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王向远（1962—）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丛书之一出版。这是一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综合性比较研究的著作，其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全书分四章，每章七节，每节都是一篇相对独立的论文，并在该书出版前公开发表过，所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但由于将28篇论文纳入了一个严整的体系之中，使全书保持了理论体系的统一性。该书作者在“绪论”中写道：
作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论，本博士论文在写作上有以下几个考虑。第一，它不是一部中日现代比较文学史著作，因此并不准备面面俱到地谈及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的所有问题，但又不放过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全书分为“思潮比较论”、“流派作家比较论”、“文体比较论”、“创作比较论”四章，大体涵盖了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基本课题和主要方面。第二，它不以史的线索谋篇布局，而是着意追求内在的理论体系。全书四章二十八节，由外及内，从宏观到微观，纵横交织，相互关联，分别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论述。第三，它不是综述或归纳现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和心得。
在前人研究的较多、较充分的一些领域，力求独辟蹊径，务实而又求新；对前人有所论及，但未能深入的课题，要在材料和观点上有所发掘、有所深化；在前人较少研究，或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要尽力开拓。总之，要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上，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清理中日现代文学的表层与潜在的联系。以重原典材料和科学实证的“影响—接受”研究（关系研究）为基础，把影响—接受研究与平行研究（比较阐发）结合起来，努力在比较中揭示出非比较研究所不能发现的文学特质和文学发展规律，从而为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张莉在《多向的思维，新颖的理论——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中评价道：“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立足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透析中日文学，以一种世界性、整体性的眼光来考察中日两国的文学现象”，“提出并解答了中国现代文学及中日比较关系视频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深化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思潮’、‘流派’、‘文论’、‘创作’四个部分，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全部触点。作者摆脱了繁冗，挤掉了水分，直奔主题，将自己对问题的思考、推理、逻辑思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翔实的资料占有，令人信服的考证，创新的理论体系，使《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亮点”。
张福贵（1955—）和靳丛林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虽云“比较研究”，实际上是一部中日文学交流史、关系史性质的著作。本书按历史线索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40—1918年，作者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经过黄遵宪、梁启超和鲁迅三个阶梯，基本完成了由传统文学交流向近代文学交流的过渡；第二个阶段为1919—1927年，作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在日本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却使中国近代文学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更有利于交流的层面；第三个阶段为1928—1936年，是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甚密的时期，是两国文学交流最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后的共振期；第四个阶段为1937—1949年，战争阻断了中日文学的交流，但尚有涓涓细流使两国文学关系不至完全中断。全书根据这样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分为四编。每编分若干章节，较为系统地评述了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的交流历史。由于篇幅有限，本书对这种关系的梳理大多是粗略的，还有不少问题点没有涉及。例如在第四编中对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学关系，叙述太过简略。总之，作为第一部试图系统评述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史的著作，在理论与材料、观点与方法上，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中日现代文学某一专题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两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期，日本先后对中国台湾、东北和整个中国大陆实施入侵与占领，不仅给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在两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各自的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相关的文学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清理、总结和比较研究，其意义超出了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两部书必须提到。一部是东北师范大学吕元明（1925—）的《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一部是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所谓“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指的是日本侵华期间流亡到中国的日本作家，如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长谷川照子等。另一种是在中国当了俘虏的日本士兵，他们在中国方面的感化教育下逐渐醒悟，写下了以反战为主题的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吕元明先生独具慧眼，收集和挖掘了那些几乎“被遗忘”的日本在华反战文学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和有关作品，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分析，指出他们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
这是一种独特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不仅揭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文学关系的特殊现象，而且使文学研究跨越了历史学、战争学等学科领域，也丰富了日本文学史本身的研究。此前，吕元明教授还与日本学者山田敬三主编了多位中日学者撰写的专题论文集《中日战争与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书，并以中文和日文两种版本在中日两国发行。（中文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他的论文集《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的多篇文章，也涉及中日比较文学中的许多问题。
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集中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从学科领域上说，本书既是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研究。该书把侵华战争时期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派往中国前线采访、为侵华战争鼓吹呐喊的作家——即日本宣传媒体当年所谓的“笔部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他们炮制的所谓“战争文学”——即侵华文学，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了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必要的揭露批判，在选题上独辟蹊径，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战后的日本一直缺乏全面客观地研究日本战争文学——侵华文学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此，日本学者千叶宣一1990年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做了生动而扼要的说明。他指出：
……从1935年到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文学家创造的都是这种战争文学。这些人在战后为了摆脱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告发，都拼命地销毁自己的作品，到旧书店里将所有自己的书尽量都买来烧掉，同时也烧毁自己所保存的作品。在战争中对形成日本国民舆论起过重要作用的《朝日新闻》等大报纸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改造》、《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的编辑，为了免于被谴责配合了侵略战争，也尽量销毁有关文献，结果导致了非常遗憾的事，即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战争文学研究的学者找不到作为凭据的资料。如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火野苇平的《麦和军队》、《土和军队》、《花和军队》，这被称为三部曲，其实是四部曲，还包括一部《香烟与军队》。这些作家，还有丹羽文雄、尾崎寺郎、石川淳、阿部知二、伊藤整、高见顺等，日本知识分子想读到这些人作品的原文是很不容易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其局限性。《“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尽可能收集和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战争时期的日文资料，尽管从文献学角度看仍嫌不够全面和不够充分，但毕竟达到了能够用材料说明问题的程度。全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目做了较完整的揭示，并做了分析和批判。内容涉及：日本文坛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形成之间的关系，“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与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日本殖民作家的所谓“满洲文学”，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笔部队”的组成和活动，有关侵华文学的典型作家作品、典型文学样式的剖析，对40年代初日本召集的三次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历史资料的展示与分析，对日本在侵华时期到底有没有“反战文学”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对日本战后文坛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分析，等等。这部书将中国人特有的立场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将文学研究与侵华战争史研究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实，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在中日现代戏剧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袁国兴教授和黄爱华教授值得注意。
袁国兴（1953—）的博士论文《中国话剧的孕育和生成》先后分别于1993年和2000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本。该博士论文共分七章，对早期话剧的逐步孕育到脱胎而出，对它与西方戏剧、日本戏剧的复杂关系，都做了缜密翔实的论述和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的描述，也有断面的横向的剖析。论文分析了西方戏剧信息对中国近代剧坛的初步冲击，论述了日本剧坛在中西戏剧中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分析了根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不如归》作为“家庭戏”何以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指出了在日本和西方戏剧的启发下，中国早期话剧在编剧、表演艺术、舞台艺术诸方面发生的观念变化和艺术转型。在袁国兴之前，关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袁国兴的研究筚路蓝缕，具有拓荒的性质。
迄今为止，人们关于早期话剧及其与日本戏剧关联的全面系统的知识，主要是由袁国兴博士提供的。继袁国兴之后，另一位专攻现代戏剧的博士、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爱华（1962—）女士，将这个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于1993年通过答辩。在此之前，她曾将博士论文的有关章节，作为单篇论文予以发表。到2001年，博士论文全文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作者自述全书的宗旨是“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特别是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入手，追寻中国早期话剧接受日本特别是新派剧、新剧影响的历史足迹，明确它们之间的‘事实联系’，努力解答中国早期话剧人在日本国土上做了什么，接受过哪些影响，怎样接受，以及接受的效果如何等等，也对中国戏剧现代化初期借鉴西方戏剧的曲折历程做了明晰的剖析探讨，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戏剧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全书以中国早期话剧的四个重要的社团——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光黄新剧社——为重心，对它们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做了梳理，特别是对春柳社、开明社与光黄新剧同志社以“中华木铎新剧”的名义在日本的几次公演活动及其当时中日两国的相关报道，做了细致的资料梳理、考证辨析和索隐钩沉。作者确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早期话剧最初不是由西方输入，而是与日本新派剧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的“文明新戏”来源于日本的新派剧，同时也接受了日本新剧的影响，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同时综合性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的话剧。作者还指出，一方面日本近代戏剧在中西戏剧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日本新派剧、还是日本新剧，都不等于西方式的话剧，从而在中国早期话剧的日本影响中，留下了鲜明的日本戏剧文化的烙印。全书体现出了作者扎实、细密的研究风格。可以说，黄爱华的这本著作和上述的袁国兴的著作的问世，使得中国早期话剧及其与外来戏剧的关系这个学术研究的“撂荒地”不再荒芜，而成为播种与收获的沃土。
此外，老一辈学者贾植芳关于中国留日学生的论述和研究，夏晓虹对梁启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研究，黄侯兴关于郭沫若与日本文化的研究，钱理群关于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研究，王中忱关于中日现代文学某些个案问题的比较研究，陈生保对森鸥外的汉诗的研究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夏晓虹（1953—）在《觉世与醒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关于梁启超的文学活动与日本之关联的研究，在观点与材料上一直拥有权威性。王中忱在90年代后发表的多篇文章，在选题视角的新颖、研究课题的更新上，都做了可贵的努力。如，他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对日本近代作家二叶亭四迷对中国的殖民主义冲动的分析，对殖民空间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分析，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及其作用与影响的分析，都是有启发性的。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中忱的《越界与想像——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收文章十四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实绩。
总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较之中俄、中法、中英、中德、中美文学比较研究，是研究实力最强、成果最多的领域。这与上千年来中日两国在文化与文学上密切关联的历史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研究在中国的繁荣兴盛的大环境有关。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了，对一些重大基本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了。当然，这种研究远没有终结，仍然有许多研究领域有待于开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再研究与再认识，在研究者面前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第三节）中朝·中韩比较文学
朝鲜、韩国是我国的邻邦，属于中华文化圈的范围，与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的历史。两千年中，中国文学持续不断地输入并影响到朝鲜文学，对朝鲜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作用。也为今天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无数的研究课题。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国的中朝文学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