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是相当严重的不利。但是，胜利绝不是廉价的，也绝不是直线的。何况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国家和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停滞在农村经济状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胜利是跋涉的长途，需要怎样艰困地去争取啊。中国和日本今日的战争正是这样。而作为一个国家象征的、我们的国旗，所以有四分之三幅是强烈的红色，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又何况，南京的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而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潭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最近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开始熹微的、照着中国的军旗了。这些，都是铁一样有力的事实，失败主义因此受到了判裁，滚吧，滚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去吧！
但是，对于给我劝告的和为我有所顾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的纯真的心，无论如何我是感谢的。这感谢，是由于我自己所承受的太多，也由于他们给予我所热爱的祖国的比给予我的更多。
我为什么这样写呢？
第一，历史是一个真实。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从古代英雄的画像里，我们看见了一种非人间的雄姿，心上虽然崇敬着，被崇敬的却不过是一些线条和色彩，一种和这些线条和色彩相结合的、我们自己心头的想象，其实已经不是那英雄了，那英雄已经被我们在崇敬着的时候忘记了，因为他已经被这样的画像和想象所篡夺所歪曲了。你愿意看走样的、古代英雄的画像么？你愿意读这样的历史么？你愿意人们改变我们抗战的姿态——那是你自己也在里面的。但是把美丽的颜色涂得太厚，因而使你失去难有的亲切之感——那样的事在这里发生么？因为不真实，也就不再有生命，所以没有亲切之感了。涂脂抹粉不但是笨拙，并且是罪恶。真实并没有什么毒，为什么非改变不可呢？真实最美丽，为什么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并且，唯有真实，只要是真实，对于我们无害而有益。
第二，在事后说谴责的话，那是卑劣的。而在事后说英雄的话，同样并不漂亮，并且是无益的。既不是教堂中的谴责，又不是阿Q相的讥讽，目的是什么呢？是暴露么？一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作为暴露吧，假使这暴露的侧面给我们的是经验、是教训。经验是血肉所升华的，教训是错误所沉淀的。怕触到失败的原因，就没有经验，怕触到错误的事实，就没有教训了，虽然经验和教训是客观的存在着，如同那满垄金黄的秋稻、丰饶而成熟的存在着。金沙也是客观的存在着的，苹果也是丰饶而成熟的存在着的，前者要人从泥沙中去淘取，后者要人从树枝上去采摘。不淘取，宝贵的金冠不会在人间出现；不采摘，香甜、红艳的果实会自己腐烂。而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那也是历史的存在着的，铁一样的。让我们勇敢的承认这失败的原因和错误的事实吧！因为这等于勇敢的把经验和教训接过手来。过去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有把握现在和未来，用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把握现在和未来。但是，假如本书真有什么可以诅咒之处，无论是由于人的视觉的可怜，还是由于我自己的笔力的不幸，我都负责，让一切不洁全归于我吧！而抗战，它和神光一样，是那样神圣，那样崇高，那样光辉，那样不朽啊！
一般说，战争是力和力的对比。但是，所说的力，并不是机械的力，而是一种相对的力。从这一前提出发，法国一个着名的军事理论家作出了防御的可能性和它的优越性的结论。
我也曾在一篇论文中说到过战斗意识和战斗技术间的力的平衡的问题，也归结到这一个论点。但是，结论并不是战术的，而是政治的。因为我们不只是用军事抗战，我们更需要政治的抗战。
从南京的一战看，有防御的可能性，却没有防御的优越性。
为什么？因为，防御只是一种战术。这个军事的力的运用，是需要和政治的力配合起来的。不幸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政治的力的认识，是太不够了。
所谓相对的力，应该包括军事的力和政治的力在内。而防御，不过是军事的力，并且不过是军事的力的一个形态，而不是全部。因此，在军事上，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兵力的攻击，使劣势的防御仅仅作劣势的防御，那自然是脆弱的。
就是从战术说，从防御本身说，在相对的力的运用上，一样有重大的缺陷。
南京的防御战，我们虽然承认是不利的，劣势的，脆弱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它一定得那样狼狈，非那样落花流水不可。相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运用，可以有不同的结果。那样的结果，将使南京的防御战以完全不同的雄姿出现，而南京的一战之后的两军的形势也将是另一种的展开。那样的结果，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而自己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本来，南京的防御战，最好在它的外围进行，把镇江、句容、溧水、芜湖的一线强固起来。但是，由于淞沪的一战，这一企图，受了限制。
那么，由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江宁的一线保卫南京，应该是可能的。但是，它又给“太平天国的打法”断送了！
就说“太平天国的打法”吧。既然决心死守，那就死守下去吧。在军事上，迟疑和动摇是比处置错误更不祥的，这是小学教科书的第一课。但是，大言壮语后面，竟是退却！
退却又何尝不可以。退却有利，退却就不是不勇和无能。退却假使能够把握着适当的时机，有整个的计划，退却就等于胜利，通过这样的退却就可能收获胜利。邓龙光部克服芜湖就是这样的。芜湖的克服，不但是邓龙光部退却胜利的完成，它差不多把敌人的第十八师团和伪军于正山部全部歼灭，使敌人从此不敢也不能够再沿江南铁路南进。
当时的形势是那样危急，像一片枯草落在火边。邓龙光部不过是一个师，和一路收容下来的残兵散卒，却作出这样的奇迹。并且，他们的行动，虽然出于一种战术的认识，但并没有什么计划。所以，假使卫戍南京的部队能够有一个退却计划，集中兵力，攻击一点，当敌人麻醉在胜利的满足中和后续部队没有到达的时候突围而出，至少不会有那样惨重的损失，至少可以有克服芜湖那样的胜利！但是，事实上的退却却是十几万大军蜂拥渡江，而滚滚不尽的长江里又没有什么船舶，挹江门的守军严峻的放起枪来，于是，秩序完全混乱了，损失大于死守和突围！
这是血淋淋的经验！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这是战术的错误！
这是赌一个民族的百世的命运！
在这里，谨以我的小小的鲜红的心，献给从南京退却的、在惊风骇浪里艰苦卓绝把抗战支持下来、稳定下来而又坚持下去的将士们，作为四万万人中的一人最高的感谢！
抗战起来不久，就有“伟大的作品”的呼声提出了。
但是，写作，敢有什么伟大的野心呢？没有人比抗战着的将士更伟大！没有作品比抗战本身这史诗更伟大！在用血写作的人面前，用笔写作的人是渺小的，像花渺小于宇宙！在血写成的作品面前，墨水写成的作品是无光的，像流萤之于太阳！
自己所以拿起笔来，只是因为给一系列壮烈的故事深深感动了的缘故！
使我愤怒，使我动手写这本书，使我难以自制的，是这样的一件事：
去年夏天，我在衡山。星期日，常去访问在长沙相遇的孙福熙先生、初相识的艾青先生和刘躬射先生，也常去访问池田幸于先生。对于鹿地、池田夫妇，他们从敌人的一边伸过兄弟的手来，完全摆脱血缘的成见，站在正义的哨位上，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和感谢，有说不出的尊敬和同情。而且，从他们的谈话里，我还可以听到许多别的地方所听不到的话，譬如“野菜运动”，譬如某一战役中敌人的战术和攻击方向，譬如日本的军事工业的某一侧面。
有一天，他们对我这样说：过去，他们把中国的报告文学看得很高。但是，最近在日本，除石川连三的《未死的兵》以外，又有了一部十六万字的新的报告。自然，那是歌颂侵略战争的，在意识上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从它的分量来说，从作者的写作态度一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作态度来说，又是中国的报告和作者所不及的。但没有记住书名和作者的姓名，只知道里面叙述的是从杭州湾登陆到徐州会战的故事，作者是一个通信士。
我惭愧了！为自己，也为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