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话剧史上那些有着唯美倾向的剧作，在表现官能的、肉体的爱的方面，在渲染某种异常的情调方面，在显示美的诱惑力和神秘性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莎乐美》的影响。作者接着进一步解答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为什么对王尔德这样一个在其故国遭到唾弃乃至囚禁的作家表现出那样大的兴趣，王尔德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如何。作者认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试图以为艺术而艺术来对抗社会现实，其中也包含了对功利主义的否定与批判，这与中国作家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高台教化”的封建功利主义文艺观是一致的；《莎乐美》表现的那种以生命求其所爱、殉其所爱的精神，在血与死的逼迫中求得爱的满足的极端表现，更容易得到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五四青年的共鸣。
但是作者同时也指出，中国作家借鉴王尔德，更多地表现为借鉴和移植某项艺术手法、口号和主张，而创作出的作品却与王尔德有质的不同，例如田汉的《苏州夜话》、王统照的《死后之胜利》，“几近是用王尔德的外壳包裹易卜生的内核了”，因而我们很难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找到真正超脱人生、游离人生、专注于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作品。这些观点和结论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中英作家的比较研究中，有两部专著也值得一提，那就是高旭东（1960—）的《鲁迅与英国文学》和毛信德教授的《郁达夫与劳伦斯比较研究》。《鲁迅与英国文学》作为《鲁迅研究书系》之一种，199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前有关章节曾在期刊上发表过。该书分为《鲁迅与拜伦》、《鲁迅与雪莱》、《鲁迅与莎士比亚、萧伯纳及其他》、《鲁迅的“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四章。其中，《鲁迅与拜伦》一章占了全书的近一半的篇幅。作者在书前的“小引”中也以本章的（第四节）为“聊以自慰”的“得意之笔”。作者在这一节中认为，“鲁迅看取并向国人介绍拜伦，恰好是在刚弃医从文之后，所以，拜伦也最容易化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血肉”。
又说：“从总体上看，鲁迅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思想范式，既非尼采亦非托尔斯泰，而更像拜伦的思想。”还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范式，受到了拜伦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甚至鲁迅改造国民性时对于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方式，也是直接从拜伦那里来的。”第五节中在谈到拜伦的《该隐》对鲁迅的影响时，作者认为：“鲁迅从《该隐》中接受了敢于怀疑和反抗的撒旦精神，然而又是在无边无际的传统的海洋里怀疑和反抗，所以《该隐》所渲染的悲哀对他也是有所感染的。《该隐》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表明鲁迅与拜伦之间有事实联系的材料只有鲁迅早期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等极为有限的文献，作者运用的能够证明鲁迅受拜伦、雪莱影响的材料，似乎主要来源于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书，所以这些结论的得出更多的不是以事实说话，而不得不主要依赖于假定、推论和分析。虽然作者对自己的结论也做了具体深入的分析论证，但这些分析与论证大都局限在寻找鲁迅与有关英国作家的思想及其表述的相似性上，而没有影响研究所必需的作品的审美分析。这给读者的印象有时不免是“卖什么吆喝什么”。
一般而言，在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中，缺乏“事实联系”的假定、推论和分析，其结论的科学性、可信性和说服力也势必会受到削弱。《鲁迅与英国文学》的其他几章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作者是鲁迅研究的有成绩的专家，此前曾出版过题为《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小册子，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将鲁迅置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语境中加以观照和研究。《鲁迅与英国文学》中出现的问题显然不是研究者的学术水平问题。问题在于英国文学的影响在鲁迅的思想与创作中并不像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那样重要、有那么多可供使用的史实材料。要将这个问题写成一本书——哪怕只是十来万字的小书，恐怕也难免会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虞吧。
毛信德教授的《郁达夫与劳伦斯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则完全是中英两位作家的抛开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关于“为什么要把郁达夫与劳伦斯放在一起比较，他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可比性”这个问题，作者首先做了回答，认为理由有如下几条。第一，同一时代环境；第二，对社会的共同认识；第三，对小说创作目的的相似理解；第四，对作品美学价值的共同把握。全书分八个方面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包括风格与人格、自我表现主题、人物塑造、性描写、审美意识、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心理描写和语言技巧、地位和影响。
应该说，作者对比较的两个对象都是熟悉的，写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不过，作者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似乎简单化了，他在全书的“导言”中把“比较文学”简单地看成是“文学的比较”。因而全书八章内容都致力于寻找两个作家之间的“同”与“异”。但比较之后，却难以找到不比较就不能得出的新的、有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观点和结论。毛信德曾写过《现代美国小说史》那样的成功的学术著作。而由于对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简单化理解，却陷入了“X”比“Y”式的机械对比与类比中，遂使这一本300多页的精装书在内容上未能显出应有的分量。
（第三节）中法文学关系研究
一、《中国文学在法国》与《法国作家与中国》
在欧洲各国中，中国文学在法国不是传播与影响最早的，中法的直接交流要晚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却是最大的。法国是世界公认的欧洲汉学的中心，而且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有那么多心仪中国文化、推崇中国文学的作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有那么多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学术机构、团体与专家学者，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出版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有关汉学研究的著作。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就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却不成规模、不成系统，没有出现研究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直到1990年，南京大学教授的钱林森（1937—）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一书的出版，这个学术空白才被填补起来。
《中国文学在法国》是乐黛云与钱林森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推出的第一部著作。全书分上下两编，系统地梳理了近三百年来中国文学在法国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其中，上编第一章《导言：法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是全书提纲挈领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钱林森指出：17世纪后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后来居上，为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17至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以热情的笔调给法国和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并成为欧洲的中国文化热的源头。“启蒙运动领袖以此来构筑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哲学家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文学家借此寻求新的文学题材，创造出新的人物；美学家追寻中国风尚，收藏家崇尚中国艺术……于是，空前规模的中国文化热便在法国和欧洲兴起了。它是和法国的这些著作的问世与传播分不开的。”
到了19世纪，法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则由理想化的狂热转为更为切实的、理性的研究。汉学成为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一个学科，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中被凸显出来，大批贴近原文的译作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陆续出版。到了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进入鼎盛时期，钱林森认为鼎盛的标志有三：一、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汉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二、出现了若干汉学大师，三、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和汉学著作的多样化。20世纪下半期的法国汉学则由60—70年代的相对岑寂到80—90年代的复苏，其重要标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被纳入了法国汉学的研究领域中，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钱林森对几个世纪来法国的中国文学评介与研究的总体特点作了概括，那就是：很少从纯文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介绍总是置于文化的总体框架内，把文学视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研究的选题标准，到审视重心和审美指向，都是以探求中国文化奥秘为最终目的。这已经形成了法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在上编的第二章至第四章中，钱林森分别评述了中国古典诗歌、戏剧和小说在法国的传播情况。
对《诗经》、《赵氏孤儿》、《玉娇梨》、《好逑传》等作品的翻译与评论做了评述。在下编的五章中，钱林森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做了评述。指出1920—30年代在法国翻译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是少数留学法国的中国人，1940年代后，法国本国的研究者逐渐增加。如范伯汪、布里埃和明兴礼等人。而1970年代后，法国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热”，具体表现为对鲁迅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对巴金、茅盾、老舍、丁玲的研究也得以展开。
如果说《中国文学在法国》以中国文学如何进入法国，产生了什么反响与影响为研究方向，属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研究，那么，钱林森的另一部著作《法国作家与中国》则采取了相反的研究方向，即法国文学如何进入中国，又如何影响中国文学。这两部著作合在一起，构成了中法文学关系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显示了钱林森教授在这个研究领域的雄心与作为。
《法国作家与中国》是钱林森主持的一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的成果，由钱林森和他的研究生刘小荣、苏文煜、陈励合作完成（但后几位作者并未在封面、扉页或版权页上署名，钱林森在“后记”中做了说明），1995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书前后，书中的有关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有关期刊上发表。本书的书名《法国作家与中国》，顾名思义，似应理解为“法国作家与中国之关系”，但总览全书的基本内容，“法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本书阐述的重心，除了《引言》和最后一章（第十章）及有关孟德斯鸠、伏尔泰的专节之外，所论述的大都是“法国作家在中国”，即研究法国作家在中国的传播、评论、研究及其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
全书以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思潮流派及其发展演变为纵线，以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为横切面，分十章依次评述了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作家拉伯雷、蒙田、莫里哀，启蒙主义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大仲马、乔治·桑，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自然主义作家左拉、都德、莫泊桑，象征主义作家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20世纪法国作家瓦雷里、克洛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肖、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纪德、马尔罗，以及超现实主义作家、存在主义作家、荒诞派戏剧家、新小说作家等在中国的翻译、评论与影响。最后一章还对法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家艾田蒲、克罗德·罗阿、米歇尔·鲁阿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及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做了评述。
这个选题范围大，分量重，涉及法国四五百年的文学史，涉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涉及几乎所有在法国文学史上那些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涉及大量的作品和大量的中文译本、评论与研究的原始资料，因此，工作量非常之大。看得出，本书的作者作为中文系的教授和研究生，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是熟悉的，同时对法国文学自然也不隔膜。他们在本书中充分吸收了我国已有的中法文学比较研究的成果。与此同时，书中的新材料、新观点也时有所见。例如，作者认为，蒙田的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对于排斥个人价值的中国文化“具有矫正作用，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蒙田对中国文学的作用”。在谈到伏尔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认为中国人注重的是伏尔泰的作品为政治服务的特点，“他（伏尔泰）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这些讽刺时事、充满战斗锋芒的哲理小说，以及由此而升华出来的战斗人格”。
在谈到乔治·桑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时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读者对乔治·桑的生平尤其是爱情故事的热衷远远超出了对她作品本身的热衷”，而“乔治·桑在现代中国的出现，无疑是一种妇女解放的启蒙，对中国新文学女性作者具有启迪作用”。在谈到卢梭与中国文学影响时这样写道：“如果说法兰西精神气候是文学性、戏剧型，趋于暴冷暴热、起落无常的大陆气候，那么，中国就更像大陆气候，近代中国的事变逻辑是戏剧逻辑，不是理性逻辑。卢梭的戏剧性格和中国的精神气候也很投合，和中国知识界、中国启蒙宣传家、思想家的文化性格相投合”。
在谈到左拉在中国的影响时写道：“左拉在中国流布的特异性，凸现出中国作家从情感上不愿接受自然主义，而理性上又不得不接受自然主义的矛盾心态。中国文人特有的忧患意识与训谕传统，注定自然主义不可能成为一场持久的文学运动”。在谈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在中国的影响时，作者举出了1920—30年代中国的几篇以“课”为题的小说，如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劲风的《课外一课》、李辉英的《最后一课》、大琨的《最后之一课》，并分析了它们与都德的《最后一课》的相同相似及其内在关联，显示了作者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信手拈来的熟稔程度。
二、中法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
正如《法国作家与中国》的作者在书中所说，中法文学关系中的不少问题都是值得用专著的形式来研究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专著已有四种，它们是：许明龙的《孟德斯鸠与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金丝燕的《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杜青钢的《米修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在上述四种著作中，《孟德斯鸠与中国》研究的主要立足点是政治文化而非比较文学，所以在此不做具体评述。后三种著作都属于中法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而且各有特色。
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选取了中法文学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即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与孔子、与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伏尔泰是法国文学史上对中国文化最为推崇、最为热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大的作家。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学的深度接触和交融，是从伏尔泰开始的。因此，研究伏尔泰与孔子、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就触及到了中法文学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