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叛者”（Traduttore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在这里，钱钟书首先触及了文学翻译理论中所谓的“不可译性”或“抗译性”问题。既然翻译总是免不了“讹”，免不了要对原作“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那就不必“生硬牵强”地拘泥原文，只要把原文的“风味”保存着就行。“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可见，钱钟书的关于“化境”的论述，与傅雷的观点很接近，但表述方式不同。钱钟书借鉴的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境”字。“境”，在传统画论和文论中又称为“境界”、“意境”，从唐代以后即被频繁使用，到晚清的王国维集其大成。但用“化境”这个词来表示翻译文学的理论境界，却是钱钟书的首创。从钱钟书的表述上看，他的“化境”和上述的“神似”基本上是同义词，本质上指的是翻译中立足于本土语言文化对原文的创造性转化。“化”的意义就是“转化”。而且，同茅盾、傅雷等人一样，钱钟书也把“化境”视为翻译文学的一种“理想”，甚至认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还谈到了译本与原作的关系问题。他就从许慎的“诱”字的解释出发，认为译文对原文有反作用的，好的译文诱导人们学外文，读原作，另一方面，坏的译文也会损害原作。他写道：
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产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在这里，钱钟书正确地指出了译本对原作的反作用，从而说明了译本的重要。但显然，他对翻译文学的独立价值的认识是不到位的。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固然谦逊地尊重原作、努力地再现原作。然而再现一旦成功完成，译作一旦从原作脱胎而出，它就是独立的艺术品，不是原作的替代品。原作和译作是两种不同的文本形态。如果说原作的文本形态是一种“原本形态”，那么译作的文本就是一种“诠释形态”。“诠释”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再现和阐发。原作与译作的这种关系，如果也需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好比“母”与“子”的关系。“子”由“母”而来，但“子”绝不是“母”的附属品和替代品甚至赝品。从艺术角度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子”的译作完全有可能超越它的母本。这种情况在中外翻译文学史上都不难找到。说起林译哈葛德的小说，钱钟书在同一篇文章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哈葛德的原文很笨重，对话更呆蠢板滞，尤其是冒险小说里的对话，把古代英语和近代语言杂拌一起。
“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这就说明了译文绝不是原文的简单的替代品。这与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好译本的作用就是消灭自己”云云就成了自相矛盾。好的译文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品。它不会自己消灭自己，也难以被时光和读者消灭。到了80年代后，我国文学翻译界和译学理论对这个问题才算有了全面辩证的认识。
总体来看，傅雷和钱钟书提出的“神似”论和“化境”论，是中国翻译文学艺术追求的集中体现，它借鉴了传统译论，汲取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营养，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概念来阐述文学翻译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这首先表现在，这是中国的翻译家们从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和转换中总结出来的。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和作为拼音文字的西语之间的传译，与各种西语之间的传译，自有不同的规律。中国翻译家和理论家们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理想的翻译文学不能满足于字句上的对译和转换，满足于字句的“忠实”，理想的翻译文学必须是在“形似”基础上的“神似”，是在原文基础上立足于本土语言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
其次，“神似”、“化境”的中国特色在于，它和“信达雅”一样，是地道的中国式的概念表述方式。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理论上、学理上科学透彻地阐明所谓“神似”是怎样的“似”、所谓“化境”是什么样的“境”。这的确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种概念表述方式属于那种“一听就明白，一想就糊涂”的类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暧昧性，而没有明确的规定性，而明确的规定性只可作翻译的可操作的标准，不可作翻译的理想境界，更不可作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但正因为如此，“神似”、“化境”也具有规定性所不能包容的“境界”性，更能道出中国翻译文学的审美理想，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艺无止境”之“境”。由于“神似”、“化境”无法量化，没有终极，所以它更适合于作译文的鉴赏和评价用语，而不宜做文学翻译实践上的原则标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信达雅”就足够了。
“神似论”和“化境论”是1950—6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及翻译文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标志着中国翻译文学在理论上的独创，对1980年代后翻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刘靖之在《重神似不重形似》（载刘靖之编《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认为：“自严复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经过了几个成长期，从‘信、达、雅’开始，经过‘字译’和‘句译’，直译、硬译、死译和意译，然后抵达‘神似’和‘化境’……是一脉相承的。”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也认为，从古代的“案本”，到近代的求“信”，再到“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
（第四节）台湾、香港地区比较文学的率先兴起
一、台港两地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由于台湾和香港地区实行的是与祖国大陆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外交流较为方便，学术上相对也容易接受外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台港地区比较文学能够在60年代后期率先崛起，也是自然和必然的。同时，台港两地在50年代后交流更趋频繁，两地学者来往方便，不少学者在两地辗转任教和研究。因此，两地的比较文学也互相影响、互为依存，可视为学术研究上的一个整体区域，故在此合为一谈。
据朱立民《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和温儒敏、卢康华《台港的比较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等文章介绍，受西方一些大学的影响，1966年，台湾淡江文理学院英语系决定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次年，该课程的开设得以落实。1969年，美籍华人叶维廉博士应邀担任台湾大学1970年至1971年的比较文学客座副教授，美裔学者约翰·迪尼（中文名李达三）则在台湾师范大学从事比较文学研究。1970年，台湾大学正式开设比较文学博士班，翌年招收学生。这个博士班对学员录取的要求较为严格，申请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或语言学的硕士学位。
这个博士班的开设，标志着台湾地区已能够培养比较文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意味着比较文学在台湾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已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对台港地区的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乃至对祖国大陆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都有深远影响。同年，淡江文理学院的《淡江文学评论》（英文版）创刊，创刊后一直侧重于刊登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章。1971年，淡江文理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对东西方文学关系进行比较探讨。1973年，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选举胡耀恒、叶庆炳、颜元叔、余光中、李达三、侯健、袁鹤翔等为理事，胡耀恒、叶庆炳为正副理事长，陈祖文、林文月、姚一苇为监事。决定以台湾大学已有的刊物《中外文学》（1972年创刊）为会刊。《中外文学》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文学研究与评论方面的综合性刊物，成为比较文学会刊后，设有比较文学专栏，刊登比较文学的优秀论文，发布学会的有关学术信息。台湾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是台湾比较文学全面发展振兴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香港地区的比较文学与台湾地区的比较文学有着密切关联。香港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多来自台湾或欧美，一些国外和我国台湾的比较文学学者，如叶维廉、袁鹤翔、余光中、李欧梵等都应邀在香港研究或讲学，有些原在台湾任过教的学者，如李达三等，后来长期在香港任教，因而两地的比较文学界联系特别密切。香港的两所名牌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比较文学研究的两个重镇。香港大学早在1964年就设立了比较文学课程，但那时的比较文学教学内容是欧美文学及其比较，自1974年起，开始重视中西文学比较。香港中文大学于1974年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建立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该中心创刊中译英杂志《译丛》，并出版《中西比较文学论集》（郑树森、周英雄、袁鹤翔合编，英文版，次年出版中文版）。同年，香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并展开相关的学术活动，举办比较文学学术会议。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设立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班。这些也都标志着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发展和振兴的历史时期。
二、台港比较文学的研究及其特色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台湾和香港的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文学的平行比较很兴盛。台港两地的比较文学学者中的许多人在英美等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文化较为熟悉，与英美学术界交往较多，所受的影响也很大。因而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就形成了跨文化研究的一些优势和特色。换言之，台湾和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选题范围集中于中国与英美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这是由研究者的教育背景和研究环境所决定的。在台港两地，他们对中西（英美）文学比较有着强烈的理论自觉，提出了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原理。
如著名诗人、学者余光中（1928）于1968年11月在亚洲广播公会上做了题为《中西文学比较》的讲座，对中西文学的差异和特征做了扼要的概括。他认为，“造成中西文学差异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内在的属于思想，属于文化背景；外在的属于语言文字”；西方宗教对文学影响甚大，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宗教“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西方文学中的冲突是人神冲突，中国文学中的冲突是人伦冲突。他说：“我的初步结论是：由于对于超自然世界的观念互异，中国文学似乎敏于观察，富于感情，但在驰骋想象、运用思想方面，似乎不及西方文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长于短篇的抒情诗和小品文，但除了少数的例子外，并未产生若何宏大的史诗或叙事诗，文学批评则散漫而无系统，戏剧的创造比西方迟了几乎两千年。”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文学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富于弹性和持久的文字”；而西方的文法固然缜密，但过分繁琐。中国文法的弹性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易于押韵对仗，富于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