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0年代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有五个特点。一，以胡适、郑振铎的言论为代表，比较意识进一步提高，世界文学观念更为强化；二，此时期以实证研究为主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特别是中印文学关系领域开始起步，从而由“比较文学评论”上升为“比较文学研究”；三，在中西文学研究领域的“平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中西近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也有所收获；四，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标志着跨学科研究的起步；五，随着翻译文学的繁荣，翻译文学的理论论争与学术探讨十分繁荣，成为此时期中国比较文学中最活跃的部门。
（第一节）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观念的强化
1920年前后几年，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由上一时期的酝酿、萌生而进入了发展阶段。此间，较早明确提出“比较文学的研究”之主张的，是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1891—1962）。
1918年10月，胡适在《新青年》五卷四号上发表了《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一文，文中提出了“比较的文学研究”概念，并主张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运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他在文章中说，改良中国戏剧得主要途径，在于向西方近代戏剧学习，“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作为“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从而“取人之长，补我之短”。
胡适认为，中国的戏剧改良应该有针对性的引入西方的“悲剧观念”及“文学的经济方法”；关于悲剧观念，他将中西戏剧做了对比之后指出：中国戏剧缺乏悲剧观念，往往是“美好的团圆”，并据此认为西方的悲剧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意想浅薄的绝妙圣药”。关于“文学的经济方法”，他认为西方戏剧在时间、人力、设备等方面都很有效率，而“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的方法”。他认为：矫正中国戏剧的缺陷，“别无他道，只有研究世界的戏剧文学，或者可以渐渐地养成一种文学经济的观念。这也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益处了。”胡适的关于中国的戏剧的判断，明显带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崇洋慕外的色彩，他所倡导“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也不单纯是一种“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意思。但他毕竟较早明确提出了“比较的文学研究”的概念，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
这一时期最早、最系统深刻地表述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观念的，并在研究中加以贯彻的，首推郑振铎（1898—1958）。郑振铎于1922年8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这是一篇论述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联系性、统一性的视野开阔、逻辑谨严的论文，也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上值得注意的珍贵文献。
在这篇文章中，郑振铎开门见山地说：“研究文学的人现在到处都有，但他们却不以文学是一个整体。”他指出，现在有断代的研究、国别的研究，某一题材类型的研究，作家作品及流派、运动的专题研究，但就是没有“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同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
郑振铎指出：“我们所谓文学的统一研究就是：‘综合一切人间的文学，以文学为主观点，而为统一的研究。’并不管什么国界的历史的关系。因为我们既然以世间一切的文学为研究的主体，所以，文学界的系统无论是如何的复杂而且众多，都可以视为一个混一体。”这种统一的研究，有别于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即“文学的哲学”（ThePhilosophyofLiterature），他又说这种研究也不同于“比较文学”。他认为：“比较文学诚然是向文学的统一研究的较近的路”，但决非就是文学的统一的研究，因为它不过取一片一段的文学而比较研究之，不能认为是全部的研究”。在这里，郑振铎显然并不是反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比较文学”，而是将“比较文学”看作是“一片一段”的“文学比较”了。
这表明当时的郑振铎对“比较文学”这一本来并不恰当、而今已约定俗成的学科名称的困惑。这种对“比较文学”名称的质疑，反过来倒有助于后人不拘泥于字面地、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和界定“比较文学”。现在看来，郑振铎所提倡的“文学的统一观”，强调世界文学整体性和联系性，符合比较文学的根本精神和宗旨，其实就是世界文学观、总体文学观，也是比较文学观。不久之后，郑振铎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并在现在的意义上使用“比较文学”这一概念。
接着，郑振铎论述了“文学的统一观”及文学的统一研究的必要性，除了强调人类及人类文学本身具有统一性外，他举了许多例子对文学的统一研究的必要性加以说明。首先是关于文学的原理、规律的研究，必须有赖于统一的文学研究，“譬如讲到文学的起源，如非综合世界各国的最初文学的方式而研究之，又怎么知道它是从那一种形式起的呢？又如讲文学的进化，如非综合世界全体的文学界的进化的历程，又怎么会明白文学的进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至于论文学的原理，论文学的艺术，也是非把全部的世界文学界会于一处而研究之，不能得最确真的观念的。”
二是，关于各国文学相互间关系的研究，他以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例，“如不知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希腊、腊丁文学的究竟，又怎么知道他们对它〔英国文学〕的影响呢？但丁的《神曲》，荷马的《依利亚特》和《亚狄赛》，贵推（指歌德——引者注）的《法乌斯特》（指《浮士德》——引者注），我们都知道他们于英国文学界里极有影响。但但丁在意大利文学史的地位如何呢？《神曲》的内容如何呢？荷马，贵推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与其在本国文学史里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如此研究英国文学又非同时研究希腊、德国等文学不可了。”三是关于文学运动、流派、历史的研究，郑振铎说：“又如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不知道希腊与希伯莱的文学，又怎么知道它的来源，怎么知道它的复兴的原因呢？或是不知道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各国的文学的起源，又怎么知道文艺复兴的结果与影响是如何呢？”
既然文学的统一观对于文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的语种，对世界文学加以统一研究是可能的吗？对此郑振铎也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翻译文学是文学统一研究的可靠和有效的途径和依据。他指出：“现在我们人类，还没有统一的文字，文学统一观的成立自然不免有些困难。但却决不是绝对的不能成立。因为我们可以自由使用本国的文学译本，以研究别国的文学，虽然是连一国的外国语都不懂的人，也可以藉本国的译本，来为文学的统一研究，或得到世界文学的兴趣。”他认为，“文学书如果译得好时，可以与原书有同样的价值，原书的兴趣也不会走失。就是中等的忠实的翻译家，也能把原书的价值与兴趣搬到译本上来。”他强调：“凡从事于文学的统一研究，与凡有世界文学的兴趣的，都可以不疑惑的尽量的自由使用一切文学书的译本。”
郑振铎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文学的统一观”及文学的统一研究，更在《文学大纲》一书中切实践行他的理论。
《文学大纲》是中国第一部运用“文学的统一观”写成的世界文学史巨著，在《文学大纲》在《小说月报》连载之前，郑振铎曾在《明年的〈小说月报〉》一文中说明此书“系‘比较文学史性质’”。全书共分四卷，计八十多万字。此前，虽有西方学者曾写过几种有规模的世界文学史类的著作，但由于他们对东方文学所知甚少，加上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观念，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都写得十分粗略，往往只是以几页、十几页篇幅匆匆带过，对此郑振铎深有感触，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于是耗费四年时间，写出了这部煌煌巨著。
《文学大纲》不仅是中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第一部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偏见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比较文学史，而且其中占二十万字的中国文学部分，独立出来看也是当时最高水准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不仅在体系设计上显示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宽阔视野，而且在具体行文中注意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既注意揭示他们之间的事实联系，也对他们的特点做平行对比。后来他在长达七十万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中，继续保持了这种世界文学的视野、运用了比较文学方法，为此后我国文学史撰写开辟了可贵的传统。
比较文学为人们思考中国文学提供了宏观的、宽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上时期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式的宏观的、整体的中外文学论，又有出现。例如，闻一多（1899—1946）的《文学的历史动向》（1943）一文，对世界四大古老民族的“文学的历史动向”做了宏观的比较分析。他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四个国度里同时迸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的。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
通过这样的宏观比较，闻一多要得出的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启示性的结论。他说：“……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闻一多所说的“真正勇于受”，正是比较文学所要培育的根本的文化心态。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大学的国文系与外文系，大都把“外国（西洋）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作为两门基础性的课程，这就在教育体制上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学术氛围和文化土壤。1920年代中期，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最早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国文系开设。开设有关课程的教师，有从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的吴宓（1894—1977），还有陈寅恪以及外籍教师瑞恰慈、雷蒙生等人。这意味着比较文学开始进入大学讲堂，纳入了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1930—1940年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的外语系和国文系，也都陆续开出了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
1935年，中山大学的教师吴康发表了《比较文学绪论》（《文史汇刊》第一卷第二期），试图从文体的角度，“粗述中西古今文学流变，致其比较探讨之诚，内分外国中国两部。外国但举欧洲古今文学，以古代希腊、中世拉丁、近世法兰西为显例，以与中土之古今文学，比起长短，齐其异同。原溯源流，冀能不违体要，并存艺学，思以旁求会通，约为四编（希腊、拉丁、法兰西、中国），统以二目（外国、中国），曰比较文学”。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大纲，此后的研究也不了了之，从文体的角度切入也显得有些呆板，但作者欲以“比较文学”为名目写出中西文学比较的著作，说明“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选题对象与研究方法，已经引起了一些大学教授的注意。
（第二节）中印文学关系研究：传播与影响研究的发轫
20世纪头二十年的中国比较文学，“文学革命派”的有关言论，属于片断、不系统的“文学比较”；王国维援用西方理论解读《红楼梦》、鲁迅用世界文学和比较的眼光评介西方“摩罗”诗人，严格地说，都属于“比较文学评论”，而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发现和呈现事实资料，并将史实知识化、系统化的科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40年代，并首先在中国和印度文学关系领域的研究中开花结果。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历史。以佛教文学为主体的印度文化，是古代世界文化中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体系，这就为中印文化、文学关系史研究提供了许多诱人的学术研究课题。我国最早的一批真正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成果都出现在中印比较文学的领域，是毫不奇怪的。
近代中国学者中最早关注印度文化研究、并论及中印文化关系的，是通晓梵文的学术大师章太炎。他曾在多篇文章中，将中国的神话、诗歌等与印度做过比较。而此时期最早从事佛典翻译文学与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学者，是梁启超。梁启超的《佛典之翻译》（1920）、《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是我国佛经翻译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梁启超指出“翻译文学之影响于一般文学”在三个方面，第一，佛典翻译的大量译词，被吸收到国语中，导致“国语实质之扩大”；第二，认为佛典翻译所创造的新的文体，带来了汉语的“语法及文体之变化”；第三，“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由于受佛经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的“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与一般之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乘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盘》影响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梁启超的这些结论，虽没有充分地展开论证，但对后来的研究者启发甚大，并为此后的研究所逐渐证实。
紧接着，胡适于1922年发表《西游记考证》（《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六期）一文，翌年又出版《西游记考证》一书。胡适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老祖宗”，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忽然插入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猴行者？这个猴子是国货呢，还是进口货呢？”他推测，这个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这一推测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并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1930）一文中，从《贤愚经》等佛经中发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故事的原型，又从义净译《根本记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中发现了《西游记》中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故事的影子（详后）。
郑振铎、林培志等学者也认为哈奴曼与孙悟空有密切的关联。同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并展开了学术争论。1929年，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的《佛教的翻译文学》两章中，论述了印度的佛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佛教翻译文学“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