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译介的日本作家个人作品专集（含长篇小说）八十二种，诸家综合集二十八种，文艺理论31种；新中国成立后到1959年的十年间，又译出各类单行本五十五种。新中国成立前译出的印度文学作品单行本二十三种，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是五十八种。最后还归纳统计出了从五四到1949年，从1949年到当时（1959年）两个历史阶段译介的亚非各国文学作品单行本的分布及总量二百八十五种。作者还在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对翻译的多寡及其原因、对今后的译介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分析和提示。从文末附记中可知，协助撰写该文的还有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其他专家，如金克木、韦旭升、卞立强、梁立基等十余人，可以说，该文的写作在调动各语种专家对东方文学译介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方面，是有推动作用的；并且，总体上看，这篇文章在东方文学译介中也具有清理家底、继往开来的意义。
二、范存忠、戈宝权等人的中西文学关系史研究
在中西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沉潜期的研究承续1920—40年代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推进。
在中英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范存忠曾在1940年写过一篇题为《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青年中国》季刊2卷2期），到了1950年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推进。他在1957年发表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文，是该时期出现的为数寥寥的高水平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从整个比较文学学术史的角度看，也是难得的富有学术生命力和创新性的论文。
该文有两万多字，分为九个部分，以翔实的史料、细致地介绍分析了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翻译、传播、改变和影响等方面的情况。包括法国人如何最早翻译《赵氏孤儿》，在法国文艺界引起了哪些反响和评论，法国人如何用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的原则来批评该剧本，该剧本如何由法国传入英国，而英国人为什么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以“三一律”的原则来指责《赵氏孤儿》，英国人李却德·赫尔德如何拿古希腊悲剧与《赵氏孤儿》做比较，《赵氏孤儿》的第一个改编本、英国剧作家赫谦特的《中国孤儿》有何特色，此后谋尔飞的另一个改编本与法国服尔太的《中国孤儿》有何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范存忠从当时流行的社会学、反映论的立场，指出了《赵氏孤儿》的英文改编本对英国社会现实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赫谦特的《中国孤儿》是17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产物，揭露了瓦尔帕尔专政时代的政治现实，而谋尔飞的《中国孤儿》则结合了当时英国的内外局势，宣扬了爱祖国、爱自由的思想。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范存忠在该文中贯彻了自觉而又鲜明的比较文学观念和意识。通常，从一般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在艺术上不成熟的作品便没有多大价值，可以忽略不论，然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则大有不同。对此，范存忠写道：
我们谈这一个文学关系，很容易低估它的价值。翻译也好，介绍也好，批评也好，改编也好，搬上舞台也好，不但都有缺陷，而且有很多、很大缺陷。翻译不完整，介绍不全面，批评不深入，改编本子跟原剧差别很大，仅仅保留了一个轮廓；至于舞台表演，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在许多地方好像一个讽刺。这些是很明显的，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材料。可是，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谈，这许多工作——翻译、介绍、批评、改编、上演——都有其意义，因此也都有一定价值。
这实际上指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所特有的文学价值观，即着眼于跨文化交流，着眼于文学的文化价值。可以看出，范存忠是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观念来研究《赵氏孤儿》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的。1950—70年代许多研究中外文学交流的文章普遍缺乏比较文学学科意识，范存忠的这篇文章则很不同，它在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意义，也就显得特别突出。与此相联系，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范存忠的这篇文章也颇为自觉、颇得要领。他把实证的、传播的研究，与基于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的影响研究密切结合起来了。
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谈文学关系，必谈影响；可是谈影响，往往易于笼统，难于明确，难于具体”，指出了“影响”研究的不可实证性，同时，他又在传播史实的基础上对作品本身作了细致的影响分析。1950—70年代的有关中外文学关系的文章，单纯描述事实的多，而在史实的基础上谈“影响”则很不够，范存忠的文章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了。
在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中，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的研究较受重视，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和欧洲最重要的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了欧洲古典文艺的最高艺术水准，更是因为莎士比亚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赏和推崇的作家。关于莎士比亚在中国译介和传播问题研究的代表性的成果是曹未风、赵铭彝的文章。
曹未风（1911—1963）1954年发表的《莎士比亚在中国——纪念莎士比亚诞生三百九十周年》（《文艺月报》1954年第6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文章共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周扬关于莎士比亚的论述，来证明译介莎士比亚的意义和价值。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评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莎士比亚的翻译介绍情况。
他指出，最早译介莎士比亚的是林琴南，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翻译莎士比亚的是田汉，1920—40年代，陆续有译本出现，其中有梁实秋翻译的莎剧八种，杨晦翻译的《雅典人台满》，曹禺翻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曹未风自己翻译的十一种剧本，朱生豪翻译的三十一种半，还有解放后的屠岸、方平的翻译。其中对朱生豪和曹禺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文末还附了一个“莎士比亚作品译本表”，列出的译本共七十余种。该文在不长的篇幅中，第一次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了系统而清楚的梳理，以翻译家为中心展开论述，为中国的翻译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在比较文学的翻译文学研究中，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同时，该文也带有强烈刺眼的时代局限，除去说了较多的时代与政治的流行套话之外，在对人物的评价方面，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如，在谈到梁实秋的莎士比亚翻译的时候，说梁的翻译——
是令人失望的。第一，他只是按文字把故事传述了过来，根本没有体会原著的优越的艺术成就……第二，他的工作态度是轻率的，粗糙的，不负责任的。这个结果，自然是与他这个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分不开的。鲁迅先生老早就指出来过。他最后终于在解放后逃到台湾去投降反动派，背叛了祖国，也不是偶然的。
诚然，梁实秋的莎士比亚翻译是有缺点，但他的翻译无疑是严肃的、高水平的、有特色的翻译，这是文学翻译史上的事实，但该文却因梁实秋的政治倾向而对梁的莎士比亚翻译做了全盘的否定。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政治第一”的标准对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赵铭彝《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上》（《上海戏剧学院学报》1957年第6期）介绍了到1957年为止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翻译改编和演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此时期，特别在1950年代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相关文章中，中苏（俄）文学关系的文章数量最多，约占相关论文的三分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有的只是就事论事的随笔评论性短文，有的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宣传性文章，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例如，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曹靖华（1877—1987）发表的有关中苏文学关系的一系列文章，大都属于这种性质。
如《谈苏联文学》（1951年）、《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友高尔基》（1951年）、《苏联文学帮助我们塑造新品质》（1952年）、《苏联文学在中国》（1952年）、《苏联文学——我们的鼓舞者，感谢你！》（1957年）等，虽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苏文学关系，但大都属于应时应景的文章。其中，有对前苏联文学的热烈赞美和极高评价，认为前苏联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内容，最有成就，最先进，最民主，最革命的文学”，并提出“学习革命的苏联文学，反对堕落的美国文学”；也有对前苏联文学影响中国文学、作用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的强调。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苏联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巨大的作用，也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今天读这类文章，是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认识价值的。
此时期对中俄、中苏文学关系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戈宝权（1913—2000）。新中国成立前，他曾作为记者赴前苏联，新中国成立后曾做过驻苏外交官，从1957年起任职中国科学院专门研究前苏联文学。他的中俄（苏）文学关系研究开始于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并做出突出成绩的著名学者。他的主要文章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译文》1956年第4期），《高尔基与中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普希金和中国》（《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世界文学》1960年第11期），《绥拉摩维支和中国》（《世界文学》1960年第1期），《契诃夫和中国》（《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冈察洛夫在中国》（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高尔基的早期中译及其他》（《世界文学》1963年第4期）等。这些均以“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为主题，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系统而有重点地、以点代面地清理了20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轨迹。
戈宝权作为一个有突出成绩的俄苏文学翻译家，非常熟悉俄罗斯作家作品，许多珍贵的材料是他在翻译某作家作品时发现的。例如，在《普希金与中国》一文中，他通过翻译普希金的作品，通过研究普希金的手稿和私人藏书，发现了不少普希金与中国有关的史料与线索。他指出：“普希金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中国是有着很大的兴趣的：他阅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写过有关中国的诗歌，甚至还有过访问中国的念头……普希金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后，对于中苏两国的普希金研究者，始终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和有趣的研究课题。”
在《冈察洛夫和中国》一文中，戈宝权细致地梳理、考证了冈察洛夫在1853年访问中国香港和上海的情况，详细地分析了冈察洛夫回国后写的游记《三桅巡洋舰帕拉达号》一书，指出这部游记给中国人民以很高的评价，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给予深厚的同情，对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表示了憎恶与谴责；冈察洛夫这部书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作为第一位写到太平军起义的俄国旅行家，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契诃夫和中国》一文中，戈宝权介绍了契诃夫1890年到库页岛调查流刑犯和苦役犯时途经我国的黑龙江瑷珲城的情况，指出契诃夫是一位对中国人民怀有很大兴趣和好感的俄国作家。他还考证了中国翻译的最早的契诃夫作品是1907年吴梼根据日文译本翻译的《黑衣教士》，并介绍了五四以后中国对契诃夫译介的大体情形。戈宝权在中俄（苏）文学关系研究中，充分地发挥了他早年做新闻记者时所形成的严格调查、以事实说话的文风和学风，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当时学术界流行的政治与时代的套话，运用实证、考证的历史文献学方法，不发空言，不讲大话，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正轨，在比较文学传播研究上足以垂范后学。
在中苏文学关系方面，还有一些文章值得一提。其中，戏剧专家葛一虹（1913—）的《俄罗斯、苏联戏剧在中国传播三十年（1919—1949）》（《戏剧论丛》4辑，1957年），从文献史料的角度，对1919—1949年三十年间前苏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做了梳理和总结。他指出五四前后我国第一个介绍前苏联戏剧的是宋春舫，第一个把俄罗斯剧本切实译成中文的是瞿秋白，第一次成规模地编译俄苏戏剧的是耿济之、郑振铎等在1921年推出的包含六个作家十个剧本的《俄国戏曲集》。30年代翻译俄苏剧本的还有郑振铎、鲁迅、曹靖华、李霁野、乔懋中、王道源、柔石等，并有许多俄苏戏剧被搬上了中国舞台。该文详细介绍了上海等地的演出情况，指出前苏联戏剧理论家梅叶荷德，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中国的影响。
对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国统区译介与演出前苏联戏剧的萧条状况和共产党根据地的热心译介与演出，也做了交代和分析。叶水夫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在中国》（《世界文学》1959年第9期）一文，以丰富的史料，介绍了前苏联和东欧、亚洲等一些“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前苏联、朝鲜、蒙古、越南、阿尔巴尼亚、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文学在中国译介传播的情况。据他披露，到1958年底为止，我国的俄苏文学译本已达三千五百多种，印数达八万两千多万册，占我国外国文学译介总量的65.8%，总印数的74.4%；译自其他“东西方兄弟国家”的作品六百多种，印数一千多万册。
冯至（1905—1993）等三人合写的《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国家文学的翻译介绍》一文，与上述叶水夫的文章在选题上相当。该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学术领域中的特有现象，因而具有特定的代表性。该文文末附注云：“去年（指1958年）八月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的科学研究大跃进运动中，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二年级一部分同学组织了一个‘翻译史小组’，编写外国文学翻译史，并已完成初稿。这篇论文是在初稿中‘五四运动时期’一章的基础上写成的。”
冯至是著名的德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由他带领学生搞科研，当然是合适的、应该的。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梳理了五四时期我国对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些史实。但正如“附注”所显示的，这篇文章是“大跃进”运动的产物，自然带有强烈的时代与政治的烙印。当时，官方提倡名教授与大学生一起写文章，其目的恐怕主要不是要教授以此方法带出学生以实现“大跃进”，而是要证明只要世界观正确，大学生照样可以和名教授一样做研究，学术权威的“权威”性自然就被打上了问号。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特征也正在于以官方意识形态解释五四时期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