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兰州解放前夕经历的白色恐怖
1949年春天，蒋介石“下野”后的代总统李宗仁，连下“12道金牌”加急电报雪片飞来，力促身在兰州、坐镇西北的张治中将军，委以和谈首席代表重任，率团前往北平，与中国共产党重开和议谈判。此时的国内政治局势，正如3月27日兰州《和平日报》刊出的一则通讯所说的那样：“春回大地，战逼长江。绵长的长江北岸，共军已集中了120万人，和欤？战欤？这里可以看出红色中国的风向。”4月中旬，国共和谈双方互有妥协，在北平达成和平协议。但由于躲在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幕后作梗，签字不成，和谈再次破裂。张将军眼见回天无力，遂发表声明，留驻北平不归。兰州的文艺界，都为之嘘唏惋惜不已！
张治中素有“民主将军”美誉，他为和平运动三访延安，属于国民党政治开明派。他一向热心文化事业。自1946年主管西北行营（后改行辕、军政长官公署）以来，即倡议组建“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委派进步人士王次青主持会务，做了许多有益于发展地方文化的工作。如积极筹办《和平日报》兰州版，先后吸纳了一批进步文化青年，参与编采工作，为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条件；也开设书店，出版刊物，给地处边陲、视听闭塞的兰州读者，打开一扇透露光明信息的窗口；隶属西北行营领导下的天山剧团，演员阵容强大，上演了不少进步话剧剧目。还组织新疆歌舞团，拥有如康巴尔汗等优秀的民族舞蹈家，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邀请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管夫人）演唱西北民歌、豫剧名旦常香玉演出豫剧，极大地活跃了兰州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凡此种种，在比较宽容的社会环境下，好不容易萌发起来的一派令人鼓舞的文化生机，随着张将军的离开兰州，也将难以为继了！再加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都说青海军阀马步芳正在加紧活动，图谋接掌张治中将军去职后的西北军政大权；如果让这个“活阎王”如愿以偿，那可真是大难临头了！
事实果真如此。1949年5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下了委任状5月25日，马步芳趾高气扬，坐上了“西北军政长官”宝座。这一灾难时刻，正好发生在兰州解放前的100天。
马步芳莅任伊始，首先拉拢诸如地方士绅水梓、土著军阀鲁大昌等人做顾问，为其捧场助威。当一阵“献旗”、“献礼”、歌功颂德的闹剧演过之后，马步芳宣布了他“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挽救危机，确保西北”的“十六字长官训令”，并委派亲信一原青海省政府驻兰办事处处长赵珑为警备司令，严加整肃“社会秩安”。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兰州上空。
赵珑其人，作为马步芳撒出的一只嗅觉灵敏的鹰犬，留守兰州多年，对张治中将军主政期间文化艺术界的活跃状况，了如指掌；为了急于向新长官邀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从摆在明处的兰州文艺界开刀。只要他认为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和报刊编辑，都被列为可疑对象。就在这年的六七月间，开始了大逮捕。噩耗不断传来，仅在《和平日报》一家，就有赖超（萧金）、李泊、高斗垣（郭榕）、武村连续被捕；社长王次青仓皇出逃，幸免于难。如果张治中将军还在兰州，特务在他直属的报社滥捕从业人员，那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和平日报》却首当其冲，成为马步芳血腥屠杀时的第一刀牺牲品。另外还有作家阎栋材、评论家杨仑等，皆先后在住所被特务强行带走，投人大沙沟秘密监狱。一时文艺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据传，特务审讯李泊时，就拿出他新出版的诗集《铁索桥》为证，强指其中一些讥抨时政、向往光明、同情劳苦大众的篇章字句，拷问你如非共党分子：何以有此赤化思想言论？
下面，以不分行形式，摘录李泊诗歌作品片段，供读者参阅评判一一“这是一条，坚牢可靠的铁索桥。我们不吝惜用肢体架桥，你们在险桥上，面不改色，敢于挺胸前进。等到你们的脚尖，已落在快乐而自由的土地上，那时候，你们尽量的、尽量的，让泪水滴成一条快乐的小河，从那条受过难的铁索桥下奔流，让那些受难者的尸骸，也分得一些快乐和自由。”（《铁索桥》
“他们让我填写国民身份证，我好愤怒，我好难过。他们怀疑我是人，把我看做牲畜或货品。要登记，要编号，为的是使唤起来方便。首先，要我填写的是名字。名字，生在耻辱的国度里，好像牲口身上的烙印。还有一栏是年龄，这个对他们是不关紧要的，反正够当壮丁的年龄就行。”（《国民身份证》
解放后证实，上列被捕者，除高斗垣确系中共党员外，其余如李泊等，都不过是单纯的热血青年而已；然而，他们却在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人”的血腥条律下，都未能熬过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统统被残忍地活埋和枪杀了！
我在当时，业余写一点小文章，主要搞版画艺术创作，被称为“青年木刻家”。我的第一幅木刻作品《路有冻死骨》，就是在1947年冬季的《和平日报》副刊上首发的。自此之后，又连续在兰州各报刊，发表了许多完全继承新兴木刻战斗传统的作品，因此结识了不少思想进步的文艺界朋友。与武村、阎栋材、杨仑都有交往。自他们接连被捕后，我一面感到无比悲哀，同时又很紧张。即使如此，我还是扛着一袋面粉，冒险去广武门武村家里，看望了他无工作收入的爱人叶翎羽和两个孩子。
那时，我工作在《民国晚报》（系国民党党报《甘肃民国日报》附办），办公地点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大院（现武都路省政协家属宿舍晚报编辑部开有小灶，大师傅烹饪手艺很好，所做当地风味小菜、面食，特别清爽可口；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即国民党省委书记，但权势有限）、西北长官公署新闻处上校专员张亚雄（报社特约编辑，西北民歌“花儿”研究专家也常来打牙祭，和我们同桌吃饭闲聊。我便以此为“避难所”，日间躲在报社不出来，特务尚不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闯进省党部抓人；夜里，我寄宿在以三青团为背景的黄家园青年合作社（书店为了安全，索性露宿在楼房顶上，如有风吹草动，以便溜之大吉。就这样度日如年，勉强挨到8月初旬。有一天，有个在市政府调统室做事的熟人，悄悄告诉我，他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对一份“保密名单”瞥了一眼，发现上面列有“雁翼”（我的笔名）的名字。旁边还用铅笔写了“黑马”二字，又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一听不禁毛骨悚然，脑门上立刻冒出一层冷汗。
只有我自己明白，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1949年初，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所部82军，在陇东“剿匪”失利，折将损兵，损失惨重。其248师师长马得胜，被人民武装击毙。骑兵14旅固关峡一战，全军覆没，旅长马成贤负伤，副旅长马富旺被俘……这些消息，都是由伤兵口头传出或窃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以及从报纸新闻夹缝中点滴透露。就在这一时期，我的一幅题名《万山丛中》的木刻作品，在西北文化建设协会编印的刊物《诗歌与木刻》上发表出来。
《万山丛中》画面的中心，突出地刻画了一匹背着空鞍、落荒奔逃的黑色战马。背景是丘陵起伏的黄土高原、活跃的游击武装和一具俯卧着的战死者尸体……当时报刊对文艺作品的取舍，自由度很大。像《万山丛中》这样的版画，人们不过把它视为一般的战地小景，不会去做过多的联想；而现在，“特务”们发红的眼睛，却盯上了这匹脱逃的“黑马”，如果与马家军在陇东的军事败绩“对号人座”，正好“对”个“正着”这真是“铁证如山”，连我自己也百口难辩了！
一把滴血的屠刀，已高悬在我的头顶。刹那间，我六神无主，完全懵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位报信给我的好心人说，“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到河西老家躲一躲吧！”
他见我久久沉默不语，就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元，塞到我的手里。他猜对了。此刻，在我身上，虽然还有一大把“金元券”、“银元券”；但已形同废纸，就是用以去“钓黄鱼”，司机也不会买账。没奈何，我只好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来客慷慨的馈赠，便连夜托人去打听联系开往河西的便车。
次日黎明，当我乘坐的敞篷“道奇”大卡车，在晨光熹微中，轰轰然开过黄河铁桥，拐弯驶上西去的大道，这时候，我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哦！一匹断缰脱逃的“黑马”，终于闯过险恶的“鬼门关”，又可以自由驰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