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茂松的《比较神话学》（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篇幅不太大，但内容比较全面的书。全书分为《比较神话学的基本知识》和《中外神话比较研究》两编。上编介绍了比较神话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原理和方法，神话中的神的定义、类别及其本质。下编按专题展开中外神话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大洪水神话、主神系统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中国神话中有没有普罗米修斯的问题、造物主形象的历史演化轨迹、女神形象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天国观念的文化心理比较分析、英雄神话母题的比较等。这本书在材料和观点上综合、借鉴已有成果的地方较多，属于一般教科书的写法。作者在“后记”中说它本是大学选修科的讲义，是“以中文系大学生为对象而写的书”。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比较神话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是有用的。
二、比较故事学
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又称比较故事学，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比较文学中占重要位置。中国的比较故事学，肇始于1920年代。周作人是比较故事学的开创者，20—50年代，胡适、沈雁冰、赵景深、钟敬文、季羡林等先生，都在比较故事学方面做出了贡献。80年代后，随着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复兴，比较故事学研究也呈现出了新的局面。1982年，钟敬文教授在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有“比较方法的运用”一节，对比较故事学的复兴的趋势表示赞同并加以提倡。此后又出现了多篇文章，如贾芝的《关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法》、刘守华的《多侧面扩展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秦家华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郎樱的《比较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阎云翔的《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对比较故事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讨。
1991年，季羡林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文集编订于1986年，书中的文章写于20世纪40—80年代，大部分文章研究的是印度民间故事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许多文章在比较故事学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如《〈列子〉与佛典》、《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五卷书〉在世界的传播》等，都从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从材料的实证出发，寻求以民间故事为线索的文化交流的轨迹。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及其研究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对比较故事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时期在比较故事学方面投入最大、成果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当推刘守华（1935—）教授。1979年，刘守华发表了《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民间文学》1979年第9期）一文，可以说是中国新时期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复兴的信号。后来他又连续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至1984年，他将已发表的19篇文章编订成集，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为书名，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1985年，他出版了《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书，其中的第九章标题是《各族民间童话的相互影响与民族特色》，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和中国与阿拉伯、印度、日本的童话进行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到90年代中期，刘守华在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方面的论文进一步增多，也更成系统，1995年，他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的19篇文章和另外新发表的十几篇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收集起来，以《比较故事学》为书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四十万字的论文集以相互关联的若干专题的形式编辑在一起，体现了作者的鲜明的“比较故事学”的学科自觉。以“比较故事学”这个学科意识很强的称谓取代了此前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之类的表述，也表现出了他试图将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学科化、体系化的努力。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比较故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比较故事学的基本理论部分；下编是《民间故事多侧面比较研究》，是比较故事学的研究实践部分。两编合在一起，构成了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的相对完整和自足的体系。
在上编《比较故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刘守华首先评介了世界比较故事学的学科历史与流派，包括神话学派、人类学进化论派、流传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这几篇文章的材料和观点并不新鲜，然而对一般读者了解比较故事学的学科背景还是有用的。然后，刘守华以六篇文章论述了中国比较故事学的学科建构问题。他谈到了比较故事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介绍并表示赞同钟敬文、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关于民间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具有天然联系，以及比较文学的兴起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密切相关的看法。在《比较故事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他参照我国比较文学的流行定义，对比较故事学做了如下的界定：
比较故事学不是一般地去研究民间故事，而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在跨国跨民族广大范围内流传的故事，还研究民间故事和相关文化事象的关系。因此我们说：比较故事学是对民间故事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比较研究的学问。
在《比较故事学的研究目的》一文中，他提出：
比较故事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揭示跨文化体系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故事的类同与变异，也不只是为了找出民间故事和其他相关文化事象的区别与联系，它的目的还在于从理论上阐明造成这些异同的历史文化根源，即探求民间故事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流传、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在相距遥远的时空之内，竟然在人们口头传颂着有着惊人类似之处的民间故事，比较故事学就是为了解开这人类文化的奥秘而兴起的。
下编《民间故事多侧面比较研究》是集中体现作者研究实绩的部分，由九组专题文章构成，内容涉及中国与日本、与印度、与阿拉伯、与欧洲各国之间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其中，在《中国与日本民间故事比较》专题中的《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一文，以他自己从湖北省收集到的一个“屋漏”的故事，与日本学者坪田让治编《日本民间故事》中关于“旧屋漏雨”的故事作了比较，并提出了中国长江流域的民间故事沿江出海而远播日本的推想。在《中国的〈斗鼠记〉与日本的〈弃老山〉》及《从“弃老”到“敬老”》中，对中日的“弃老”故事作了比较，追溯到这一故事的印度原型，分析了它们的民俗文化基础。《中国与印度民间故事比较》一组三篇文章中，有《印度〈五卷书〉与中国民间故事》一文，在中国民间（包括少数民族）故事中找到了与《五卷书》故事情节类似的故事共20多例，对其借鉴和变异的情况做了分析，对季羡林的有关文章是一个补充。在《一个故事的丰富变异性》中，作者认为“猴子与乌龟的故事”原型出自印度，后传到中国汉族、蒙古族、藏族和朝鲜族。作者列举了他所发现的该故事的不同变体的文本，并分析了唐代作家张读的《宣室志·求人心遇猴僧》由佛教故事改为传奇小说的情况。
在《中国与阿拉伯民间故事比较》一组有两篇文章，其中《〈一千零一夜〉与阿拉伯民间故事》提出了若干实例证实了中国自唐代以后与阿拉伯地区存在的文化交流；《〈卡里来和笛木乃〉与新疆各民族民间故事》探讨了该故事集在新疆的影响。在《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中的民间故事》一组共有三篇文章，对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的故事交流做了探讨。其中《论民间故事中的“大团圆”》一文，认为“大团圆”故事及所反映出的心理，不只是中国民众特有的，而是全世界民间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了人类追求人生圆满的、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不能为抬高悲剧性作品而简单贬斥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传承》一组三篇文章，是对以中国为重点的东西方各国故事传承特点、方式及故事传承家的研究。《民间故事与古代科技》一组两篇文章，评述了中国鲁班制作木鸟与木人的故事，分析了其中所蕴涵的古代科技意识，认为在南亚和中亚许多地方所流传的“木鸟”的故事并非源自印度，而是出自中国的鲁班的传说。
在《民间故事与宗教文化》一组三篇文章中，分析了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之间的关系。在《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故事类型》一组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傣族的《召树屯》为代表的孔雀公主（天鹅处女型故事）的故事传播与流变，将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若干单元予以剖析，将不同时期的众多异文排列为四代，断定它是一个表现人类爱情演进历程的传说故事，并认为这个故事源出于中国，成型于印度。《“蛇郎”故事在亚洲》一文，在前辈学者钟敬文、丁乃通收录的蛇郎故事异文之外，又发现了38篇新的异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广泛流传的不同文本的关于少女嫁给一条蛇的故事，认为蛇郎是男性生殖的象征，这个故事起源于原始的生殖崇拜，而不同民族的蛇郎故事又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国蛇郎故事重伦理，印度故事重情爱，日本故事的情与理较为朦胧，缅甸的故事具有中国、印度之间的中间形态，朝鲜故事具有中国、日本之间的中间形态”。
最后，《一个著名故事的生活史探索》一组四篇文章，所研究的是一个在中国和欧亚大陆广泛流行的著名故事类型，在中国通常称为“寻找三根金头发”、“问活佛”、“找幸福”、“找好运”，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编码为AT461。刘守华从1979年起就最早开始发表题为《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文章，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对这类故事进行追踪研究，收集到了多篇新的故事异文，又陆续发表了《民间童话之谜》、《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心有灵犀一点通——对AT461型故事研究的评述》等文章，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也最能体现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研究的特色。他认为中国的此种类型的故事并非像有学者说的源自印度，更不是源于近东，他推测：中国的AT461A型故事渊源于中国古代的太阳神话。由追逐太阳、乞求太阳神保佑，演变为问天或问太阳，就有关人生的重大问题探求答案，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随后又将这类探求与热心助人结合起来，于是完成了《树洞问天》、《太阳的回答》这类早期的AT461A型故事。
《比较故事学》是刘守华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也体现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他曾提出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要注意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结合，微观比较与宏观比较的结合，国内各民族与国外各民族的比较相结合。他在研究中基本上采用的是当今世界上通行的比较故事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注重田野调查，注意收集仍流传在中国民间的故事异文，注意发现和寻找世界各民族相同类型的故事，探讨其中联系性。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收集一点实打实的表现相互影响的资料，十分不简单。有时候简直可遇而不可求，真好像‘踏破铁鞋无觅处’，下联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刘守华的研究风格是平实、扎实、质朴、严谨。在80—90年代我国比较故事学研究方面堪称第一人。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研究也有一些局限，例如，也许由于外文功底方面的原因，在研究中很少直接运用外文资料，这对比较故事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缺憾。好在他的研究牢牢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才得以将这种缺憾减至最低程度。
除刘守华之外，在民间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出了专著的，还有刘介民教授。他的《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一本世界民间比较研究的综合性普及性的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东方民间文学与比较》，内容涉及中国与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越南、朝鲜民间文学的比较；下编《东西方民间文学与比较》，涉及中国与希腊罗马、与东欧、西欧等欧美各国民间文学的比较。总体上看，该书综合和概括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属于一部“编著”。刘守华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本书对前人相关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综合概括，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这是它最为明显的特点。”这显然是一个恰当的评价。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因为主要是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故在此提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各民族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必然涉及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问题，也必然要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民族院校，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陈守成等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由20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内容不但涉及神话、史诗和故事，也涉及现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季羡林在该书的序中提出：“对少数民族文学不但要进行同国外的对比研究，而且也应该进行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学的对比研究……这同样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十分密切，但头绪相当复杂，内容相当丰富，这在目前似乎还是一块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应该尽快在上面播种，让它生长出茁壮的禾苗。”到了1997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这就是季先生所倡导的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关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不是比较文学，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因为有些不同的民族却有着统一的文化，如印度的民族很多，但都属于统一的印度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既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又属于一定文化区域的整体文化，如西南地区民族文化，西北地区民族文化等，而从更高的层次看，他们又都属于大中华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是跨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只要是跨文化的研究，就应该算是比较文学。从这一点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一书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作者不仅在各民族文学内部进行比较研究，而且还自觉地把各民族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中。例如，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同希腊史诗做比较，将《格萨尔》与《罗摩衍那》做比较等。全书的比较研究涉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包括神话、民歌、故事与传说、民间叙事长诗，乃至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