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世纪时，普鲁士甚至是各国欺凌的对象，不过十八世纪后期的普鲁士却已是欧洲举足轻重的重要国家。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腓特烈大帝（1740~1786）可以说是绝对关键的人物。本文首先经由叙述腓特烈即位前的普鲁士历史，来显示普鲁士所面对的危机及腓特烈以前数代的努力和成果。接着则是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与外交，透过当时的局势演变以及腓特烈的考量，来看腓特烈大帝如何将普鲁士推上强权的位置。
提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历史，通常第一个进入人们脑中的，定是那石破天惊的法国大革命。的确，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影响了日后欧洲历史的发展。然而，十八世纪的欧洲史，除了法国大革命外，启蒙思想在欧洲的蓬勃发展，卢梭（1712~1778）、孟德思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等启蒙思想家的活跃，却也丰富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史内涵。而牵连多数欧洲国家的一连串王位继位战争，如西班牙、奥国、巴伐利亚等国的继位战争，也使十八世纪的欧洲史显得格外独特。
不过，十八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尚有一件重要的事上演，它的发生也使日后的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都受到了影响，那就是俄国和普鲁士的兴起。俄国与普鲁士势力的勃兴，代表的是以往不受西欧世界看重，被视作蛮荒、未开化的东欧开始绽放属于他们的光彩，开始有与英法奥等欧洲诸强一较长短的实力。其中普鲁士的兴起更是令笔者感到不可思议，普鲁士不仅领土小，更糟的是领土分散，可说是暴露在众多觊觎的眼光下，再加上十七世纪的普鲁士还深受战争的蹂躏，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其主要战场即是在布兰登堡的境内，诸多不利的先后天因素加诸于普鲁士，而普鲁士却仍然在短短百年内迅速的兴起，这是颇神奇的一件事，可以说普鲁士的统治者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1701年当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三世（即腓特烈一世）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获得“普鲁士国王”的称号时，普鲁士的领地事实上主要仅有三部分，即是位于莱茵河流域的克里夫─马克、易北河与奥得河间的布兰登堡；以及在维斯杜拉河以东的东普鲁士。在十七世纪以前，这三块领地是在不同的统治者、相异的历史背景下各自运作着，在布兰登堡选侯透过联姻或购买以取得继承权的方式下，才使这三块横亘近千公里的领地得以同时置于布兰登堡霍恩索伦家族的统治下，而布兰登堡这块僻处神圣罗马帝国东北边境、多沙且贫瘠的领地也开始准备跃上历史的舞台。
霍恩索伦家族是约在十一世纪时受封为索伦伯爵，他们的领地原是在西南德的施瓦比亚。十二世纪时霍恩索伦的孔拉德因追随红胡子腓特烈（即霍恩施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1152~1190）而成为纽伦堡伯爵，虽然成为纽伦堡伯爵并未得着任何的封邑，但霍恩索伦家族藉由联姻、购买等方式而获得了两块新的领地：一是纽伦堡西方的安斯巴赫；一是纽伦堡东北、美茵河畔的拜罗伊特。也因此腓特烈一世的头衔，除布兰登堡选侯外，同时也是纽伦堡伯爵、安斯巴赫─拜罗伊特的领主。
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霍恩索伦家族的统治者忙着稳定他们的新领地，同时向外扩张。在腓特烈一世时为巩固选侯地位，于是一面压制境内势力过大的贵族，一面拉拢城市、教会和部份贵族来重建选侯的威信。而当贵族的反抗得到控制后，腓特烈一世试着回头对付城市，因为城市地位的提升开始要摆脱新统治者的控制，但因为周围的敌人仍然虎视眈眈，使得腓特烈一世只能对城市暂采怀柔政策，答应保留他们旧有的权利与自由，但要求他们向选侯效忠。不过，腓特烈一世并未将一切时间都花在布兰登堡，他仍然相当热衷于帝国的事务，甚至在西吉斯蒙得死后想角逐帝位，不过事与愿违，诸侯们不愿选出强势的霍恩索伦家族为皇帝，而选择了较弱的哈布斯堡家族。
从腓特烈一世后，对于选侯国领地的扩张，霍恩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从未忘记，虽然并不都顺利，但到十六世纪初时，不包括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直属于选侯的领地已超过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他们用心地治理这块僻处北方的新领地，选侯约翰、西塞罗（1486~1499）也开始常住在布兰登堡，而自他以后布兰登堡也开始了近百年的和平期，文化也有长足的进步，他重视布兰登堡的内部建设，甚至计划建立第一所大学，这个计划由他的儿子选侯约阿希姆一世（1499~1535）帮他完成，即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
十六世纪的大事─宗教改革，同样也在布兰登堡境内掀起喧然大波，时为选侯约阿希姆一世在位，尽管布兰登堡境内的城市市民和部份贵族皆支持新教，然而笃信天主教的选侯却选择与皇帝连成一气反对宗教改革。这种情况到其子约阿希姆二世（1535~1571）时得到逆转，1539年约阿希姆二世成功地使在柏林的教堂兼采天主教与新教的仪式来进行圣餐礼，并使教产还俗且听命于选侯。
约阿希姆二世的母亲伊利沙白（1485~1555）是虔诚的路德宗教徒，她虔诚的新教信仰虽然受到丈夫的拦阻与不谅解，但却多少对儿子造成了影响，当然约阿希姆二世改变信仰的原因可能大部份还是在将教会的财产及权利转移到选侯手中。透过宗教改革，选侯获得了更大的权利。固定且在选侯监督下的官僚系统开始建立，并逐渐成为与贵族平起平坐的对立力量，重要的是这个系统是在选侯的控制下，也就是说布兰登堡选侯的专制权力正逐渐的形成。
透过联姻、继承等方式持续扩大领地的布兰登堡选候国，在1618年终于获得最重要的土地─东普鲁士。然而此一新形成的布兰登堡─普鲁士并未因领土的扩张而增加其在欧洲事务的影响力，相反的，布兰登堡─普鲁士因为领地的分散，在军事可说是完全缺乏保障，随时都曝露在四周强邻觊觎的眼光中。而新获得的领地，在选侯的统治基础尚未稳固前，贵族的分离意识却在增高，更不幸的是，约翰。西吉斯蒙得的继承者选侯乔治。威廉（1619~1640）是个软弱、易受影响且无能的选侯。由于其错误的外交策略与摇摆不定的结盟关系，使得布兰登堡─普鲁士在三十年战争中陷入了空前的浩劫，不仅成为列强摆弄的玩偶，也使得布兰登堡成为瑞典、神圣罗马皇帝军队抢夺的待宰羔羊，在1640年选侯腓特烈。威廉继位时，整个布兰登堡的人口已从战前的一百五十万退缩到六十万，而实际上布兰登堡─普鲁士的损失，除了人口的锐减，市镇因战争而商业衰颓，农地也荒芜了，所蒙受的损失实是远超过想象的。
初即位的选侯腓特烈。威廉，从三十年战争中体会到国家必须有一支独立且属于国王的军队，同时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内落实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为了这些目的腓特烈。威廉即开始透过各样的方法，如在1653年与土地贵族达成协议，以赋予土地贵族特权来换取新税的通过以建立常备军；再以这支军队做为其推行中央集权的后盾，使得贵族们融入在选侯的政治安排中，成为选侯统治的基础。腓特烈。威廉并成功地透过战争或外交手段来处理与邻国，特别是瑞典、波兰的领土纠纷；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腓特烈。威廉是个果敢决断的机会主义者，如在第一次北方战争（1655~1660）时，大选侯即先采中立，再加入瑞典一方（1656），然后1657年再与波兰同盟，以求取对普鲁士完全的主权；而在法国与荷兰的战争中（1672），选侯则站到与帝国敌对的一方，加入法国，以得到法国的所谓补助金。借着这种成功的结盟政策在战争中获取国家所需的支持，特别是他国的补助金或获得新领地的承诺，虽然在第一次北方战争中他并未得到梦寐以求的西波美拉尼亚，但他却使各国承认他是普鲁士公爵领地的最高统治者。透过在国内与贵族的合作以及在国外寻求有利的盟邦，腓特烈。威廉硬是把即位初的危机化为转机，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大选侯的尊称。而在这些发展中，普鲁士拥有一支常备军队、建立了中央集权化的行政官僚、可以说越来越具有专制君主的特色。同时透过宗教宽容收容二万名法国休吉诺人（法国新教徒）使其为普鲁士带来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并投入在普鲁士的军队服务中。而重商主义措施的实施，亦使普鲁士开始累积在经济上的力量。
为了使普鲁士跃上强国的位置，腓特烈可以说采取了最直接、毫不隐藏的方式，即是战争。在腓特烈一生的执政中，两场著名的战事，西利西亚战争（1740~1745，亦即奥国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很明显地就是要获得与维护普鲁士的国家利益。而除了战争外，外交的手段亦是腓特烈着重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当战争的预期目标达成时，腓特烈会立即和敌方签下和约以确保战果，如1742年的布勒斯劳条约即是一例，然而一旦局势又转为对普鲁士不利时，腓特烈又立即撕毁和约投入战场。于是战场上的交锋与外交上的谈判就成为腓特烈争取普鲁士国家利益的两大利器。所以可以发觉在这个时期的欧洲战事中，几乎无法发现没有腓特烈参与在当中的。
经过腓特烈的筹算与暗中的预备，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而事实上，所有的军事行动从10月28日的军事会议后就已展开，军队、枪械及一切后勤补给皆秘密地往西利西亚边境集中，12月14日腓特烈抵达布兰登堡与西利西亚边境上的最前线城镇克隆森，12月16日腓特烈和其所率领的二万五千名部队越过西利西亚的边境。而正如腓特烈的规划，占领西利西亚必须迅速地完成，必须在奥国的援军到达前完成。且如同他所预料的，初期的战事仅会遭遇零星驻军的抵抗。于是普鲁士军队迅速地深入西利西亚，并在隔年1月3日降服西利西亚的首府布勒斯劳。
然而战火并未因此停止，1742年的局势使得腓特烈决定背弃克奈施奈能朵夫条约重新加入战局。由于奥军对巴伐利亚战事的顺利，使腓特烈深怕自己将是奥军的下个目标，所以他借口奥国并未遵守克奈施奈能朵夫条约的内容，率军自摩拉维亚进入波希米亚，再次不宣而战的腓特烈让奥国体认到他才是奥国最危险的威胁，因此奥国决定冒险以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在波希米亚阻攘普军前进，另外在摩拉维亚则编成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准备从后方突袭普军。由次奥国集中力量对付普鲁士，加上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推进并不顺利，一时间普军有陷入前后包夹的危险，幸而5月17日在休图西兹（于波希米亚境内）的战役中获胜才解除奥军的威胁。然而奥国对法军的攻势极为凌厉，法军被迫退回布拉格，为避免法国单独和奥国媾和，腓特烈选择再次背叛他的法国盟友，而与奥国和解。在布勒斯劳条约中，玛利亚。德蕾莎同意割让全部西利西亚予普鲁士，而普鲁士则须退出战局。腓特烈视布勒斯劳条约为：……是一个伟大且令人快乐的事件，在这光荣的战役后，为我的家族带来了日耳曼最丰饶的其中一个省份……
普鲁士退出战场后的奥国继位战争，战况对奥国极为有利，在1742到1744年之间，法国与巴伐利亚联军被逐出波希米亚，来援的另一支法军则被英荷联军于美茵河的法兰克福附近击败。当奥军正准备入侵亚尔萨斯，腓特烈担心一旦法军完全被驱离，奥国的矛头又将指向普鲁士，打算收回失去的西利西亚。在这种防范被攻击的心理下，腓特烈三度的不宣而战，经萨克森入侵没有防备的波希米亚，并攻下首府布拉格。若按腓特烈的计划，这次战役的重心将在布拉格形势的巩固，普军必须在奥军回防前攻下布拉格，同时在布拉格成立前进的据点，然后在援军未抵达前消灭一万八千名的波希米亚驻军。然而腓特烈并来不及照他的计划先巩固布拉格及附近区域，在法国及巴伐利亚的要求下，普军继续向南推进，进逼维也纳以减轻法国的压力。
随着战场的扩大、冬天的临到、后勤补给的压力以及奥军的机动战策略，普军的战力不断被削弱，这使得腓特烈不得不放弃布拉格并匆忙地退回西利西亚。撤回西利西亚的普军，损失了过1/3的士兵，辎重及重炮损失殆尽，国库亦将耗竭，更糟的是，奥国与英、荷、萨克森的联军正朝普鲁士前进，腓特烈深知此战若败，普鲁士势必将割让一些领地做为补偿，在此劣势下，腓特烈发挥了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先后在霍恩弗里德堡（于西利西亚境内）、索尔（于西利西亚境内）及卡塞尔斯朵夫（于萨克森境内）击败奥国与萨克森的联军。于是1745年12月25日，普鲁士同奥国、萨克森签订德勒斯登和约，奥国承认腓特烈为西利西亚的统治者，萨克森则付一百万塔勒予普鲁士为战费赔偿；普鲁士则承诺支持玛利亚。德蕾莎的丈夫洛林公爵法兰西斯。史帝芬为帝国皇帝。腓特烈即位后初试啼声的西利西亚战争到此结束，普鲁士获得重要的土地─西利西亚；而奥国的王位继承战争则要到1748年的亚琛和约后才结束，玛利亚。德蕾莎成功地守护了奥国的统治和地位。
腓特烈对这一新获得的领地的重视，从他的管理方式就可以窥见。随着领地的扩大，国内事务势必更为繁复，但在原本的总理事务院下，应可按其它领地一样设置行政机关，以减低行政上的歧异。但腓特烈却将新获得的西利西亚委托给一独立的机构管辖，它不向总理事务院负责，而直接对普王负责。
普鲁士的行政机构在西利西亚战争尚持续时便已引进西利西亚，腓特烈废去原本奥国略嫌累赘、缺乏效率的机构，以战区军需部暂代。此一机构的功能主要是供应西利西亚驻军的粮食，同时负责该地税收事务、并与西利西亚贵族协商如何改变现存行政机构，将普鲁士的行政系统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