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学需要成为一个必须加以总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综合性的学科，是以东方文学之间的密切的历史联系为依据的。从这个角度看，孟昭毅的这部书将东方文学的整体性、联系性突显了出来，为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铺垫了基础，这也是该书的主要价值之所在。有关中国与伊朗、与阿拉伯之间的文学交流，国内外的研究还很薄弱，而该书在这个方面第一次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材料，并在交流史实陈述的基础上对有关文学主题做了必要的平行比较，是很可贵的。后来，孟昭毅又在《东方文化文学因缘》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写成了《东方文学交流史》，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东方文学交流史》仍立足于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中国与东方各国文学交流史”。它在前书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文学与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学交流史的章节，字数略有增加，在内容上也更趋完整。但不足之处是完全依赖中文材料，对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利用不够。
王向远的《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在评述梳理东方文学史的发展演进规律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东方各国之间文学的交流关系和相通关系，后来出版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则是专门研究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传播和接受的专门史。它是第一部中国的东方文学学术史或学科史，也可以说是从中外文学关系史角度切入的东方文学交流史。本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的东方文学翻译或称译介的情况，二是中国的东方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情况。全书共分为三章，分别论述印度及南亚、东南亚各国、中东地区各国和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在研究中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述”与“论”的统一，也就是将历史学的史实描述和文学的文本批评结合在一起。书后附有《二十世纪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论文编目》，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的篇幅，首次将一百年来中国的东方文学论文做了整理编目，对于读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
关于中外文学的平行的比较研究，有关的单篇文章很多。近二十年来，这类文章约有上千篇，占所有比较文学单篇论文的十分之一以上。它们在选题上大都缺乏“可比性”，只是找出两者的异与同，再加以对比，然后分析造成异与同的原因，得出的“结论”往往流于常识性和肤浅化。这类文章一多，就形成了一种模式——“X比Y”。这类题目在选题上容易，写起来也容易，但要写好却很困难。事实上，写得好的，有学术价值、有特色的文章很少见。其中，翻译家方平在1980年代前半期发表了一系列中西文学平行比较的文章，后结集为《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比较文学论文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其中有中西作家的比较，如《曹雪芹与莎士比亚》；有中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比较，如《王熙凤与福斯塔夫》。
他的平行比较做得认真扎实，分析也很细致，但也难以摆脱这类平行研究的局限。针对平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正是这类“X比Y”式的文章，导致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在季羡林先生等的严厉批评下，到90年代喜欢写这类文章的人略有收敛，但仍然不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这类文章写起来太容易，使一些缺乏比较文学学术训练者和急功近利者难以舍弃。其中，结为集子的如《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在东方选了十八位、在西方选了十九位“跨世纪作家”进行比较，似这样把近20位作者的文章编辑连缀起来是不乏创意的，但从作家生卒年代的“跨世纪”这一点上确立可比性，显然是缺乏内在的可比性依据的。
而在平行研究的论著方面，情况要比单篇文章好得多。原因是论著的容量较大，可以对众多的对象进行多角度与多侧面的比较，以突破“X比Y”的两项、两极式比较的模式，在多项、多极的比较中得出某些规律性结论。在这方面，80—90年代有两部著作值得注意，即《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和《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李万钧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我们在本书以上章节中已特别提到。现在有必要从中外文学关系综合比较的角度再对该书略做评述。该书是作者此前出版的《欧美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分为《中西短篇小说类型》、《中西长篇小说类型》、《中西戏剧类型》、《中西诗学类型》四个部分。全书以文学类型为比较研究的切入点，以平行研究为主，以中西方从古到今的绵长而又宽阔的文学史为背景，在中西文学史的发展演变的评述中，动态地、历史地考察、总结和比较中西文学诸种类型的不同的特点。近70万字的较大的篇幅容量，使作者对每一个问题的比较分析都能够充分展开，显示了作者在中外文学史方面的深厚的造诣，许多新鲜的见解显然来自于作者对中西文学的深刻的阅读体验，在表述这些见解时，能做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作为学术著作，这是很难达到的很高的境界。
曹顺庆等合著的《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在写作方式、规模上和上述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相仿。该书200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文学类型样式为单元，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全书共分七章，每章一个文学类型，即中外神话、史诗、抒情诗、散文、戏剧、小说、文学理论。因此，本书实际上只是中外文学类型的专题比较。各章的执笔人也多是研究有素的专家，如蔡茂松撰写神话一章，叶舒宪撰写英雄史诗一章，李万钧撰写中外小说一章，曹顺庆撰写中外文学理论一章。他们的稿子都是有质量的。但是，毋庸讳言，本书在选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书名“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范围太宽泛。“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中的“跨文化”这个限定词是不必要的，因为“跨文化”是一切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特征，而不是中外比较文学的专有特征；中外文学的比较当然也是“跨文化”的比较，所以“跨文化”一词在这里是多余的。当我们把“跨文化”这个词从题名中抽掉之后，书名就变成了“中外文学比较”。
而“中外文学比较”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学科领域，把它作为具体的研究课题必有大而无当之虞。以五十多万字的篇幅，来进行“中外文学比较”，就势必会流于浮泛。书中的任何一章，甚至一节，都适合做一部大书。在本书有限的篇幅内，只好泛泛而论。书中的不少章节，是执笔者在早已出版的有关专著的基础上综合而来的，如第一章的内容主要来自作者的《比较神话学》，第二章的内容主要来自《英雄与太阳》中及作者的有关文章，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来自作者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第七章的内容主要来自作者的《中西比较诗学》和《中西文论比较史》。这些内容均较为概括凝练，对一般读者了解中外各种文学类型的联系及特征，是一部很好的书。可是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本应立足于原创。由于课题范围设计上的失当，只能采取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主的教科书式的写法。这个例子表明，对中外文学的综合比较，必须有一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切入点和独特的理论构架，否则就难免“大题小做”。
二、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综合研究
进入90年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在80年代十年的个案研究，特别是众多的研究论文的积累之后，有了丰硕的收获。这个时期出现了几种规模较大、分量较重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综合性的著作。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范伯群（1937—）、朱栋霖（1949—）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这部书上下两卷，近一百万字，属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993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以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出版。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部头的、翔实系统的中外文学关系史和交流史的著作，显示了主编及作者们开拓的勇气、雄大的气魄。
80年代，我国学术界在中外文学关系及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已有不少的成果积累，到了90年代，客观上要求在已有的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综合的、总体的、宏观的、全方位的视域来系统归纳、消化已有的成果，写出一部中外文学比较的通史性质的著作。这是一项繁难的工程。没有对现有成果的充分吸收，没有对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的把握，要构架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科学的中外文学比较史的理论框架，是不可想象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它有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能够把纷繁复杂的中外文学交流及中外文学关系的史实显露出来、梳理出来。全书共分五编，按纵向的历史线索将半个世纪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外文学关系贯通起来，每一编中的各章节均抽绎出中外文学史上若干重大的基本问题，作为论述和研究的重心。其中，第一编是朱栋霖执笔的“总论”，标题是《总论：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与继承、借鉴、创造》。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总纲，对半个世纪中中外文学关系的扭结点——中西文化的相遇、冲突与融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借鉴、消化与超越、创造等复杂的时代的、文化的底蕴，做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为以下几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与比较研究的展开打下了理论基础。第二编至第五编分别论述近代文学时期、五四时期、30年代、40年代共四个历史阶段的中外文学交流与比较。虽然这种划分基本上沿袭了流行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方法，但是，本书主编显然注意到了各个时期所要论述的具体内容，不应是一般现代文学史的平移，而是与中外文学交流密切关联的思潮、流派、事件和人物，这样写出的文学史就不是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同小异的补充，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通常难以涉及或难以展开的领域，从而显示了比较文学特有的立场和宽广的视界。例如，在第二编《近代文学时期》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清末民初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及“新小说”、戏剧革新与“新剧”。
在论述文学领域的这些“革命”的时候，作者始终着眼于这些“革命”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注意强调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学、文化观念与外来思想观念的冲突与融会，突显外来影响在推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巨大作用。在第三编《五四文学时期》中，作者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象征主义）等外来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这就抓住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关系的根本特征：文学思潮推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更新。在第四编《30年代文学时期》中，作者充分揭示了30年代中国文学在吸收外来影响的多元格局：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指出了来自日本的、前苏联的、英美的影响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结果，揭示了30年代的有关作家如何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超越外来影响，使创作走向中外融通的较为成熟的境界。
在第五编《40年代文学时期》中，作者注意到了40年代中国文学与30年代的不同，它是30年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延伸，但又有时代的特点。那就是更为驳杂的外来影响和更为多元的文艺观念，作者重点论述了胡风的文艺理论、“战国策派”的文艺理论的外来渊源，现实主义小说如何在写实基础上融会精神分析、浪漫奇幻和英美式的讽刺艺术而得以深化，在诗歌方面则重点论述了“九叶”诗派，戏剧方面则重点论述了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果戈理的影响，散文方面则论述了报告文学这一新的文体样式如何在外来影响下诞生。作者在研究问题时，将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与理论分析的方法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全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资料丰富，作者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引用材料、注明出处，为读者的进一步追究提供了线索。其中有关中国文学方面的大量材料是第一手的。如第四编第七章中的（第二节），在论述日本新感觉派与上海30年代都会小说时，查阅了30年代有关原始报刊，得出的结论也是有说服力的，可以说是到那时为止研究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文章。
总之，《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对1898—1949年间中国文学与外国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做了系统全面而又有重点的论述，为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学关系写出了第一部“史”书，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它的规模、它的学术水平，仍然没有被完全超越，足见好的学术著作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当然，这样一部大书，免不了留下一些缺憾。首先，对中外文学关系中的问题点，把握不够全面，有一些问题在中外文学关系中很重要，但在本书中未能得到反映。作者很重视西方（欧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但对东方特别是亚洲各国文学的关系有所忽略，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完全没有提到。
作者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则有所忽略，如30—40年代鲁迅对日本、朝鲜文学及其他国家的文学的影响，完全没有提到。从而形成了中外文学单向输入的论述框架。全书是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不是“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是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因此，“中外文学比较史”这一书名也不很恰当。既是“比较史”，就不应只研究中外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的关系史，也应选择若干没有事实联系、但有理论价值的课题进行必要的平行的研究。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属于中外文学关系的断代史，而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则是我国第一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通史。这部著作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总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中的一种于1999年出版。全书共四十五万字，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通史，规模并不算大。但本书在学术上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它的几位执笔者都是在中外比较文学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主编周发祥研究员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外传播的研究方面，是权威专家（详后），主编李岫教授是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作家作品对外传播方面的专家，中国与俄苏文学交流史部分的撰写者李明滨教授是俄罗斯文学及中俄文学关系的专家，负责中国与日、韩等东方各国文学交流史部分的王晓平、孟昭毅教授是东方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