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的论述角度新颖，在全书中写得最有特色。作者认为，基督教文化的进入，使得中国文学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封闭性，诱惑、激活中国文学对世俗与终极、批判与超越、自我与世界、身体与精神等有了复杂的关注与回应。总体看来，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一书较为晚出，有条件借鉴上述两书，因而在论述的范围上、角度上、深度上均有所延伸、有所更新、有所推进。但如将三部书联系起来、比较起来看，它们在构思上、内容上，均有较多的重合，特别是在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方面，所遴选的作家作品大部分雷同，分析的方法和路径也基本一样。这一方面表明这个课题的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还需要进一步更新和拓展，一方面也表明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话题，所能说的大概也就是这些话了。从文献学和文本分析学的角度看，以上三部著作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梳理和分析，基本上可以满足读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求知需要。
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是最为薄弱，这方面的文章很少，研究专著也长期付之阙如。2000年，马丽蓉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具有补缺之功。
在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博士论文中，作者指出，伊斯兰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既不同于佛教文化，也不同于基督教文化，它的影响因族而异，因地而别。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回族及维吾尔、哈撒克等少数民族穆斯林聚居区；也时隐时现地渗透于汉文化之中。伊斯兰作家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是独特而又深远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性”这个重要主题的纵深性开拓，也体现在他们对几种文学的基本体式的前卫性探索；不仅体现出他们鲜明的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也体现出他们的强大的文化包容力，其创作实绩为后人留下了阐释文学与文学关系的广阔的学术空间。
由于伊斯兰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此前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很少，该书也在许多方面显出草创的痕迹。例如，在材料上，只以汉语作品和汉语材料为分析论述的对象；在作家的选择上，以回族的张承志、霍达，王延辉、哈撒克族的郝斯力汗和艾克拜尔·米吉提，维吾尔族的四位诗人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少数几个当代作家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应该说，这只能是抽样性的分析，而不是文学史所要求的对史实与重要作家作品的充分归纳和全面分析。
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可以从更广的层面来考察，例如，探讨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中伊斯兰教文化与其它外来宗教文化的复合影响及其关系，梳理西北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穆斯林文学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分析回族作家的创作中汉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融会及整体呈现的伊斯兰文化风格等等。而真正全面翔实的研究，恐怕还有待于将来。在这方面，马丽蓉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另外顺便一提的是，这本装帧精致的书，属于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的一种，也是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但由于编辑校对上的粗心，封面上作者姓名竟然被张冠李戴了——作者马丽蓉的名字被写成了丛书中另外一本书的作者的名字，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除了极少数例外，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真正的宗教徒。他们与宗教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对不同的宗教文化兼受并蓄，在创作中受到不同宗教的交互影响。因此，除了对中国作家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分别进行研究外，对中国现代作家与多种宗教文化的综合研究，也是揭示中国现代作家与宗教关系之实质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刘勇（1958—）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作了有益的探索。在该书的“引论”部分，作者强调了综合地研究宗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问题的必要性。他指出，宗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就不可能仅仅对某一部分作家和作品产生作用，它必然以文化的特性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或某个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产生影响；很难说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只是受到了一种宗教的影响。
作者选取“宗教文化”这一更高、更广阔的视角力图探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多种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关系。在探索和揭示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作者采取了对有关作家的创作过程和作品文本进行细致解剖分析的方法，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和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将渗透于创作中的宗教文化因素呈现出来。全书列专章细读的作家有许地山、废名、曹禺、林语堂、郁达夫、巴金、郭沫若、戴望舒。可以说，全书的特色主要在于对作品的细读。
细读一方面固可以探幽发微，指点出渗透在作品中宗教文化因子，但另一方面，由于带着“宗教文学”的“期待视野”，有时就很难免将一些并非受到宗教影响的、但与宗教意识不意相通的个人体验、或与宗教意识貌合神离的精神表现，归结为宗教文化本身的影响和渗透。例如，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巴金等的所谓“忏悔”是否是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等，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通过这些不同个例的分析，作者力图说明，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不仅仅是文学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更复杂、更内在的关联；宗教意识与审美意识常常融会在一起，因此宗教意识也是不可忽略的审美尺度。
在外来哲学思想中，对中国文学造成影响的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对于人道主义、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还很薄弱，在专著方面能够看到的各有一本书，即韩毓海的《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和邵伯周的《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似乎并不太成功。韩著是一本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全书使用随笔形式来写，行文散漫，令读者难得要领；邵著对“人道主义”的界定流于表层和宽泛，制约了研究的深度。
相比之下，1980年代后我国学界在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方面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主义（或称精神分析学）就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1980年代后，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弗洛伊德热”。
有关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其他代表人物荣格、弗罗姆、拉康等人的著作大量译成中文，国外有关的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著作也被译介过来。同时，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精神分析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论文和著作也大量涌现。在学术专著方面，1987年有两部相关的论著问世。一部是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吴立昌的《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凤高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文学》。其中，吴立昌的《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对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和发展及其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做了较全面的概论，认为精神分析有其合理因素，可以用它来解释文学创作中某些现象。这些看法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是有启蒙价值的。余凤高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文学》分为三章。第一、二章分析了弗罗依德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发生影响的来龙去脉，第三章分别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杰、施蛰存、穆时英等六位作家创作中的“心理分析”因素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了弗洛伊德主义对这些作家创作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虽然在今天看来作者站在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属于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有些苛责，但他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接受历史，在本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开拓之功。
1994年，尹鸿的《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作者以十八万字的篇幅，对弗洛伊德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全面分析。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导论，作者总论了弗洛伊德主义与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他指出，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20世纪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中国文学向来以写实主义为基本的创作方法，以理想主义为基本格调，以情节化、故事化为基本的叙事模式，以政治性社会性为基本主题指向，总体上看是与弗洛伊德主义严重错位的。因此，弗洛伊德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虽然引人注目，但其声势、规模、范围、程度都相当有限，远不能与它同时期在西方各国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相提并论。
显然，作者的这种结论是客观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研究本课题所遵循的原则，即注重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坚持中西比较，强调整体性，追求历史感。在这样的原则的指导下，作者在第二至四章中，分别对五四时期、30年代和80至90年代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学接受弗洛伊德的历史过程和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做了分析。第五、六章则分别对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的文艺美学、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关系做了横向的专题的研究。应该说，尹鸿的这本书并不以文献资料取胜，关于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文学有关的材料，作者并没有做文献学上的总清算，有些重要的相关资料作者没有提到，但该书在理论分析上是有相当深度的。作者不是罗列材料，而是在理论分析上利用材料，对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理论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在精神分析与中国思想文化、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方面，80年代以降，王宁翻译或编选了国外的有关学术论著和文集，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向国内读者介绍评述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到1992年，他将有关的论文结成一个集子，题为《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论文集中，既有他对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演变的介绍和评述文章，也有运用精神分析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中西文学作品所做的个例研究。如对《金瓶梅》、对曹禺的《雷雨》的分析研究、对当代有关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等。其中有几篇文章，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变体》等，从一定的角度论述了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到2002年，王宁又将《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中的论文和已发表的其他有关论文，结集为《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