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是城南的支撑点。它是一片丘陵，隆然耸立，在冬天的萧条里俯瞰着中华门。在平日，它是名胜之地，人站在小亭里凭眺西枣茄色的烟霭，或者默坐在古庙中吃茶，在春风满天的时节，常常有人在这里放风筝。满脸胡子的国府秘书长，打倦了太极拳和唱腻了“司马懿”之后，忽然提倡赶马车，忽然提倡放风筝，于是，蜈蚣、凤凰、美人等各种纸鹤飞满了春天的天空。专给死人做纸衣服、纸轿子的纸扎店，一下子也生意兴隆起来，老板天天吃鸡吃得鼻尖光光的。满城人的狂热，报纸上又增加了漫画，使这个雨花台更增妩媚和神秘。雨花台虽然髙耸于地平线上，但在远古时代，却仿佛是河底，地层里全是五彩的雨花石子，挖掘了几百年，蕴藏还是这样丰富。这种石子和燕卵一样大，圆圆的，腻滑得像凝脂。许多人倚赖它过日子，卖给游雨花台的游客，或者陈列在夫子庙前的地摊上，用一只古碗装贮着清水沉浸着，显示出各种颜色和花纹，用各种诗意的名字命名，标着价格，从两角钱一袋起到几十元一枚。这种石子，作为玩赏是很有意思的，但对于军队来说，却是捣乱分子，因为做工事的时候圆锹和十字镐挖不下去，筑成的工事又十分脆弱，经不起炮击。雨花台和中华门的守军是以守闸北出名的那个师。但是，在闸北撤退以后，经过苏州河、清阳港诸役，这个师的素质有了重大的改变，战斗力也有很大不同，历次补充的新兵使它充满了“老百姓”。
在闸北时，巩克有是上等兵，代理副班长；段清生也是上等兵，轻机关枪手；王洪钧是一等兵。现在，巩克有已经升做中士班长；段清生升做下士，仍旧和他的轻机关枪在一处，兼当副班长；王洪钧也升了级。他们都是志愿兵，在军队里混得太久了。段清生一脸麻子，爱笑，笑声壮大而放纵，在四川老家当过“棒佬儿”，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巩克有爱说话，他的话像溪水，不断的从口中流出来，繁琐的安徽口音使寂寞的人欢喜而使沉静的人厌烦，但是他还是说他的，不管别人是欢喜还是厌烦。他说话用低弱的鼻音，爱和人吵架拌嘴，但在别人认真起来的时候，他又往往一下子无邪的笑出来。他爱吃零食，抽烟，有一次在哨位上吸纸烟，被敌人打了两枪。一班人，只有三个老兵，其他都是刚征来的新弟兄。
这些新弟兄使这三个人头痛。他们是农民，惯用锄头、铁耙之类的简单工具。比锄头复杂得多的步枪握在手上，就没有一点办法：装子弹分解动作不知道是七动还是七十动；瞄准时左眼闭不拢，要人用手指按住，手指一离开就弹簧一样立刻张开；投掷手榴弹时，往往没有拉火绳就掷了出去，甚至连保险盖都没有打开。总之，没有训练。在新兵教育训练的三个月期间，他们虽然每天比乌鸦还起得早，比农民睡得迟，虽然他们脊背上不断地遭到拳头和皮带的抽打，操练过“稍息”、“立正”，高喊过“一！二！三！一四！……”但是，他们仅仅完成了操场教练，没有射击教练，没有战斗教练，也没有土工作业。他们的操场教练也是可笑的，明明是向左转的口令，却有三个向右转，两个向后转，正步走像一群鸭子，有的出左脚，有的出右脚，有的像踢皮球，有的膝头始终弯曲着；最笨的，教练要用一根皮带拉住他的脚，要他记住一是左、二是右，但到解下皮带来，他的脚又无所谓左右之分了。这样训练出来的兵有什么用？还不是当炮灰。并且，后政又给地方上的蛀虫们弄坏了，没有宣传，没有对被征人家属的优待和慰问，只有敲诈和恫吓，只有穷人被征兵，哪怕你是独子或者有隐疾。这样，这些新弟兄不但不会打仗，而且常常找机会开小差。
太阳升起了，天气渐渐暖和。一群敌机飞过以后，巩克有和王洪钧从地洞里伸出头来，向天空望望。天空，波状的云层那样薄，三队九架编队的飞机，将移动的黑影衬在蓝天上。巩克有没有看明白，问道：
“乖乖！——我们的么？”
王洪钧沉下脸回答：
“我们的？——蛋是我们的！鸡是日本的！”
他们笑了起来。和日本人已经打了一百多天，他们已经把战争当作生活和游戏了，根本没有什么恐怖和惊慌，这样的飞机编队群，在他们看来，和小孩子眼中雨后河岸上的黄蜻蜓一样。而那些新兵，不是刺猬一样蜷缩在壕沟里，就是看庙会一样暴露在阵地上。
“这些熊种！”
“有什么办法呢，这叫做尼姑养子牙，没有鸡巴也出芽。”
“我看不是没有办法。交给我训练他们三个月看看！保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吹牛皮。”
前面忽然射击起来。
段清生抱着一挺捷克式轻机关枪从掩蔽部跑出来。一看，敌人那样多，那样近。他连忙把枪架好，把绿色的枪衣掷在脚边，打开了保险机。他从子弹袋里抽出一个子弹匣来，用右手拿着，伸出一个手指把防尘盖向前推开，再抬起头一看，却哑然失笑，又把子弹匣松弛的放下来。原来那样多的人都是中国兵，是新兵，他们潮水一样向后面退，跌跌爬爬，有的把枪抛在路上，有的让后面的人从腿上、肩上踏过。他们那样密集着，七八十人一齐跑到前面一道土堤上。敌人在哪里呢？只有一挺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冷落的步枪声。一会，他终于又发现敌人了，约有十二三人，追在中国兵背后，射击着，一枪贯穿了三个中国兵的背脊。段清生立刻又装起了子弹来。当他瞄准的时候，又为难了，那些新兵挡住了他，如果射击，就得先打死自己的人。他叫起来：
“散开！散开呀！你妈啦屄，散开呀！——”
巩克有和王洪钧也吼叫着：
“你们跑鬼吗！你们怕鬼吗！……”
“回过去打敌人呀！”
如果新兵真的回过去，敌人一下子就可以被消灭的。
但是这些溃乱的新兵并没有回过去，也不知道疏散，死的和伤的躺在路上，活的仍旧沿着土堤向后跑，把敌人引了过来，像一枚针引着一根线。巩克有向天放了一枪。
这些新兵却不怕自己人的枪，或者根本没有听见他的枪声，仍旧向阵地跑来，像一群任性的牛。只有五六十公尺的距离了，假若再不阻止，阵地就被这些新兵自己突破。
而不消灭这些敌人，新兵的死伤不会停止。
段清生扣引了扳机：
“卡，卡！卡……卡，卡，卡……”
十几个新兵给打死在前面。于是，他们像给旋风吹了一下的尘土，向四面散开，或卧伏在地上，立刻把正面让了出来。“卡，卡，卡……卡，卡，卡……”
“啪！——”
“啪啦！——”
十二三个敌人全被打死在土堤上，在日光下躺着血污的身体、破碎的日本旗和曾经吃过中国人血的机关枪和步枪。
金陵兵工厂早已搬空了。它厂房坚固，是用钢骨水泥做成的。一个追击炮连在这里防守，有四门八二追击炮。连长黄德美，是到南京以后才升擢的，在防守闸北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少尉排长。他是福建籍的华侨，生长在棕榈树林的爪畦南部海滨。他热情，尤其是对于祖国，他爱得执拗。他精通英国、荷兰、马来亚的文字，也略懂一点法文，普通话说得很流利，福建话说起来像燕子。他的签字是ODB三个字母连写，这是他姓名的缩写，是照福建话发音拼的。他不多说话，爱沉默，爱幻想，沉思的两眼老是向远处凝望。在凝望里他回到了南方：看见了升起于帆影、棕榈树叶中的猎户星座，看见了秋葵，也看见了玉宝，看见了各种图案的纱笼，看见了海岸和白云，看见了印度人头上顶着什么东西，看见了为神话的雾所笼罩着的覆舟山，看见了假寐的鳄鱼把头露在涟漪的绿水上，张着大而红的口捕吃飞集的苍蝇。他是被“一·二八”的炮声召回的，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在这个师作见习，从一九三六年八月直到今天。他有自己的“五年计划”，为了对祖国的热爱，要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把五个弟弟移植到祖国来，要他们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为中国生，在中国死。大弟弟黄德禧已经考入航校，二弟弟到了新加坡，其余的三个还在明月和棕榈树叶影间的故巢里。他爱祖国是没有条件的，完全是狂热，近于恋爱、轻信和纯真。因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弱小民族的命运直接激荡着他的生活，父亲所经营的棕榄油工厂从全盛到破产，那是南太平洋华侨最有代表性的遭遇。最初，他在自己的岛屿上梦一样的翘望着，隔着海雾和黄浊的风浪，祖国的脸相只是遥远大陆的一种缥渺的投影。以后，他投入祖先的发祥地，不等到寻根究底，甚至连眼鼻也没有看清楚，就欢欢喜喜的穿起军衣，把自己和多角形的现实分开。为了祖国，他每天有两套衬衣给热汗染黄，染黑。他和士兵在一起，打野外的时候和士兵一样在泥土上匍匐。他把祖国当作一首诗，当作一支歌，写信给玉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竭力雕琢刻画，不是死的文字，而是一种力量，使人红了脸的欢喜，使人闭着眼让月光空照在脸上的怀想。在从芜湖向南京开拔的时候，他们乘坐的是无篷的“铁皮”，车里充满震荡和喧嚣。但是在他的信里，却把“铁皮”喻作摇篮，把震荡喻作可爱的推荡，把喧嚣喻作睡眠的歌句，“美！美！到中国去啊！……”“八一三”战事发动，他像含苞的花怒放在春风里，像青翠的禾苗茁壮在春天的雨后。生命洋溢，神采焕发，遥远的希望一下向自己飘落。他第一次举起枪，欢喜使他糊涂，兴奋使他叹气，像在月夜的神秘的棕榈林深处和秋葵的第一次拥抱。他第一次以血肉作誓为祖国的命运战斗。他第一次向敌人射击，昂然抬起年轻的头，把屈辱撕成片片，把镣铐折成段段。比蜜蜂更勤劳，比狮子更勇猛，比常绿乔木更坚贞，他在炮火和艰难里使闸北屹立如巨人。
但是，从大场被敌人突破的那一天起，一切完全不同了。昆山一役，中国军队像决堤的洪水，不停的溃退，他愤怒而又绝望了。他用手抓着头上几个月没有梳理的、芦苇一样的乱发，仿佛这头发就是他的仇恨，他要一下把它们拔下来。他温和的声音因为不断咆哮而变得撕哑了；他的嘴唇出血，结成紫疤；他的眼窝深陷下去，脾气暴躁起来。一支女用的有螺钿光泽盼钢笔，是秋葵的赠物，每当拿起它的时候，口中总像刚咬了一口苹果，醇厚的香甜里有一点清幽的酸涩。但是这次，他却因为写错一个没有关系的字把它重重地戳入坚硬的桌面去，把笔头弄坏，像卓别林的腿，把笔管弄破，染了满手的墨水。这笔，现在用纸包着，和他的枪一起，亲切的带在身上。他开始幻灭。“一·二八”暗淡的脸色噩梦一样搅扰着他。他要反攻，但却像狂风里的树枝，无法逆转，反而给压迫到另一个方向。而那远远的希望，有时又热烈的回到他心上，他想振作自己，一也想振作别人，他的同事，他的士兵。他已经撕哑的声音更撕哑，信徒一样说着大言壮语。这些大言壮语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仿佛突然涌出的喷泉，他自己也常常为它的力量所震撼。但说过以后，又常常感觉空虚，非常的空虚。
有一天，他们的军队走到一个村落。脚上的泥泞胶结起来，他坐在一个稻草墩上脱下鞋子。天还没有晴，低凝的浊雾像飞灰。飞机往复在低空飞，发动机发出连续不断的摇曳不定的苦闷的声音。路上人叫马撕，还有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这种情形，他们已经遭遇了多次，习惯了。人在极度疲劳的时候，所要的只是休息，连生命的危险都不计较了。他也一样，把背脊靠在稻草墩上，两臂交抱着，眼茫然的向前望。前面是低矮的屋檐，有麻雀在叫。他并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打算看见什么。但为了看一看天到底有放晴的意思没有，他终于厌倦的歪着头瞟起眼来。天色仍旧是污布一样，檐前一个蜘蛛网，晶莹地散缀着几粒水珠，一个蜘蛛在上面爬，晶莹的水珠微微颤动。这蜘蛛像在寻觅什么察看什么，又像要整理它的网，纤细的脚攀援着，黑色的大肚子使它的动作显得笨拙，终于一粒水珠被它的脚拨落了。他忽然身体一震，记起一个故事来：一个战败的国王逃到森林里，丧失了雄大的元气，就是看见这样一个蜘蛛，然后收拾残部，把战争坚持下去的。他跳了起来，发觉鞋子没有穿在脚上，而脚又踏到污黒的泥浆里。他吹了集合哨子，那些正东倒西歪地坐着或者睡着士兵们，一下子零零落落的向他拢来，手脚疲倦的挪动着，仿佛害了软骨病。他向他们演说，撕哑的声音使他窒息。他挥舞着手，做着各种手势：一下树枝似的伸向天，一下祈祷一样合抱在胸前，一下像抛弃什么那样向地面投去，一下举起拳头摇撼着像要打人。他用这些手势帮助自己说话，加强语调，解释一切。他说了那个蜘蛛的故事，说了南洋群岛华侨的热望和生活，说了“一·二八”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中国的情形。末了，他力竭声撕的摇着头，两只手一下伸出，又猛地收回，一次又一次的叫道，“我们宁愿把中国喂狗，也不能亡给日本人！我们活一天，就要打一天！打下去！打到不是日本死，就是中国活！在上海我们打了七八十天，我们没有败；我们退了下来，我们才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的。要不败就得打，要死就退！那个国王，他坚持打下去，他说：我难道不如一个蜘蛛吗！我们，难道也不如一个蜘蛛吗？我们一样要打下去！我们再不能像这个样子，这样萎靡不振！我们不要怕，不要灰心，我们要胜，我们要活，我们就要和那个国王一样，再打！打下去！我们要打下去！——”最后几句，和呼口号一样，士兵在下面高呼起来。从这天起，他又奋发起来，今天在南京的战火里，他又是那样强硬而坚决，比蜜蜂更勤劳，比狮子更勇猛，比常绿乔木更坚贞。
四门追击炮不断地向敌人轰击；敌人也不断的向金陵兵工厂攻击。从上午到下午三点钟，炮被损坏了一门，人也陆续死伤，两个排长受伤下去了。
前面的队伍退下来。黄德美连的士兵有些动摇起来，压低了声音愁苦的互相低语，但是，当他们看见连长还沉静的在阵地上，还那样泰然自若，大家也就有所依赖的安定下来。
其实，今天黄德美的心是焦灼的：前面的枪声愈来愈近，炮弹不断地打在作为阵地的厂房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的向后撤退。联络断绝，情况不明，派了一个传令兵出去也没有消息。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主官的行动仿佛是一个球体的重心，略一移动就要引起稳定状态的破坏，无法恢复平衡。他故意这里走走，那里逛逛，使每一个士兵都能看见他。
又有一队队形散乱的中国兵从前面退下来，有的将枪像扁担一样横在背上，有的把步枪作手杖用。忽然一个人在叫他：
“黄排长！——”
那是一个中士，隔着破墙和木头、沙包做成的工事向他举着一只手。“嘿，刘广恒！”黄德美欢喜的叫了起来。一句“怎么你们也退下来了”的话刚涌到口边，他又警觉的把它咽了下去，改成：“怎么一一你们打死了好多敌人？”
“不少！一”刘广恒注视着他的左胸。“高升连长啦！几时要吃酒。人妈的！可不是今天这个仗，——”刘广恒忽然顿住了，摇了摇手，问道：“黄排长！你怎么不退呢，大家都退下来了。”
“还没有命令呀。”他狼狈起来。他不愿意说这样的话，勉强地在口边发出一个微笑。
“哪还有命令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