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为四章，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佛教从印度传来后，对中国文学的渗透和影响。第一章《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论述了佛典的文学价值、佛典翻译与译经文体、佛典的文学表现；第二章《佛教与中国文人》，分别论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至晚清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与佛教的关系；第三章《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分别论述了佛教与中国散文、诗歌、小说、戏曲、俗讲与变文、宝卷等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佛教的关联；第四章《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分别论述了六朝佛教义学与文学创作新观念、“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境界”理论、以禅喻诗等中国文学观念中的佛教影响。
作为一本中国文学与佛教关系概论性质的书，《佛教与中国文学》为读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并在历史史实的分析和描述中，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在此后出版的《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中，作者将这方面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了。“维摩”及“维摩诘”，也就是在我国传播甚广、影响甚大的佛经《维摩诘经》中所刻画的主要人物，有关观音（观世音）信仰的经典和《维摩诘经》都具有相当强的文学性或艺术形式，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作者指出，观音信仰的核心是现世救济，它广泛流传于社会各阶层中；而维摩信仰的重点是宗教哲学，它主要受到知识阶层的欢迎。观音信仰和维摩信仰体现了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潮流、两种倾向。
观音信仰和维摩信仰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适应中土传统思想的特征，因而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从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角度看，观音信仰和维摩信仰被纳入了中国文学艺术当中，在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中，都有相当集中的表现。作者分专题较详细地描述了观世音和维摩诘在中国文学中的种种表现，并对这些表现的意义做了探讨。涉及到的主要论题有六朝名士与维摩诘、六朝观音应验传说、唐代文学居士与维摩诘、净土信仰与净土观音、大悲观音信仰与文学艺术、唐代俗文学中的维摩诘、观音的俗神化与艺术化、宋代的官僚居士与维摩诘、宋代以后文学创作中的观世音等。作者在浩瀚的文献古籍中，收集整理出了有关观音与维摩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做出了自己的整理和阐释，显示了作者所一再强调的以恢复、描述和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为宗旨的朴素而又科学的学术理念。
上述孙昌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典文学与佛教，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方面，谭桂林（1959—）做出了突出贡献。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佛学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学术期刊上虽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但系统的学术论著一直还是空白。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之关系的研究方面。直到谭桂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的问世，这个空白才得以填补。在这部博士论文中，他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做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清理，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见解。
他指出，20世纪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被削弱和被淡化了，相反，20世纪初恰恰是佛教复兴的时期，那是和此后直接和间接受到佛教影响的作家，既有20世纪初从事文学改良的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夏曾佑等，也有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干将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既有20至30年代即已成名的郁达夫、许地山、俞平伯、宗白华、废名、瞿秋白、丰子恺、徐志摩、夏丏尊、老舍、高长虹、施蛰存、沈从文等，也有40年代蜚声文坛的后期浪漫主义作家无名氏和徐訏。
在20世纪那个政治中心的时代里，虽然佛教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已经从主要的降为次要的，从前台退居后台，但佛教与文学的精神纽带并没有被割断，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和形态连结着这一古老的文化姻缘。作者着力研究和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及其所呈现的新的方式和新的形态。既有20世纪佛学与中国文学关联的纵向梳理，也有若干重要的横断面的解析。作者分专章论述了晚清佛学复兴思潮与文学改良的关系，探寻了新文学作家的佛学渊源，分析了现代作家厚佛的心理基础，指出了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富有独创性地总结出了现代作家与佛教关系的四种模式，即信念型——把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修养型——以佛教来修心养性，研究型——把佛教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实用型——把佛教题材采用到文学创作中。作者将佛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的研究牢牢地落实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中，分专章专节对十几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文学主题的佛学分析，使全书的宏观概括与微观解剖密切地结合起来，作者在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时候，始终注意克服由于反复强调佛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而可能导致的放大、夸大两者之间关联性的倾向。史料的丰富及其正确运用、理论分析的透彻及阐发的科学与适度，使得全书成为一部难得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当然，也存在缺憾。主要表现在本书的论述范围是“20世纪”，但全书百分之九十的篇幅论述的范围是20世纪头四十年，佛教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仅有一章的篇幅，没有能够充分展开。除谭桂林的著作之外，王广西的《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也值得一提。论述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百多年间的中国近代诗坛与佛教、佛学的关系，对俗界诗人的创作与佛学、僧人的创作与佛学的关系分别做了评述，其中涉及到了在一般文学史上难以提到的许多诗人及其作品。
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一直是受到学者重视的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就写过《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1940年代，朱维之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涉及到了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内容。1980年代后，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大量论文陆续见于各学术期刊。特别是1995年以后，几部以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论著陆续出版，其中有基督教《圣经》与中国的《诗经》的平行比较（如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张立新的《神圣的寓意——〈诗经〉与〈圣经〉比较研究》），而更多的是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的研究著作，而且大都是博士论文，显示了这个课题所具有的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一部该课题的研究论文是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约二十万字，上海学林出版社）。该书从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分六章对中国现代文学——重点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展开论述。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基督文化精神、忏悔情结、对基督教的怀疑与批判等问题，做了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对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的角色进入他们视域的基督教文化不得不采取了半推半就、欲迎又避的矛盾态度。他们一方面强烈地需要基督教文化的终极价值，一方面回避或否定它的物质形式和某些教义信条。尽管中国作家也热烈地礼赞过基督教文化这轮“幻想的太阳”，并在基督教的启发下为自己和整个民族忏悔，但他们却经历了信仰与反信仰的曲折反复。
由于五四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实质——特别是西方人即使在对基督教的持批判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精神上的绝对信仰——未能切实把握，又受到以批判揭露基督教为主题的西方近现代文学作品的影响，从而强化了中国现代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内在的反感和疏远。总之，基督教和中国现代作家之间一直隔着一道无形的屏障，中国现代作家始终是在“十字架下徘徊”。作者认为，这也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持久美学意味的一个原因。马佳的这些结论是否正确又当别论，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缺乏深刻悲剧意识和终极关怀意识，原因很复杂，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有价值的。这部书的特色，也主要在于他既分析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分析了这种“反影响”，而且在研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所采取的冷静的反省态度，也是可取的。
杨剑龙的博士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二十一万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全书选取了十五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苏雪林、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曹禺、徐訏、北村、张晓风——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指出了他们的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及其不同表现。如鲁迅如何推崇基督的充满着爱与牺牲的救世精神，周作人如何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人道主义的精髓，许地山如何关注人性在受窘压状态下的挣扎，冰心的创作如何充满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庐隐的创作如何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感伤风格和悲剧色彩，苏雪林如何为耶稣伟大的人格所感化而描绘主人公对基督的皈依等。
在揭示中国作家对基督教文化正面接受的同时，作者也分析张资平、萧乾、老舍等对基督教教会、神职人员及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本书注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影响分析，在作家的传记资料和作品中，寻找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痕迹。杨剑龙的研究表明了，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方法的实质，就是作家作品的分析，其中既包括文化分析，也包括审美的分析。影响研究“过时”论者认为影响研究不能确证“影响”是否存在的看法，是不符合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杨剑龙的这部书的长处在于丰富细致的作品的影响分析，但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纵向的历史线索、宏观的理论概括，则相对显得有所不足。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第三篇博士论文是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二十七万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论述的范围扩展到整个20世纪，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意义》，纵向地论述了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渊源与时代特征；中编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通过对鲁迅、周作人、冰心、许地山、沈从文、曹禺、萧乾、张资平、林语堂、张晓风、海子、北村等十二位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分析，论述了基督教与中国作家精神联系的个体性与丰富性，也是全书的核心部分；第三编《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探讨了《圣经》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圣经》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上帝话语”、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耶稣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