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和高档次的作者，确保了本书的学术质量。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是上述几位专家已有研究成果的提炼和概括。因此，虽然字数并不太多，学术信息含量却很高，内容相当精粹。这种通史类的著作，需要在已有的中国与某一国别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概括，需要更为宏观和更为高瞻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对大量的史料加以甄别、整理和提炼，而不应是史料的罗列和堆积。
无疑，本书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作者所吸收的材料，许多是作者自己多年收集所得，而没有流于一般化。有时一般化的、常识的东西不得不讲，但更多的材料对普通读者而言是新鲜的。在写法上，本书按我国一般的通史类著作的惯例，将中外文学交流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中的各章节均以中外文学交流中的重要史实、重要现象、重要人物或重要作品为中心，以点代面，连点成线，不但勾勒出了中外文学交流的纵的演进线索，而且对有关重要的“点”和“面”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全书紧紧抓住“交流”这一中心，描画出了两条逆向的运动线索——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对外影响，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突出了两条线索的双向互动，抓住了“中外文学交流史”所应陈述的特殊的史的内容，即双向互动的运动轨迹和运动规律，从而使得中外文学交流史成为一般文学史不能取代的，有着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一个学科。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遗憾：四十来万字的篇幅难以容纳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丰富的内容，由于篇幅的限制，《中外文学交流史》作为中外文学关系方面的通史类的著作，还是粗陈梗概的、简略的。因此，严格地说，这只是一部中外文学交流的“史纲”或“简史”。而真正翔实的中外文学交流通史，恐怕还有待于一套大规模的系列书来实现。
《中外文学交流史》出版不久之后，李岫教授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上，又推出了部头更大的新作。那就是她与秦林芳合作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中外文学的交流最为自觉、最为频繁、最为密切，情况也最为复杂的世纪。要全面的论述这一百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不仅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厚学养，也需要外国文学的丰厚学养。可以说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中的大题目、难题目。上述的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在学术上已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同时也对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挑战，那就是必须超越它，或者另辟蹊径，学术上才有价值。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是有自己特色的。
它将20世纪一百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作为一个整体，在框架结构的涉及上采取了粗犷地划分历史阶段、细致地划分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方法。全书将百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二十世纪前夜”、“二十世纪上叶”和“二十世纪下叶”，并把这三个阶段分为三编。在每一编中，作者根据具体历史阶段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实际情形，确立具体的研究专题。例如，在第一编中分两章分别谈外国文学对中国的“输入”和中国文学对外国的“输出”。而20世纪的上半叶，中外文学交流的情况更为复杂、更加全方位化。作者分别把如下专题列为专章，即：外国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外国思想家哲学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样式的影响、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国外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共九章。
在第三编中，作者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外文学关系分为建国后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文学三个阶段，分章进行纵向的叙述与研究，然后又按文学类型和文学地域，将中外作家与学者的交流、儿童文学、海外华人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等列为平行的专章。这种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相混杂的框架结构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的、逻辑的结构，而是一种以时序串联专题的松散的结构。这种结构的优点是方便了多人分头执笔，框架结构具有包容性，可以容纳更多复杂的对象，不为理论逻辑构架的严整性而牺牲或排斥应该研究或应该提到的对象与材料；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理想的史的著作是历史线索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而松散的框架则会削弱作者对史实和材料的理论统驭力和逻辑凝聚力。
当然，框架是框架，它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该书各章节的内容，尽管因撰稿者较多（近三十人），质量上参差不齐，有些章节在材料和观点上则显得平平，但大都有一定的学术品位。在对现有成果的吸收和消化方面，在材料的丰富性和正确使用方面，都是可取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把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活动，纳入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的范围，并给了较多的篇幅，对他们在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评价。这一做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一直以来，我国的文学史中所谓的“作家”或“文学家”，指的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其次还有散文（艺术性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而按国外的一般的通例，文学研究者（学者）也是“文学家”，也是“作家”，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本书将季羡林等学者的学术研究及其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意义，列专节评述，是必要的，并且对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有借鉴的意义。
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评述的是从古到今的西方文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评论，其研究范围当然不只是中外文学关系史，也是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来观照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史。由于难以单独归类，权且在此略加评述。
作者在此前曾编辑出版了《2000年中国看西方》和《2000年西方看中国》（各上、下册，团结出版社1999年）两种资料集，在文献资料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关于西方人如何看中国的问题，中外文材料都很多，国内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好几种丛书，如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认识中国系列》、时事出版社出版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等，还有人也从另外的角度对有关材料做过利用和梳理，如许苏民的著作《比较文学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一书从“乌托邦”的角度切入，对材料的利用较为集中，分析了几千年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有意无意的误读，对中国形象的有意无意的美化丑化和扭曲，认为在西方眼里，中国是“永远的乌托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乌托邦”的形象，自然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形象。
（第三节）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研究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的研究，是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本书所述及的中国与某一国别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有关这个领域也涉及较多。这里所要论述的，是集中运用比较文学传播研究的方法，以世界某个区域乃至世界各国为传播范围、以展现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全貌为其特色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总体性研究。这方面有分量的专著都出现在80年代末以后。
1988年，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专著、王丽娜女士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为资料性、考据性工具书的性质，按工具书的要求安排框架结构。全书分小说、戏曲两部分，介绍了三十部小说、四十余种戏曲名著对外传播的情况。在每种名著之后先总体概述其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再介绍国外收藏的各种版本，然后再介绍各种不同语种的外文译本。所涉及的语种有拉丁、英、法、俄、德、荷兰、波兰、日本、朝鲜、越南等，语种之多，令人惊叹。
王丽娜充分利用了她所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同时还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查考，广为搜罗，大有竭泽而渔的气魄，在资料的全面性方面，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程度。她的工作，等于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理出了一个眉目，拉出了一个清单，实在是功德无量。正如吴晓铃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种工作“能者之不屑就，盖工作繁琐、治丝益棼，挂一而漏万，费力不讨好也。无能者不能为，盖从事者需博闻多识，通数国语文，且尽穷年累月之功，始克有济”，因此吴先生认为在“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两种学问中，这属于“为人之学”。王丽娜的这种“为人之学”对后来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许多相关论著均引为参考书目，或称赞它的用处。
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的另一部综合性的重要著作是宋柏年主编，毛何苗、杨纪、沈静、张春雨、麻文琦、蔡剑锋等20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原本是为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编写的用作教材的书，但由于这类书此前尚是空白，所以它在学术上也有相当的价值。这部书在材料上参考了王丽娜的上述著作，同时又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采用的是论著而不是工具书的写法。它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按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线索，分六编顺序地论述了先秦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每编先有“概说”，然后分章节对重要作家作品在国外的情况加以论述，可以说是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的、简明扼要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史。
90年代下半期以后，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研究开始向专题化的研究领域拓展，出现了在学术上更有深度和特色的著作。1997年，厦门大学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将“英语世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一个整体区域，而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主体，一些非英语国家而用英语写作的学者——如捷克的普实克、荷兰的伊维德等——也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相关的英文书籍、博士论文和部分论文。
作者在“绪论”中把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方式概括为译注、赏析、专论、综述四类。指出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常以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参照系，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里的文学理论》、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都借鉴了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其二，广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将英语作家作品与中国古典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的成果，有的从中国角度看西方，有的从西方角度看中国，各类角度不一而足。其三，经常用“表现主义者”、“古典主义者”、“反传统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之类的术语来标定中国古代作家。
作者认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所发挥的功能可以归结为对受众的指导、对创作者的启迪和对读者、观众、出版者的引导等方面。全书先介绍了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历史背景、地理布局、与其他语种的交流等概况，介绍了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综合情况，然后又分古典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四种文体样式，做了专题的评述，最后介绍了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工具书。
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也以“英语世界”为传播研究的范围。作者在“绪论”中指出，以美国为中心的英语世界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书的目的是“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就以北美为中心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理解、阐释以及方法作出介绍以便于国内学界借鉴和深入研究，并对其囿于自身传统所产生的误读做出自己的分析与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