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曾经被克里斯蒂娃自嘲为自己发明的一个小玩意，但就是这个小玩意让她在文学批评界大获成功，如今这个小玩意又漂洋过海，活跃在中国的学术界，成为理论刊物、高校研讨班、学术会议等场合极为活跃和时髦的一个词。我们有必要对它进入中国时的历史语境进行勾勒，以便更好地了解其本身。
互文性进入中国的历史语境
一、1974年泰凯尔集团造访中国及其接受的“错失良机”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是法国思想界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雅克·德里达、路易·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吉·德勒兹、让·鲍德里亚、皮埃尔·布迪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阿兰·图雷纳、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这些人的思想至今在法国仍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对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的互文性就是在这一时期萌发，并经过一个重要的媒介途径——《泰凯尔》关于这一杂志的国内资料可以杂志流传于世。这个杂志创办于1960年，最初是一帮作家创办的，其得名来自于尼采的一段话：“我想拥有这个世界，我想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拥有它，我总是想拥有它，永远拥有它。”巴特、德里达、利奥塔、克里斯蒂娃等都与这一刊物过从甚密。索莱尔斯更是杂志初创时的内部成员之一，后来又作为杂志的主编经常发表先锋文学作品，其目的与杂志的目的一致，都是力图影响文学创作、改变传统写作模式，其创作实践就是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和巴特文本理论的注脚。克里斯蒂娃的诗歌理论思想以及最早阐述互文性的文章也常常在这个杂志上露面。巴特作为索莱尔斯小说的评论者，除了在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外，更是常常滞留在杂志的办公室，认为“泰凯尔集团相当诱人，它是现代性的化身”，同时说：“《泰凯尔》这份杂志对我而言是一桩至关重要的事业。”
1974年4月到5月间，《原样》杂志的代表性人物索莱尔斯、巴特、克里斯蒂娃、普列涅、弗朗索瓦·瓦尔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造访中国的西欧知识分子。当时的中国处于学术的荒芜期，一场闻名全世界的政治运动正在火热进行，他们到来之时正处于文革的第三阶段，即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间，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火热的“批林批孔”运动。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泰凯尔集团在中国进行任何学术活动都是不现实的。
在中方的安排下，他们游览了北京、上海、洛阳、南京、西安等地，对于这一切巴特则表现出“懒洋洋的”。在巴特的眼里，中国是散文化和没有颜色的，与他考察日本后显示出的巨大激情不同(他在日本考察后，写下了著名的《符号帝国》)，他基本没有为中国写下什么文字，这显然与旅行团的安排和中方的接待日程安排有关。据克里斯蒂娃回忆，巴特始终表现不出热情来，当别人去参观时，他有时干脆在车上睡觉。
克里斯蒂娃则对一切都感兴趣，汉字、京剧、丝绸、风景、雕刻品、道教文化、精美的瓷器、各地的佳肴及翡翠般精妙绝伦的中国诗歌都使她兴奋不已。与此同时，她又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教条主义”及苏联模式，这些后来被她记载到回忆录中。克里斯蒂娃在自传体小说《武士们》中描述了游览中国的情景：“一辆客车载着我们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当时很少有欧洲人能看到这些，我们的眼睛贪婪地欣赏着碑林、雕塑、珠宝、文字。巴尔特经常留在旅游车里，或者在博物馆门口等我们。这种纪念仪式、这种线性关系、这种血缘的梦想让他感到无聊。”他们在中方的安排下看革命样板戏、户县农民画、针灸麻醉等节目。西安之行使她对杨贵妃的沐浴地贵妃池及作为母系氏族社会遗址的半坡深感兴趣，对中国妇女及儿童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导致她归国后写作《中国妇女》和亲身体验女性生育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学术上对母性问题的关注。她后来的著作《恐怖的权力——试论“abjection”》就是用精神分析来研究母子关系的。
克里斯蒂娃为这次旅行写下了《中国妇女》，显然是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及符号学理论生硬地去对中国妇女进行切割，这种切割使中国妇女甚至整个中国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导致了无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父权、夫权对妇女造成的压迫，而将他们极端美化。下述这段对中国西安户县附近农村妇女的描述文字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一大群人坐在太阳底下，她们在默默地等待我们，一动不动，眼神沉重，甚至一点也不感到好奇，不管怎样说，她们目光敏锐，确信自己属于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群体。我们辨不清她们的性别、肤色、面貌或形体。”她甚至把中国妇女缠足看成儒家父权制对女性权力的肯定。在这部作品里，克里斯蒂娃将精神分析的帽子强制性地戴在东方女性的头上，用其对中国文字的喜爱、东方文明古国的兴趣美化中国妇女，甚至扭曲了一些基本社会历史事实，热情地、言过其实地歌颂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描绘了各个行业中国妇女的情况。这一切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读，也导致了后殖民主义对它的批评。
巴特的感受与她完全不同。他曾说：“关于中国……我力图写出……非肯定非否定非中和的话语来。”在他眼里，中国是“fadeur”。据屠友祥的解释，这个词就是《道德经》里“淡兮其无味也”的对译。他眼里的中国恬淡而无味，散发着道家气息：“会客室，宁静，明暗参半；接待者，恬淡，平和，人人作着笔记，一如平常事，毫无厌烦之色，纯是随物宛转、负阴守柔的气象。意指过程隐蔽、散落，乃至于似有若无，此际，清淡、微眇之域，或者说，淡而无味之域，洞然而开。中国是单调的，田畴平阔，无中国画常见的峻岭瘦石，望去，小国寡民的自在之境，宛然在目。绿茶是淡而无味的，时而啜一口，谈话便静默，间断了，其乃蔼然有礼之物，如此，距离隐隐而现。使人目盲的五色消去了，无时装，无脂粉，服饰千篇一律，举止随意。中国是散文化的，政治芒刺而外，人们无做作，无骚动，无歇斯底里。”屠友祥认为这里是一种对态度的掩饰。车槿山认为这里透露出他对中国的褒义，“熟悉巴特的人都知道，没有歇斯底里，是他对人对物的最高评价”。这段话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从巴特在中国的表现和他回国后的表现来看，他对中国是失望的。索莱尔斯曾经是狂热的毛主义，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这次中国之行后，他的政治立场大为改变了。以上这些是国内可查的泰凯尔集团访问中国的仅有资料。
与詹姆逊在北大作后现代主义的报告所引起的思想风暴不同，泰凯尔集团的这次中国之行在思想方面并没有在中国产生波澜，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旅行。而中国也失去了与处于思想前沿的西方大师们直接交流的机会，互文性思想也与中国失之交臂。当然，这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造成国内学术文化空前瘫痪有关，当时的文艺处在极“左”的政治思想的干预和操纵之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日益增强的‘左’的政治氛围并不断加强对文艺影响的状况下，文艺思潮日趋凝固、排他、封闭、僵化，最终完全陷入困境。”
二、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引进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19世纪末的一些留学生就注意到了要“别求新声于异邦”，梁启超、康有为、严复、夏曾佑等都主张向西方学习，翻译介绍西方小说及小说理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就涉及了西方文学理论。接下来，是五四时期对西方文论的引进，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刊物开始向国内介绍西方文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明显有受西方影响的影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心理分析、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名词开始影响中国。20世纪30年代，德、法、美等国的左翼文艺理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详尽地介绍到国内，马列文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50年代，国内研究者主要以朱光潜、伍蠡甫、蒋孔阳为代表，他们向国内介绍了从古希腊以来到19世纪的西方文论。西方文论的大规模涌入要数20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阐释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性别理论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理论一股脑儿地涌入中国。在这场文论流星雨中，互文性也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员随风潜入境。在20世纪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进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20年，这两个20年将整个20世纪斩头去尾，分别形成了两个高潮，即20世纪初的20年与20世纪末的20年。互文性的传入显然与第二个20年有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回春，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停顿的文化工作也开始恢复，中国将开放的眼光投向国外。国内学术界和文化界开始广泛吸纳西方的各种哲学和文学思想，在国内掀起了引进西方文论的又一次高潮，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不再顽固守旧、执守一隅，开始拥有一种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1986年，全国第一次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在天津召开，会议确立了一种开放精神即“拿来主义”，明确了对于西方文论的态度——先拿来，后消化，并指出当时的情景是拿来的还不够。此次会议的论文后来形成了《中外文艺理论概览——中外文艺理论信息交流会会议论文》一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底出版。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迫切地要求与国际接轨、了解国际形势的愿望。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此外，这一时期其他学术交流活动也大大加强，一批优秀的学者纷纷出国留学，赵一凡、张隆溪分别在1981年和1983年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王逢振在1986年去加州厄湾分校做博士后，王一川1988年去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王宁于1990年去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做博士后。留学国外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有利的条件，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中西文论的沟通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团体后来形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今日西方文学理论》(1988)、《语言乌托邦》(1994)、《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戴维·洛奇编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伍蠡甫、胡经之编的《西方现代文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1987)为国内学术界了解西方文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新时期引进和借鉴西方文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由独白走向对话，由一元化走向多样化的必然要求。一时间各式各色的文论纷纷登场，文论舞台风云变幻。在这场文论嘉年华的盛宴中，开始出现大规模引入后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那就是西方的“洋饭碗”终究适应不了中国的“胃口”，食洋不化。
面对骤然到来的文论西风，中国人在学术荒芜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突然面临一种新的话语选择，在看到西方文论的五光十色的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随之降临了。一时间，喧哗与骚动、接受与拒斥、引入与抵制、乐观与迷茫、自信与危机等各种情绪充斥文坛。其实，西方文论的进入并不可怕，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特点及中国文论注重形象思维的特征，中国文论独特的言说方式的价值所在，这些民族性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不但有像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翁方纲的肌理说、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些充满着灵动气息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传统文论财富，我们还有着在逻辑上、论证上丝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体系完备、论证严密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中的一些思想与西方当代思想是可以接轨的，《文心雕龙》甚至早就揭示和蕴含了西方当代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一些思想片段。为此，我们应该乐观自信，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根基。对于西方文论的进入，乐黛云教授就持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她指出：“事实上如果我们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新角度来看，无论某一理论出自何方，只要它合理、有用，能解决实际问题，便都可以采纳利用。”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哲学、文论的进步意义，正确估量其价值，在文论接受的过程中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接受看做是一种文化高端向文化低端的倾注式灌注。只有打破对立、开放宽容、合理运用，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朱立元在评价西方美学时就持一种有容乃大的合理态度：“把西方现代美学放在整个现代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总背景上审视，从人类历史与文化进步的总趋向来衡量，那么，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美学‘离经叛道’的反传统倾向，它的许多别出心裁的新花样，它的‘百家争鸣’，频繁更替，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堕落’与‘倒退’，而恰恰应该看成是对传统美学的超越与推进，是美学学科的巨大历史进步。”我们在引进的过程中，必须看到作为人类文化之必不可少之一部分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共性，还必须正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间的异质性特征。这就要求学者们采取一种公平、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进入，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自高自大。同时，必须看到西方文论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文论植根于西方文化深层，有其自身的本体依据、运思方式、概念系统和衍变原委，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浅学者摘其术语枝叶，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很易失其西方精神，也难贴合东方精髓。我们不仅要借鉴其视角和术语，而且要借鉴其对传统进行深度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互文性作为西方文论的“一个分子”，在引进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以上的类似问题。例如，中国有学者将互文性误读为传统修辞格互文的现象。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