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船利炮粉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我们开始清醒，随之而来的，是长达百年的思想接力。在跌跌撞撞的探索进程中，总是有一些无畏的勇者，他们如最先走出“无知山谷”的人，以过人的勇气与魄力，挑战着保守者的阵营，他们沸腾的热血引发了迷惘之人的思考，变革由此开始。
一百多年串起民族思想的接力
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回首往事，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掐指一算，都在成百上千年以前。有无限久远的未来，就有无限遥远的过去。历史承载了过去，记录着现在，期盼着未来。纵看文明几千载，百年时光倏忽而已。一百年放在历史背景下很短，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时间却并不短暂。百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行将就木的老者，百年的时间也可以让一个国家由病夫般的落后走向强盛的复兴。
也许我们太醉心于遥远过去的辉煌，而不敢面对一个国家的落寞。也许我们太着眼于现在的荣盛，而不敢回忆一个民族曾经的昏沉。但是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因为那是鞭策我们灵魂不断前进的惨痛记忆。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中国人自信的时候，中国人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在屈辱的年代，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都清楚一点：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时候我们挨了打，但是我们没有消沉，而是开始了反思和重建。
特殊时局需要特殊的举措。中国人从鸦片的迷烟中醒过来，无论向西方的任何国家学习思想并引进中国，都是在复兴路上慢慢前行。从“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人的举措充满了强烈的强国富国之心。然而，甲午战争给了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当头一棒，我们几十年的努力和梦想随着北洋舰队沉没于黄海。技术没有让中国人挺立起来，民族的灾难却更加深重。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张列强瓜分中国的图片，无比形象地把当时中国的状况表达了出来：几只动物在中国地图上贪婪野蛮地横行。谁也没有心情去体味它的幽默，那是强盗们送给中国人的黑色世界，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已经受到了践踏。有人更加清醒了，他们叫“维新派”，可惜这些人的努力一样是图强路上的又一次沉痛记忆。
这是一个思维被洋教条框住的时代。突然从几千年“天朝上国”的无限荣光堕落到受尽欺辱的地步，半个世纪的时间太短了，短得让曾经充满自信的中华民族有些摸不着头脑，她像一个行动缓慢的巨人四处探寻出路，知道向别人学习，但始终没有成果。可是，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道路改变中国的状况，直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寒流夹带着莫斯科的革命气息吹到了中国。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会从嘉兴南湖上的那条船出发。一切远没有南湖的水面平静，民族的明天还要等待28年之久。这期间，还是中国特色和“洋教条”的艰难博弈。今天的“中国特色”不是生造的政治口号，回溯历史，它的身上承载了太多太多中国人的苦苦追求，或呐喊，或冲锋，或牺牲，才有了今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抉择。
如今，在国际经济界有公认的“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中国赫然在列。邻居印度的发展过程和我们有些类似。印度的崛起始于对原有种种发展观念的反思。印度独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奉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并长期实行尼赫鲁式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这些政策最终使得印度经济长期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实行贸易、工业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方向的改变使印度呈现出较好的经济前景。
当然，在时间和成果上，印度暂时不及中国。中国如今三十年的辉煌成绩同样来之不易，它起始于对历史上经济建设发生各种偏颇情况的一系列反思。伟大的变革在头脑风暴中酝酿。邓小平着手推动改革开放，他说过：“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回过头来看百年求索，不乏对巨变的感叹。当张之洞、康有为、陈独秀，各种“曾开风气人”在开风气之后不久便被后来者视为保守而“落伍”时，恰恰充分说明了近现代中国思想变迁之迅速，进步之明显。一百年，串起了一个民族几代人的思想接力，内忧外患是这场接力赛里的拐角。每一次新的尝试都面临着灾难的考验，失败留给我们的只是暂时的失望。一个民族的坚韧就在于从不停止思考，善于在改变中寻找出路。
硝烟和屈辱充斥的一个世纪，世界盯紧中国，当我们站起来后，世界还是无时无刻不关注着我们。中国怎么走下去，西方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了新中国现成的模仿对象。“大锅饭”是那个时代的焦点词汇，人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许从民族心理层面可以理解，经历了无数劫难的民族极其想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然而情感的力量在理性面前略显苍白。“大跃进”等经济建设领域的重大失误和“文革”的狂热心态，令中华民族复兴的探索走到了历史的关口。
在经历一切不尽理想的探索之后，当时的中国必然要进行冷静的思考。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革’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1978年10月到11月，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和政治学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到日本访问。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是否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这个问题把他们三个全难倒了，他们也不知道中央是否允许。最后，袁宝华只能含糊过去：“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天，他们回到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从此各级官员都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
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978年的中国，人们从高喊的口号里沉下心来关注自己的吃穿住行。胡耀邦说:“‘四人帮’带来的‘觉悟’，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由于这个而带来今后的大发展，这是‘四人帮’反面的功劳。”
现在时间已迈进公元2008年，总体而言，这是激动而奋进的一年。奥运会的举办，是一次历史性的契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如今借着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中国形象。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从每个人的脸上，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对国家的巨大信心。百年来取得的一切造就了中国历史性的巨变，如今我们已经摆脱了没落晚清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
相比两千年封建社会没有太大变化的思想求索，1840年的海面泛起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强烈的求变欲望，从此开始了风云激荡的岁月。列强的长枪短炮并不可怕，再大的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其实，最可怕的是一个民族在艰难的时刻放弃追求，它足以让这个民族灭亡。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前的民族自信被挤压到几近消失的境况，但也看到了民族思想在那时的大爆发，即便一路走来崎岖坎坷，但希望始终没有泯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当不少人还在封建思想的窠臼里迈不开步子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些人在悄悄发生变化了。历史注定要为开拓者们多留点笔墨，因为正是这群人，使得整个人类史充满韵律而让人激动，让节奏感代替了单一。
但是“解放”二字伴随着的肯定是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于习惯渐变的人们而言，思想解放的尺度，并不是随意掌控而无所限制的。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就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18位社员聚在一起签订了一份悲壮的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