尔在论述“艺术的精神意味”时，就认为艺术的审美价值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其“形式价值”；二是其“模仿价值”；三是其“积极内容价值”。莫里茨·盖格尔所说的“形式价值”，指的就是存在于艺术形式构造之中的给人印象深刻的秩序的功能，即“和谐的律动”的形式。而“积极内容价值”，指的就是艺术家所创造的每一种意象中，都包含了超越了那些纯粹“模仿价值”的价值要素——这些既是艺术家的人格所具有的价值，也是艺术家投射到艺术作品之中的艺术观念所吸引观赏者并使之具有积极的存在体验，同时也是人们应当把这个世界看做是崇高的、意境深远的、高贵的东西的艺术诉求。
人类的生存也需要一个和谐的文化情境，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心灵的和谐，等等，这些都是人快乐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的前提条件。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有机部分，也是最具有人性魅力和人文关怀的文化要素，特别是优秀的文学艺术所熏陶所滋养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有学者就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文化因素深深地渗入其间，它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没有和谐的文化，就没有和谐社会的根基，没有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有没有和谐的文化，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尺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含着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同时更需要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和谐社会越发展，和谐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突出、越明显。”由此可见，文艺作为和谐文化整体中的活跃因素，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的确，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优秀的文学艺术本身就属于和谐文化，因为它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学艺术的特殊样式和典型形象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它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为一体，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也折射了作家、艺术家深沉的内心世界。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作家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向往，代表了一定的人类精神髙度，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社会阶层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水平。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人们依附的精神家园，也是和谐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源泉之一。对个体而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起着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作用，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以引导、培育人们的和谐的审美观念、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目标。但电子媒介时代，优秀的文学艺术所蕴涵的和谐性因素却被工具理性思维所遮蔽，人们的思想由于受到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主导，而变得缺乏主流和中心价值观，而且目光短浅，甚至放弃了最起码的历史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是令人担忧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批判现代科技社会，认为现代在对科学与技术的追求中，割断对了对历史的文化联系，他还认为：“现代已不再承认任何元叙事（Meta-Narrativum），不承认任何共同的叙事，也不承认任何功能作用彼岸的超越的东西。这也就蕴涵着无情境性”。大卫·莱昂认为：“殖民主义的终结，释放了多种种族的声音；大众媒介的出现，强化了文化的相对性；它们已经创造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多元主义境况。”这种多元主义的境况看似一种民主的生态，其实它考验或颠覆着传统的真理观念，因为多元主义虽然允许宽容，但却可能丧失真理。大卫·莱昂所担忧和批判的“多元主义境况”，与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批判的现代科技社会的“无情境性”实际是一样的。这种“无情境性”说到底，就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不重视文学艺术并依靠文学艺术的力量。
三、建构感性世界，形成抵抗的文化政治
文明和野蛮同在。当我们在享受文明的成果时，也许我们在经历野蛮的侵略或我们的心灵被野蛮殖民。因此，人类在发展中需要不停地进行有效的抵抗，抵抗那些野蛮的力量，这样一来抵抗的文化政治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词语。当代西方文化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在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这些操持着批评理论话语的学者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他们的文化批判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诚然，以计算机、信息和通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确实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正如有人描述的，这第三次技术革命旨在减轻距离和空间的限制，网络的地位超过了地点，用户电报、传真、无线电、计算机的网络保障了世界市场的运作，工作越来越可以脱离某个集中的地点。在不久的将来，技术的演变将会推出近似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更接近人类大脑逻辑的人造机器逻辑。这不仅可以改变劳动之外的生活，而且也可以改变劳动生活本身。但西方学者对“信息传播乐观主义”保持警惕。人们希望，技术将不再盲目地指导我们的前途，应该迎接超越技术思维和技术霸权主义的时代，于是西方这些清醒的文化学者的文化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委婉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对后现代文化的一种抵制。马尔库塞提出了“艺术即政治实践”的命题，他倡导“新感性”，提出了一种能够适应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他看到西方社会在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利中心、管理体识形态及哲学形式方面的变化。这种革命学说已不可能局限在社会物质条件方面的暴力革命，而应注重社会主体及人的意识方面的观念变革。他认为，就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前者已不可能，而后者迫在眉睫。而且他认为，在人的观念变革中，哲学由于其实证的倾向占统治地位，已越来越落入变态的发展，因而不能够给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及各种控制（尤其是以技术力量为代表的“理性”控制）提供批判的否定力量。而艺术，作为充满了各种想象力、可能性的“幻想”世界，则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的崭新层面。可以说艺术蕴含着新的社会改造的生机。
马尔库塞所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像他在《单维人》中指出的那样，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即使在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危机并不能立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发展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生机，社会处在日益增长的丰裕之中。因此，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方面发动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去培养这种革命意识，都是脱离现实的。不过，马尔库塞敏锐地发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物质发展而日益突出的人的精神危机与需求——感官功能异化，看到一个在物质——科技——机器——合理化——单调重复……等一系列单一层面上的“单维人”的命运。同时，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艺术、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这种异化的“单维人”命运的揭示和批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以艺术、文学为中心的“审美之维”的革命上，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作为“基础之基础”的人的内在审美——感觉——欲求——本能层面的改造，才能在根本上造就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前提——崭新的人及其心理——观念结构。因此，马尔库塞极端关注“美”并希望借助于美的力量来解放被工具理性压抑了的想象力。
马尔库塞对新感性的呼唤，对艺术作为政治抵抗的可能的认定，使我们看到文学艺术作为审美世界的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这不是凭空捏造的痴人说梦式的呓语，文学这个“理想国”千百年来一直承担着这样的文化使命。在宗教禁锢时代，虽然它曾经和野蛮妥协，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由的想象；在政治高压的时代，虽然它也被政治招安过，但它依然可以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文学艺术以其审美的形式、美感和道义的力量与社会调和又短兵相接，并不断参与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生态学家持这么一个观点：“促进人类进化将意味着使人类再一次获得新生。人类的第一次诞生发生在它进化之初，距今已有几百万年。大约自直立人时代起，语言、文化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新生。人类第三次新生是智人和古社会的出现。人类第四次新生表现为历史的产生以及农业、畜牧业、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的第五次新生虽有可能但尚不能肯定。它将表现为人道的产生。这种人道将使我们走出地球的铁器时期和人类的史前期，实现地球文明，建设起个人、种族和民族的全球社会与共同体。”笔者以为人类第五次新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位生态学家已经给出了理由：人类的道义。对道义感的追求是这位生态学家对生态伦理的呼唤和重视，的确只有重建生态伦理，保护我们的地球母亲，人类才可能走向最高的文明。
但人道的世界并不是技术可以塑造的。今天的电子媒介确实塑造了人，它预示着新的认识论，新的尺度和新的伦理。高科技带来社会生活的种种变革，它使人类真正可以上天入地，远古神话和科幻小说中的神灵的超级法力今天变成了现实，但技术思维和对实用价值的追求使得感性的人类变成了理性的动物。人们普遍有了忧虑——“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自亚里士多德起就被看作伦理道德问题，而机器对人的奴役却没有被人们视为伦理道德问题。我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反抗，我们已经被征服。这就是埃路尔、马尔库塞、霍克海默以及其他学者所阐述的技术或技术理性的霸权，我们逃脱这种霸权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文学艺术有没有可能重塑人类的感性世界，使人类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依然拥有一份空灵？这是可能的，就文学艺术这个空灵的诗性语言世界而言，对于抵抗技术野蛮，对于抵抗商业文化的侵蚀，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也意识到，现代文化以科学与技术为标志，而不是以艺术与哲学为标志。相对于科学与技术而言，艺术与哲学总是隐藏在背后，而且不像科学和技术那样具有经济功利性，而是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已经感到对艺术创造和哲学反思的要求。他还认为，不断扩展的艺术市场，大众的博物馆热，精神、奥秘文献的浪潮，制造神话的电影工业，都表明了这一点。显然，科学与技术不能提供审美及伦理导向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有美感、有意义地构建生活世界是必需的。
总之，电子媒介时代的确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语境里，电子媒介、信息与通讯技术不仅带来信息社会、全球化、地球村等外在的宏观世界新形态，而且还时时刻刻重构和型塑人、社区、民族、性别等等的微观形态，因此对电子媒介时代文艺价值的思考仅仅是一维之思。对文艺外在场域的考察和内在美学规律的探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以新维度与新方法来进行认真审视文艺新形态并做出准确的文化的或审美的判断，是我们拓宽学术视野，进行有效的文艺批评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