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诗学、美学的本体论的、体系化的比较研究方面，潘知常（1956—）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二十年来，他出版了《美的冲突》（学林出版社1989年）、《众妙之门》（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生命美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美学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中西美学研究的著作，致力于中国美学传统的现代阐释。2000年出版的《中西比较美学论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是一部论文集，也是他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这个集子共收编了二十二篇文章，分为六组。第一组《关于中西美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组《从西方的美学追求考察中国的美学智慧》；第三组《从西方美学传统反省中国美学的根本视界》；第四组《从西方当代美学阐释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第五组《从西方美学的根本特征探询中国美学的根本特色》；第六组《从西方美学的艺术观照看中国美学的艺术思考》。
这些文章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以西方美学为参照，从若干根本问题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美学的新观点和新看法，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中国美学的基本范式》一文中，潘知常认为“二元性”是西方美学的一种背景假设，导致在思考问题时的天人分立、物我两判，主客、心身、内容形式、存在与非存在的彼此对立；而中国美学的背景性假设是“两极性”的，这就使得中国美学从未去单独研究审美主体或审美客体，以及内容或形式、表现或再现、理想或现实、抽象或具体，而是着眼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两极性构成了中国美学最突出的理论风貌。他又指出，相对于西方美学的抽象性，中国美学的另一个背景性假设是“消解性”，抽象性就是对事物的执著态度，是透过理性去把握事物，对世界采取一种抽象的、分门别类的、逻辑重构的态度。消解性就是对事物的一种空灵的、不执著的、非抽象的、不界定的态度。他总结说：
由此，导致了境界形态的中国美学学科的诞生（西方美学的学科则为实体形态），导致了中国美学学科的无形式上的分类，却有统贯之道；无内容的推进，却有生命的提升；无逻辑的体系，却有诗意的体验；无范畴的明晰，却有生命的启迪；无分析的方法，却有非分析的方法等一系列特色。
在中西美学的比较中，潘知常表示反对那种不顾中西美学的本体差异，将中国美学的“道”与西方的“理念”、“理式”等曲加比附，以及用“反映”来诠释中国美学的“物感”，以“再现”来诠释中国美学的“外师造化”，以“表现”来诠释中国美学的“中得心源”，以“无我”来诠释中国美学的“以物观物”之类的做法，这样就会混淆中西方美学对于终极价值追问的本体差异。在《从西方现代美学阐释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专题的四篇文章中，潘知常尝试“中国庄禅美学与西方现象学美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美学的对话”，他认为这个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由于中西美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的对话与比较必须找到契合点，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美学恰好就是中西美学对话与比较的十分理想的中介。
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中国美学的“道”存在着深刻的汇通。它们都是一个在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之前的那个本真的、活生生的世界。在海德格尔和中国美学看来，审美活动正是一种倒读世界的“解蔽活动”，一种在“无遮蔽性”、“敞开”中对存在和道的观照，审美活动就是对存在之真和道之真的追问，审美活动不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符合、反映，而是解蔽，是使美自行显现出来。虽然在潘知常之前已有若干中外学者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老庄哲学的“道”的相通性，但潘知常从比较美学的角度对这种相通性的揭示，则是较为深入的。当然，潘知常的比较研究也存在着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海德格尔的第一手材料占有不够，所引用的材料多是二手的，所依据的一些译本也并非权威译本。
除上述以外，还应该提到的中西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的著作还有周来祥、陈炎著《中西比较美学大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卢善庆主编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邓晓芒、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等。《中西比较美学大纲》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但论题上涉及“美学形态论”、“审美本质论”、“审美理想论”、“艺术特征论”四个方面构成的相对自足的理论构架，在时间上涉及从古代到现代的中西美学史，其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作者此前发表的有关文章观点的概括和总结，在写法上基本上是教科书式的。由于篇幅所限，对有关问题的论述大多是粗略的，所以作者将此书称作“大纲”是恰当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涉及的范围是1840—1949年近百年的中西美学，其有特色的部分是对近代中国有影响的美学著作，如对吕澄、范寿康、陈望道的三种《美学概论》、徐庆誉的《美的哲学》、李安宅的《美学》、金公亮的《美学原论》等作了评述，指出了他们所受西方美学的影响。
《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从纵的历史的角度对中西美学的发展演进及其特色做了比较，表现出较好的宏观概括力，但在比较的方法上显得呆板，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比较。其中第五章《美学之谜的历史解答——实践论美学大纲》论题是建立唯物主义美学体系，而与“中西比较”的论题相游离。除此之外，还有以“诗学”或“比较美学”命名的著作，也有一定的比较诗学、比较美学的性质。如陈圣生先生的《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虽不着意标榜比较，但作者立足于中国诗学，同时试图将中外诗歌经验与理论做综合的系统的整理与比较阐发，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李咏吟的《走向比较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虽在《前言》中论及比较美学的历史、方法、思维和目的，但本书未能建立起一个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只是在论述现代美学的审美价值、审美实践、美感、审美体验等美学的基本问题时，使用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方法。
按“比较诗学”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倡者艾田伯的本意，由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比较而得出的某些系统的、规律性的东西，是比较诗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文学界有意无意地将比较诗学等同于比较文论。在研究实践中，与比较文论的成果相比，对世界文学史的史实和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某些规律性、系统性的结论，这方面的成果还太少。这方面的专著约有六七种，其中包括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邱紫华的《悲剧精神与民族精神》、钱念孙的《文学横向发展论》等。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由于出版较早，近来又有再版，在市场上流通较广。该书用“拯救与逍遥”来概括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这个概括是否科学显然还值得讨论。作者在《引言：作为价值现象学的比较文化和比较诗学》中认为本书的研究是“比较诗学”的，但又在“后记”中做了“消解”，称：“本书根本就不是比较诗学，否则，只会败坏比较文学的声誉。”这本书在写法上具有相当浓厚的西化的、“后现代”的色彩，行文布局散漫，近于学术随笔的连缀，不过仔细读来，有时还能在某些段落读到有启发性的闪光的句子。
邱紫华的《悲剧精神与民族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从悲剧美学的角度，论述了悲剧性、悲剧精神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悲剧的个体的、社会的根源及其悲剧文学的审美特征，阐述了决定民族悲剧观念的各种因素，并对世界文明中影响最大的四个民族——包括希腊、希伯来、印度、中华民族——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及其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希腊悲剧发达的成因，希伯来和印度的民族精神中的“非悲剧性”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对悲剧精神的复杂影响。论述悲剧问题的著作此前已有许多，但像邱著这样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世界文学中的悲剧文学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书，还是少见的。
钱念孙的《文学横向发展论》试图从世界文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中，总结出“文学的横向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提出了“文学的横向发展”这一概念，并解释说：“所谓文学的横向发展，则是指各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横向联系过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在历史演进中由各自封闭到互相开放、由彼此隔绝到频繁交往，从而逐步在世界范围形成普遍联系的过程；在这种发展形态里，各民族文学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展示了世界文学从分散到整体联系的历史动势。”
他认为用“文学横向发展”指称文学交流现象，既显示了文学交流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形态，又由于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而界定了文学交流问题在整个文学理论范畴系统中的位置。全书从宏观上勾勒了从孤立的民族文学到普遍联系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的横向发展的历程，指出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在横向发展中的不同道路，认为西方文学是“内启式”更新，东方文学是“外启式”更新。作者总结了文学横向发展的现代情势，认为在近现代世界文学中，出现了东西方文学“逆向展开”的现象，即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背弃自己的传统，互相向对方学习和靠拢，作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东方文学西方化”和“西方文学东方化”。指出“跨国度”和“跨语种”文学的兴起是文学横向发展中的突出现象。作者探讨了文学横向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文学的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论述了文学横向发展的渠道和形态，强调了翻译在文学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立“世界文学学”的构想。
作者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显示了世界文学史的丰富的知识修养，每出一论，必有丰富的史实例证做有力的支撑，在论述宏观问题时，始终都以微观的具体材料作为例证和依据，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持论不流于玄虚和空泛，文风严谨朴实，绵密细腻，语言本色老道，使得该书成为经得住推敲和时间考验的、颇为可读的优秀著作。相比之下，还有一部书在内容上与钱念孙的《文学横向发展论》相似，那就是王列生的《世界文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道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但该书缺乏钱著的这些可贵的优长，与钱著不同，王著在论述问题时缺乏丰富的世界文学史料的支撑，行文就不免玄远，作者提出或利用的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如“单项牵引”、“万有自转”、“共律”、“力学结构关系”等等，也显得有些生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