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宁夏川（哪）两头尖，
东靠黄河（呀）西靠山。
鲤鱼满舱花果满山，
金川银川米粮川。
悠长、高远的宁夏“花儿”，在蓝天绿野间飘荡。
滔滔黄河，雄浑、浩荡。—只木船顺流而下，船上，一位银须垂胸的回族老人和一位戴眼镜的回族女同志，热烈地交谈着。
茫茫沙海，丘壑起伏，—匹强壮的骆驼，背搭红毡，在沙海里漫游。驼背上，一位戴眼镜的回族女同志，在引吭高歌。
这是电视纪录片《黄河采风行》的一组镜头。这充满塞上情调的画面，强烈地感染了我，我很想去见一见电视片中的那位回族女同志——银川市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对“花儿”颇有研究的安妮。
陋室篇
踏进这个房门，我不禁暗暗有点惊异，这是一个家庭的住房么？或许，叫它道具间、服装室，或者库房倒更加贴切一些？五颜六色的绸衣纱裙，五花八门的道具乐器，占据了两个房间的大部分空间。一架陈旧的老式钢琴委屈地紧贴着墙壁。两只简易沙发困难地从绸布纸张堆里挤出半个身子。这儿那儿，古香缎的靴子尖，三环鼓的铁脑门，正好奇地探头探脑。水渍斑驳的墙皮，随风起舞的顶棚纸，告诉你这房屋已是好大一把年纪，而那坑坑洼洼的碎砖地呢，则在向来人诉说着它们的不平。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虽说前人名句言犹在耳，我依然很难想象，这陋室的女主人，是怎样创作了那一支支优美的乐曲，写出了那一首首动听的“花儿”。这拥挤潮湿的房间，和那黄河的飞舟，那红毡铺背的骆驼，是多么不协调呀。
更何况，在这挤满百物杂什的陋室，还同时活跃着相当数目的家庭小成员呢：喏，两只鹦鹉，三只白兔，四只荷兰鼠。还有呢——两只漂亮的大花猫，正亲热地搂抱着，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呢。
一定是我那不善掩饰的眼光泄露了心中的惊异，男主人解嘲地笑笑：“不像个家的样子，是么？”说着，挥手把两只被搅醒了好梦而大感愤怒的大花猫赶走，去清理掉沙发上的乐谱歌本之类，请客人落座。
12点30；13点；13点30，一个半小过去了，还不见女主人归来。
“中午不回来了？”我有点等急了。
“回来，每天都这样，没个准点儿。”男主人习以为常，一边在案板上切肉，一边歉意地回答。
14点差3分，一阵自行车铃声，伴随着女主人进了院门。
安妮，这名字可说耳濡目染，并不陌生。白里透红的圆脸，自然卷曲的金发。一副黑边眼镜，两只景泰蓝耳环。小小银川，又同属文学艺术界，这面容，也可算得熟悉。可毕竟没打过什么交道，心性阅历，几乎可说是全然不知。我探究地注视着她。
和客人打过招呼，她弯腰搂起小花猫，贴在脸上亲亲，又捧起荷兰鼠抱在胸前抚摸一番，这才端过丈夫切好的肉，熟练地往里面拌着蛋清、麻油，乐呵呵地说：“好极了，今天吃烤羊肉。”
可那被丰富的调料拌好的烤肉串，她自己并不问津。她给自己切了两块足有二寸长的腱子肉，洗洗、烤烤，撒上盐面，香香地咬着、嚼着，一面快活地哼唱着。这使我想起一只满足的小猫。说实话，这种食肉方式，我还从未见过呢。
安妮冲我笑着说：“看我很野，是吧？我可不愿意作假，觉得这样吃尽兴，就这样吃，可不假作斯文。”
是的，没有一点忸怩作态，没有丝毫矫情虚饰。是她常去采风，质朴的山民们陶冶了她的性格么？也许，正是凭了这份真诚、这份直率，才使她赢得了山民们的心，得以挖掘出那些绚丽多彩的“花儿”，使她在那广阔的艺术天地里驰骋呢。
于是，在烤羊肉那独特、浓烈的香味里，我听她采撷、培育那独特、浓烈的民族艺术之花的经历，像成就每一项事业一样，这里，充满着痛苦与欢乐，交织着失望与希望。
采撷篇
二十八年前，当安妮来到塞上，第一次听到那像泥土一样质朴、像大山一样粗犷的“花儿”时，她的心房为之震颤了，她一下子就全身心地爱上了这未经雕琢的民间艺术。她认定，这是一颗埋在泥土里的珠宝，一棵藏在深山里的山丹丹，一经发掘开采，必将会闪射出炫目的光彩。她庆幸来到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她决心要当一名民族艺术的采矿人。
童话电影里，有一朵开在高山顶端、闪烁着美丽色彩的马兰花。在安妮心目中，“花儿”就像那朵奇花，它以那神奇的魅力，吸引着她，召唤着她，同时，也在考验着她的意志与勇气。
20世纪50年代的宁夏，大木轱辘的牛车，慢腾腾地从黄土铺就的街道上缓缓辗过，成队的骆驼，理直气壮地在街道上蹒跚。红袄绿裤是姑娘媳妇们以为天底下最美丽的打扮。剪块红纸，唾点唾沫，在脸蛋上抹出两团圆圆的红来，就是最好的化妆。而回族妇女，严守着“青丝不见青天，家女不见外男”的戒律，盖头、面纱，正严丝合缝地紧捂着呢。噢，一幅近似中世纪的画面。
在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地区，突然闯进来一个二十来岁、水灵灵的大姑娘，到处拉着人家听唱歌，人家肯么？
在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个牧羊老汉，“花儿”唱得特别好，十里八乡，远近闻名。安妮慕名而来，翻山越岭，跟着他走。可老汉阴沉着脸，瞄也不瞄她一下。正走着呢，老汉突然甩起羊铲，土坷垃没有落在羊群里，却不偏不斜地落在安妮脚前面。安妮知道，这是在赶她走呢。可她假装不懂，还是寸步不离地跟着老汉。走乏了，老汉拣了三块石头，准备熬罐罐茶，安妮赶紧抱来柴草放在他面前。老汉要挽褡裢，安妮抢过羊毛帮他搓毛线。老汉扒出羊粪堆里煨熟的土豆，她接过来，大口嚼着，连说：“真香！真香！”
终于，老汉脸上绽开了笑容，说：“女子，难得你这一片真心。”
老汉开口了，山“花儿”漫了一曲又一曲，苍凉，豪放，浑厚，安妮听得如醉如痴，小本本上记了一首又一首。
“花儿”，本是回族群众的口头艺术。喜怒哀乐，情之所至，发之于情，行之于声。丰收了，人们用“花儿”唱出心中的喜悦。牧羊人，用“花儿”漫出心中的孤独；青年男女，漫一曲“花儿”，声声传情。山区、川区，牧人、农户，凡有回民居住的地方，必有“花儿”。为了采集这满山遍野的“花儿”，就要把足迹撒在这满山遍野。交通工具呢？骆驼、毛驴、自行车，最多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十一”号。
一次，碰上个牵骆驼拉炭的，会唱好多“花儿”，安妮跨上骆驼就跟着人家走。
驼队一路蜿蜒，驼铃一路叮咚，花儿悠悠，自云悠悠，沙漠灿灿，蓝天高远。好一番诗情画意。不过，骆驼背上的安妮可感受不到这番诗意。原来，胯下正折磨得她好苦。春天，草枯驼乏，驼背如刀背一样尖硬，骑在这样的光驼背上，其滋味可想而知。尾骨磨破了，火辣辣地疼。只好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来回扭动身子，以分散接触面。七八个小时，百十里路，拉炭人嗓子唱哑了，安妮的本子记满了。待到好不容易从驼背上爬下来，呀，腿肿得好粗，站也站不稳了。拍拍满身的尘土，摸摸怀里厚厚的采访本，安妮开心地漫起了刚刚学会的“花儿”。
下去采风，安妮常常是怀里揣两把炒黑豆就出了门。饿了，扔几颗在嘴里嚼嚼，可这黑豆好像特别能吸收人体内的水分。嘴里黏黏地干得发苦，舌头也麻木了。一把火，在五脏六腑里燃烧。土黄色的山峁，干干的山沟，它们也很干渴么？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吧。一阵小风儿，凉丝丝地吹过，朦朦胧胧的，眼前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湖水……
……颐和园，昆明湖，假日里，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一群青年演员正在泛舟。“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小小船儿，满载着青春的欢乐。一个金发卷曲，耳环轻摇的姑娘，笑得好欢。难怪，进团短短几年，已在三十多个歌舞剧中担任角色。从雍容华贵的外国贵夫人，到衣衫褴褛的中国穷老婆子，从风流炽热的吉卜赛女郎，到温柔善良的小媳妇，她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角色，戏路宽，嗓音好，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歌剧演员。不久就要参加出国演出了呢。
忽然有一天，这个黄头发，戴耳环的回族姑娘宣布，她将到大西北那个刚刚成立的回族自治区去。伙伴们惊呆了，这中国第—流的艺术团体，这富丽堂皇的大舞台，还有那样多外国专家、教授，多好的提高艺术的条件。怎么要到那样一个连火车都不通的荒漠上去？可惜了，一个花腔女高音；可惜了，未来的好前程。这个回族姑娘不多解释，倔犟地踏上了西去的路程。
安妮有自己的想法：在北京好多年了，看过新疆的舞蹈，听过藏族的歌声，还有朝鲜族、蒙古族、傣族、壮族……各个民族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可回族的，几乎没见过，她相信，一个民族，既然代代延续，成为祖国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那它就一定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应该去寻找，去发掘，使这个民族的艺术在舞台上生辉。
几年了，安妮在这个回族聚集区，寻寻觅觅，她找到了，那漫山遍野开放的“花儿”……
山上的牡丹沟里的泉，
回族的姑娘歌声甜。
一阵牧羊人的歌声，惊醒了朦胧中的安妮，她直起身，向“花儿”传来的方向走去。忽然，一洼积水吸引了她，她蹲下身，只见水面上浮游着小红虫，水底沉着羊粪蛋，真脏，可也顾不得了，她掬起一捧，倒入干得冒烟的嘴里。
为采集“花儿”，她忍受饥渴劳累，在高山深谷间，追寻着牧羊人的足迹；
为采集“花儿”，她乘着羊皮筏子，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上，跟踪着纤夫的歌声；
为采集“花儿”，她曾被摩托车摔断过三根肋骨；
为采集“花儿”，她的足迹撒遍了宁夏十九个县市的山山水水。
场院里，她听庄稼汉用“花儿”漫出农家的欢乐；山坡上，她听牧羊人用“花儿”讲述山野的故事；土炕上，她听姐妹们用“花儿”唱出女儿家的秘密。耳朵，专注地听；手中，紧张地记。记下那优美的旋律，记下那质朴的歌词，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安妮在“花儿”的海洋里，贪婪地吮吸着，采集着、积累着。她要把这株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山野之花，奉献到人们的面前。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舞台上，安妮以她那训练有素的歌喉，演唱了风味十足的“花儿”。掌声，肯定了她的努力。当她站在舞台上，一次次谢幕时，那些艰难困苦又都算得了什么呢？噢，不是为了掌声，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追求得到成功更令人欣慰的呢？！
紧接着，她又成功地编导了“花儿”剧《巴浪湖畔》，刚刚二十三岁，青春年华，春风得意，命运，对这个回族姑娘似乎十分恩宠。也许，她的青春和她的“花儿”将一起红艳艳地怒放起来。
磨难篇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月里，个人的命运，像怒海中的一叶扁舟，谁能把握得住？
正当安妮的青春和“花儿”一起含苞欲放时，一场春寒袭来，她被扣上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帽子。她那么如醉如痴地热衷“花儿”，这种民族性地域性那么强的东西，可不就是“地方民族主义”么。好大的帽子哟，把她精心编排的舞剧一下扣进了黑暗里，可并没扣灭她的爱“花儿”的心。
不久，那场毁灭文化的“革命风暴”，迅不及防地刮来了。
批斗，游街，抄家，戴高帽子。各种滋味，安妮全领略了。一次挨批斗时，不小心，高帽子歪倒了，和脑袋成九十度角倾斜着，她从排练厅的大镜子里觑见自己的形象，觉得挺滑稽，不禁“扑哧”一声笑了。旁边的造反派挥手就是一记耳光，动手打她的竟是她的学生，她辛辛苦苦培养的民歌手。
抄家，把她的衣服扔了满地，把她当年在歌剧舞剧院时的剧照也翻走了，作为“三名三高”的典型材料展览批判。最让她心疼的，是她辛辛苦苦收集的“花儿”，各种民间艺术的资料，被扔在地上，被狂热的人们野蛮地践踏着。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却无力解救的母亲，她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她哭了。
她被这场风暴刮到贫穷的山区。不过，这次可不是来采风，而是戴着“反动权威”的帽子来劳动锻炼的。
劳动，她并不胆怯，这时，她很庆幸幼年时的草原生活给予她的强壮体魄。四五岁时，当时很有些名气的电影演员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去了，把她托付在蒙古牧民的家里。在那里，她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放羊，学会了大块吃肉（若不是年纪小，又是女孩子，很可能也能学会大碗喝酒）。她爱大自然，爱动物，爱一切有生命的美的东西，更热爱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她在贫穷、憨厚的山民中，如鱼得水。她和乡亲们一起，锄地、下种、背粪、牧羊。她的豪爽、开朗、热情，使她和山民们亲如家人。她有好多“干娘”“干大”，疼她、爱她，抚慰着她被伤害过的身心。
为了“花儿”，她已是两番受挫，但她坚信自己的追求。发展民族艺术，何罪之有？她决不放弃。
于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山旮旯里，她半公开地收集着“花儿”，收集着流传在回族群众中的民间乐器，有姑娘媳妇用来逗乐传情的“口弦”（老百姓叫“口口”），有牧羊人吹的“牛角笛”，有小娃娃们吹着玩的“泥哇鸣”。回族妇女的各种头饰，衣服的花边、头巾的各种扎法，小伙子的裹肚儿，缠腰，全是她注意的对象，她用铅笔画，蜡笔涂，描摹下来，保存起来。她又像个收藏家、收集女子们花花绿绿的绣品：插针用的‘绣儿”、放香用的“香笼”，绣花鞋上的鞋面，年轻人的绣球，全都在她收集的范围，还有那念经、祷告时抑扬顿挫的声调。如果扬弃宗教的成分，单从音律上讲，简直就是很优美的音乐呢。她发现回族是一个爱美的、懂艺术的民族。她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也更坚定了为发展回族艺术而献身的精神。
磨难，使弱者消沉，而对有理想、有追求的奋斗者呢，它却无疑是一块磨炼意志的砺石。几年的下放生活，使安妮更深入地了解了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衣物服饰，性格特征，心理素质。她大量地吸取着民间艺术的营养，为她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干事业，不易；一个女人，要干点事业，就更难。
作为女人，安妮是妻子，是母亲。可她却很少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
她常常要下乡，要采风，要演出，要辅导学生。唯一的一个女儿，却难得见到自己的妈妈。寒寒暑暑，不觉中女儿长成了大姑娘，也做了妈妈。安妮心里却常感到很愧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她培养的歌唱演员，有的上大学深造，有的已在舞台上小有名气，可她的女儿却是一个普通工人。孩子从小喜爱艺术，对音乐有较高的悟性，可自己却没能省下点心血和时间来培养造就自己的孩子。
还有丈夫呢。为了事业，为了她倾心热爱的“花儿”，安妮常常早出晚归，要频繁地外出，这就引起了丈夫的不满。晚上，她要熬夜工作，“叭”，他那里把电灯熄灭了。丈夫要的是温柔体贴的妻子，是妩媚多情的女人，却不能容忍一个时常下乡，把家务甩给自己的词曲作者；一个不能按时把一日三餐端到面前的先进工作者。虽然奖状领回了一张又一张，却不能换回丈夫的心。
安妮，她的豪爽很带几分男儿之气，可她内心的感情是很丰富、很细腻的。她爱美好的音乐，她爱美好的服饰，她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她那样温柔地爱抚那些弱小的小动物，她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她选择了事业。
她掩盖起感情的伤疤，在事业的追求中寻找着寄托和乐趣。
意想不到的种种谣言就像一盆污水，向她迎面泼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