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对汉族知识分子所实行的怀柔政策是有前提的，这便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一旦汉族士大夫的言行被认定会危及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遭到残酷的镇压。这集中表现在康熙一朝的十几次文字狱上。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锐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1711-1713）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59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15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职衔全都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这时已经离世的方孝标，还被鞭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来被判为处斩，因他的文章学问闻名天下，康熙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0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00多人。
康熙朝的文字狱之风又沿袭到雍正、乾隆两朝，并且愈加苛刻残酷。文字狱使汉族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用说针砭时弊，就连着书修史，也生怕被罗织上莫须有的罪名，招来杀身之祸。他们除了走科举之路，便只能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去消磨时光了。“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常熟学者钱湘灵的这首对联，便是他们难以言状的压抑愤懑心情的写照。
除了动辄大兴文字狱，康熙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始终是严密防范的。他晚年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他还告诫他的子孙说：“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所说的居安思危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时刻提防汉族知识分子造反。为此，康熙命令心腹不断将江南各地的民情和官吏情况密报朝廷。曹雪芹的祖先所任的江宁织造就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康熙曾经在曹家的奏折上批道：把所听到的地方大小事情，像你父亲一样秘密奏报，是非我自有洞鉴。尚可喜是三藩中唯一始终忠于清廷的人。据说，他去世前要求儿孙为自己穿上清太宗所赐的朝衣，以示对清廷的忠诚至死不渝。康熙闻知，也深为感动。但事隔不久，朝廷派去祭奠尚可喜的官员，就秉承康熙的旨意，以瞻仰遗容为名开棺验尸，见尚可喜果然身着御赐四团龙马褂，才信以为真。康熙对早已降清、忠心耿耿的几朝老臣尚且如此，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备和警惕，便不足为奇了。
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而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截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变质作了肥料。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对于商业和手工业，康熙则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他禁止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反对官吏苛扣勒索商人。康熙将“不亏行户”定为整饬吏治的标准之一，严厉查处了违令的官吏。譬如，安徽全椒知县因克扣店铺五十九两七分白银，被流放到宁古塔，主张向商人重征房号银的恭顺侯吴维华被送刑部治罪；苛刻富商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也受到康熙严厉的训斥。深受关卡林立、苛捐杂税之苦的商人减轻了负担，商业开始复苏和发展起来。
台湾回归后，鉴于国内局势已经稳定，康熙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政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止了禁海令。当时，一部分官员反对开禁，康熙一针见血地说：“以前尽管实行海禁，私自出海的也从未停止过。主张海外贸易不能实行的，无非是总督、巡抚自己想捞油水罢了。”海禁废除后，清政府在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开设四处海关，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对外国商船实行了减免商税的鼓励政策。中国与南洋、西欧及日本的贸易都有了发展；康熙还允许民间造船出海贸易。苏州的官营船厂，年产货船上千艘。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五十年（1689-1711）的23年间，中国开往日本的船只就有1791艘。开放海禁30余年来，南洋的药材、香料、棉花，西欧的呢绒、自鸣钟、玻璃、仪器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茶叶、生丝、绸缎、陶瓷也大量输入世界各地。当时中国对西欧的贸易一直出超，以1708年至1712年的贸易情况为例，进口的英国商品价值不到5000英镑，而出口商品额达5万英镑以上。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清政府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关税收入，促进了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发展，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又重新繁荣起来。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涌现出来。南京、佛山、厦门、汉口、无锡、镇江都是当时十分繁荣的城市，广州甚至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
对于海外贸易，康熙同样担心海外的吕宋等地常居留汉人，成了海盗的巢穴，威胁清王朝的安全。因此，当康熙五十五年（1716）江苏巡抚张伯行等人接连上书请求禁海后，康熙又重新下达了禁海令，一概禁止商船前往南洋等地，只允许去东洋贸易。禁海令使沿海地区的贸易锐减，民生日蹙，手工业者的技艺无法充分发挥，行商者只好闲守家中。花费了巨资建造的商船，只能任其闲置岸边直至腐烂。更严重的是，康熙的禁海政策还长期被他的后世奉为国策，继续闭关锁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中国日益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康熙曾经一度开启了古老帝国的大门，但最终又将大门关闭起来，他的功过是很明显的。
康熙自8岁即位到69岁因病去世，在位长达61年之久。晚年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的确，康熙勤勉为政数十年如一日，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非常突出的。平时，他有奏必签，即使深夜接到急报，也要披衣起身回奏。有时，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便用左手执笔批示，决不请别人代笔。外出狩猎时，他不顾一天的疲劳，晚上叫臣下借着烛火诵读奏章，再一一批签，常常批到深夜。因此，康熙曾经自豪地说：“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皆出朕手，无代书之人。”
有感于明代奢侈败国的历史教训，康熙很注意节俭。南巡路过南京，他曾做《过金陵论》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康熙时宫廷的费用与明代相比大大减少了。明代光禄寺每年用银100万，康熙时只用10万；明代工部每年用银200万，而康熙时只用二三十万；明代的宫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临清砖；而康熙时除特殊需要，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据康熙自己说，他的所有行宫都不进行特别装饰，每处花费不过一两万金，只占每年治河费用的1％。康熙还说，明代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这话显然相当夸张，但也能说明康熙反对奢侈、提倡节省的效果是很显着的。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提出的名言。他为政讲求实效，一贯反对浮夸虚饰。因此，他多次拒绝了臣下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平定三藩之后，朝臣请上尊号，康熙拒绝说：乱贼虽已削平，疮痍尚未全复。如果政事不能修举，上尊号又有什么益处？朕断不能接受这样的虚名。讨平噶尔丹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请上尊号的活动。这已是第五次为康熙请上尊号了。康熙仍然坚决拒绝，他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的生日等机会，臣下又多次请上尊号，直到去世康熙也没有答应这些请求。他还一再拒收朝臣进献的生日贺礼，不准为他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他50岁生日时，朝廷官员献上了鞍马、缎匹和“庆祝万寿无疆屏”等生日贺礼，他婉言谢绝道：“我的诞辰，你们这样进献，各督府也一定会仿效，所以我决不能接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拒绝了群臣为他第二年举行“万寿七旬”贺礼的请求。康熙能够在取得内治外交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后保持清醒的头脑，拒绝臣属的颂扬，使浮夸虚饰之风找不到落脚之地。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康熙从政数十年来殚心竭力，使天下粗安、四海承平，守成之中兼有创业，不愧是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当然，他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对他的局限，晚年更渐趋保守。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这位一代英主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