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常为别人的歌词谱曲。词与曲，是一首歌的躯体与灵魂，二者要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才能成为一首好的歌曲。词作者与曲作者，是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要一起讨论，一起争议，在一起享受成功的欢乐。当然，必不可少的，是频繁的来往和交谈。这些来往和交谈，若在同性之间，大约谁也不会注意。可如果是两个性别不同的作者呢？
不幸的是，与安妮合作的大多是男性词作者，（我们有多少女诗人呢？）而安妮又是一个和丈夫离异了的独身女子。于是，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详尽，细微，比真实还要真实。好像在这个独身女人的院门口，有人一天24小时施行着监护权。谣言，抓不住，摸不着，本是好事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是无聊者们淡而无味的生活中的一点盐分。
“人言可畏”，阮玲玉的哀叹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但对别人的隐秘有着特殊爱好的人，大概再过两个世纪也不会绝迹。不过，毕竟是半个世纪后，安妮也毕竟是安妮。她打开院门房门，大声宣布：
“前后左右关心安妮的人请注意，今天我这里有人来，各位请盯紧着点。”当然“关心”她的人这时候都销声匿迹了。
变外界压力为自己的动力，是强者之举。潜心研究“花儿”多年，何不自己写词。不是为了躲避谣言，而是为了使自己更全面一些。她试着自己写了一首“花儿”，自己谱上曲子。弹起钢琴，唱起自己作词谱曲的“花儿”，一时间，什么谣言，什么烦恼，全离她而去了。她沉醉在音乐的王国里……春雨，春风，如烟，如梦，呵，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安妮，她将美好的艺术献给人们，为这贡献，她付出了艰辛和感情的代价。人们啊，如果互相多一些同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尊重，我们这个世界该多么美好！
奋斗篇
春秋更迭，二十七番寒暑。安妮，当年的金发少女，如今已是人到中年了。
二十七年，为了挖掘发展民族艺术，她踏遍宁夏的山山水水，她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艰辛、挫折，都莫奈她何。她不折，不弯，奋进着，搏击着。她把“花儿”从山野里采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地栽培它，扶植它，使这朵民族艺术之花，在祖国的大花园里灼灼盛开。
宁夏川（哪）两头儿尖，
东靠黄河（呀）西靠山。
鲤鱼满舱花果满山，
金川银川米粮川。
安妮以质朴写实的语言，歌颂美丽富饶的宁夏山川；
川牡丹花开（哟）千万朵（哟）。
回族姑娘呀唱新歌。
安妮以多彩热烈的形象，唱出回族姑娘的欢乐；
火红（的个）太阳照山崖，
四化的红花呀遍地（者嗨嗨）开。
安妮以满腔激情，歌唱祖国的四化伟业。
《山川遍地金灿灿》，热情、亲切；《公社的羊群上了山》，辽阔、豪放，《乐呵呵》，风趣、活泼。
笔触所及，安妮从《抓发菜的姑娘》写到《李大伯贴春联》，从《宁夏川》写到《矿山小路》。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谱写了一支又一支风味浓郁的“花儿”。这些“花儿”，飞往古城西安，飞往天山南北，飞往伟大祖国首都，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盘旋。
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乌兰牧骑会演期间，安妮作为回族代表，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唱一曲“花儿”，表达心中的喜悦。她的照片在地方画报和《人民画报》上登载；她的事迹，被地方和中央电台播送。
艰辛的劳动，换回了成功，换回了荣誉。
该满足了，可安妮并不满足。
改革，前进，开放。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在腾飞。
安妮，怎能满足以往的那点成绩。回族艺术的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紧密配合祖国的建设事业。
安妮挑头，组织起了“回族艺术演出队”；她调动自己近三十年的生活积累，创作节目，制作乐器，设计服装；她把农村娃娃的“泥哇鸣”搬上舞台，创作了哇鸣独奏曲《俏皮的尕娃子》；她改造了牧羊人的“角笛”，写出了角笛独奏曲《啊，美好的生活》；她使回族妇女喜爱的口弦弹出了《星月映辉》；她设计、制作了铃环，环鼓、三环钗、羊头弦子等乐器。
她根据回族妇女爱花、爱美、爱小铃铛的心理，设计了多种纱裙、靴子、头巾。她坚持要有民族特色，要符合回族人民心理特征的原则，使这个“回族艺术演出队”的节目，服装、乐器，是“别人没有，唯我独有”的。她还计划制作回族民间的各种工艺品，作为演出队的副业搞起来。
安妮，她有着那么多的设想，那么多的计划，也有着那么多的困难和烦恼。
全部经费，只有别人一个舞剧的四分之一。服装、道具、乐器的制作费在里面，二十多个演员的工资在里面，演出的费用在里面，聘用专家的酬金也在里面……真是捉襟见肘啊。
安妮开玩笑地说：“常从广播里听到某某人挖到多少多少银元、金块，怎么我就碰不到呢？”这话很有点财迷的味道，可谁知道，她有一大包无处报销的发票、单据。有买塑料纸的，有买各色流苏的，还有买珠子、铁皮等的。这些，全是为了制作乐器、服装，合计起来，有三四百元之多，这，全是她自己掏的腰包。在有些人惯于一切向钱看，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的时候，她却拿出自己的钱用在发展艺术事业上。
为了省钱，安妮带着演员们，自己动手制作服装道具。当人们坐在剧场里，欣赏回族演出队的节目时，谁能想到，闪烁在女演员脸颊旁的耳环，是用可口可乐的铁筒制作的；而那飘逸曳地的彩裙，是用十几元一条的被面，自己缝制的呢。还有那舞台上的纱幕，买一条，要花上千元钱。她们用白纱布代替，只花了几十元钱。安妮像一个精细的管家婆，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地使用着仅有的那点资金。
回族艺术队，没有自己固定的地址，怎么排练？他们只好利用别人的排练厅。话剧团，越剧团，歌舞团，见缝插针，利用别人排练的间隙插进去。用一次就是几十元的租金，没有那样多的钱。常常，安妮的那两间陋室，就成了演出队的排练场。她那唯一像样的家具——大衣柜里，挂满演出服装。自己的衣物，只好塞在一个大纸箱里。演出队的许多衣料、乐器、道具，也只好堆在她那两间小屋里。
别小看安妮的这两间陋室，这是回族演出队的办公室、道具房、排练厅。安妮，她一身而兼数职——队长、导演、作曲、服装设计、乐器制作。她把她全部的身心，全部的精力，扑在了她为之献身的事业上。
她庆幸的是，她有那么好的队员，这些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姑娘、小伙儿，别看一个个长得眉清目秀，可工作起来都十分泼辣，他们齐心协力地共同奋斗着。
她更庆幸的是，她如今有一个好丈夫；他叫莫建成，是个很不错的男高音。他理解她、支持她，分挑着她的担子，为了共同的事业，他们并肩而立。在安妮工作紧张的时候，他默默地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安妮珍视这种理解，珍视这可贵的爱情，她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她。一个“回族艺术队”，招来了多少非议，骂她是“野心家”的有之，骂她搞分裂的有之。更甚者，有人竟将避孕套放在她家的饭锅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她不过是要干点事情，并没有损害到任何人的利益。
她觉得气愤，觉得委屈，但她决不心灰意冷，她像只皮球，拍一下，蹦得更高。难怪有朋友称她为“安铁头”呢。
塞上9月，稻香鱼肥，“回族艺术演出队”也以那风格独特、风味浓郁的节目，赢得了国外来宾的掌声，得到观众们的承认。
演出结束了，安妮的奋斗在继续，困难也在继续，大概各种谩骂也会继续。她不停地奔忙着，为资金，为场地，为人员……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心中那个最大的心愿：
“五十六朵花都尽自己的能力开放了，祖国的大花园才会更加美丽；五十六个民族都奋发了，中华才能振兴。”
已是下午6点多了，烤羊肉的香味早已飘散。我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安妮的谈话里。看着她收拾起满茶几的各种口弦、哇鸣、角笛。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绣制品（都是谈话中她拿出来让我看的），再打量眼前这两间凌乱、破旧的小屋，我又想起了《陋室铭》。在这两间小屋里，没有彩电，没有冰箱，没有成套的家具，甚至没有一个家庭基本应有的东西。但我觉得，这屋子的主人是十分富有的，因为她拥有自己的事业，拥有一种执著的追求。
男女主人送我出来，热情地邀请：“下次再来。”
我会再来的。但愿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主人已搬出现在的陋室。像这种在事业上做出贡献的人，理应受到更好的待遇。
我也愿她的回族艺术演出队，能有自己的排练场地，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安妮从这些不必要的困扰中解脱出来，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花儿”的创作，从事回族艺术的研究。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有辛勤的育“花”人。愿“花儿”和育“花”人的艺术生命，灼灼怒放，永葆青春。
寻找精神的家园
“一度被冷落了的革命圣地延安，如今又红盛起来了。”
这是《陕西日报》在1990年8月6日头版头条刊登的消息。
“7月下旬，记者在此间采访时看到，尽管仲夏带给延安的也是一片火热，但满载着国内外参观宾客的各种轿车、吉普、面包车，仍潮涌般地驶向延安。延安城的大小宾馆、旅社、招待所，几乎日日爆满。”这位敏感的记者压抑不住心头的惊讶，一反平稳的新闻文体，激情洋溢地报道。“一笔笔数字里显示着延安的红盛状况；延安革命纪念馆今年1至7月共接待参观者十一多万人次……”
这则消息在全国报刊中的反响可能是出乎这位记者的意料的，在不长的时间里，不少报刊都进行了转载。而且，大都放在醒目的位置，以提示读者。
其实，读者也同样敏感。
这是一种讯号！这是一种信息！
毕竟，稍有经历的人，都知道延安，都知道关于延安的那首歌儿：“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延安绝不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早已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要说作为“人文始祖”的黄帝及其部落就兴起在这块土地，在完成统一中原大业后，又落叶归根，安葬于桥山之巅；且不要说秦王巡视，汉武驰骋；且不要说生于斯、长于斯，叱咤风云的英雄李自成、张献忠；当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从江西一路遥迢，转战到达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转向华北，延安就和中国现代史紧紧联结在起。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那是老诗人贺敬之唱的，他自己就属于延安把延安当母亲，因此唱得真切而动情。
后来又有人唱着他的《回延安》奔赴延安，那是“文化大革命”中串联的青年、红卫兵，一群群，一队队，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这座陕北名城。那时，那是一派狂热，又有一腔真诚……
再后来，去延安的，则是知青了，他们一汽车又一汽车地从京城，从毛主席的身边，来到这黄土塬，在“信天游”的旋律下，他们生活了一年又一年，然后就是离别。他们中的史铁生，成了一名作家，极为留恋他插队的地方。《我遥远的清平湾》，既是一曲颂歌，又是一支绵绵无尽的哀婉长箫。
知青离开后的若干年内，陕北沉默了，延安沉默了，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块地方，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有了新的目标：南方，广东、深圳……
被遗忘的北方。被遗忘的延安。
在改革的大潮中，延安真的被冷落了。特别是在当代青年中，那些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延安对于他们，既没有上辈人的亲切熟悉，也没有像史铁生这样年纪的一代人的那种情愫，他们在延安之外的世界里，徜徉太久。1990年暑期之前，有关部门号召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考察。他们几乎是一致的步调，把视线投向了延安，投向了革命的老区。
奔向延安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到陕西延安的公路，全长六百余公里，其间山高沟深，路况极差。
正值炎夏7月，在这条公路上出现了一支二十三人的自行车队。领头的自行车上，一面红旗呼啦啦迎风飘舞，分外引人注意。
这是宁夏工学院的学生组成的“赴延安社会实践考察队”。大概也是这条公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幸作为中国年轻大学生的征途。
灵武、盐池、定边，五十公里，一百公里，黎明起程，黄昏时，他们才能在便宜的小旅馆里歇息。一路骑下来，他们脚肿了，腿酸了，待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骨节像散了架一样胀痛难忍。这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呢。
前面的路还很远，前面的路更艰难。
从定边到吴旗，二百公里路程，典型的高原地貌，多少亿万年的雨水冲刷，把黄土切割成了山和沟。山不峻拔，但浑厚高大，沟里无水，深不可测。公路是从大山上切出来的一条，右边，是高不见顶的大山；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沟。前不久的一场大雨，把大量泥土冲到路面上，天晴了，车碾人踩，泥水变成了三十多厘米厚的尘土。在这样的路上骑车，只能骑一段，推一段，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否则，不是撞到山上，就是跌到沟里。没过脚面的浮土被脚和车辆搅动起来，飞扬起来，落了满脸满身，二十几个精精干干的小伙子成了二十几个土人。
高原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火一般灼热的阳光无遮无拦地喷射下来，烤炙着这支自行车队。汗像水一样流进了眼睛，湿透了衣服。在落满尘土的脸上身上冲出一道道泥沟。原来在教室里捂得白皙的面孔，被高原的太阳晒黑了，晒红了，晒脱皮了，嗓子干得像要冒烟，多想喝口水，润润焦干的喉咙。可是前面还有八十多公里的路途呢，水壶里的那点水还是留到最最需要的时候吧。
学生杜桐和王吉胜，本来从定边买了个大西瓜带着，一路上也没舍得吃，却在刚才爬山时掉到了沟里。气得杜桐直拍大腿，这一个西瓜，在此时此地简直于仙果无疑，更何况，对他们这几个回族学生来说，尤其重要呢。一路下来，他们几乎没有正正规规地吃过饭，白天要行路，自然只能啃干粮；待晚上住下来，其他学生好好歹歹还能到饭馆里吃顿热乎饭，他们却仍然只能吃干饼子，喝开水。出了宁夏地界，几乎就没见过清真饭馆。
检查一下自行车，前闸的螺母不见了，挡泥板松了，包歪了，胎爆了，一辆自行车能够出现的毛病，全都出现了。几天的辛苦，人快散架了，车也快散架了。
人困马乏，前面的路真难走，可也只能向着前面的路走下去。想想有多少同学争着参加这支长征队却因名额有限没有加入进来，想想临行前那隆重的欢送仪式。院里的党政领导来了，自治区的宣传部长来了，教育厅长来了，甚至还请来了有名的贺兰山军乐队为他们奏乐，以壮行色。这次远行，是社会考察，是学习革命传统，也是体力的锻炼，意志的锻炼。当年的两万五千里，不是被先辈的双脚一步一步丈量过来了吗？
胜利在前面，延安在前面。这帮自小在优裕的环境里长大的90年代的大学生们，修好自行车，擦擦额上的汗水，舔舔干裂的嘴唇，继续着艰难的旅程。
六百多公里的路程，他们用了六天的时间骑到了。沿途，他们还拜谒了盐池的烈士陵园。在志丹、吴旗等地他们还走访了老红军，听他们讲述了当年的战斗故事。
未进延安，他们已在接受延安精神的教育。
远远地，看到那有名的延河大桥了。看到那电视上，书本上无数次出现的宝塔山了。历尽艰辛的远征队员们，欢呼着向前飞驶，车轮生风，红旗漫卷。
延安，伸开双臂，迎接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