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城树，像它们的主人一样，顶住风沙，扎根塞上。它们那象征生命的绿色给煤城带来无限春意。它正如路边的凉亭，供新长征途中跋涉的人们歇脚纳凉。当人们精力充沛的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怎能忘记那浓绿苍郁的煤城树呢？
矿山短章
黄泥小屋
不写那成片的楼群了罢。不写那颇为现代化的住宅了罢。那已经被来过的人们说了不少，写了不少。
我要把我的笔触伸向你们——山坡上的黄泥小屋。
山坡上的黄泥小屋，以红砖为墙，或者索性以那满山遍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块为墙，以黄泥覆顶，你们，质朴得不能再质朴，本色得不能再本色。你们，质朴本色得一如你们落脚的大山；你们，质朴本色得一如你们的主人——那为祖国开采乌金的煤矿工人们。
你们是那样富有谦让精神，在这狭窄的山沟里，你们，把平地让给了幼儿园，让给了工人文化宫，让给了高耸的大楼。自己，则跃身而上，登上了乱石嶙峋的山坡。于是，一排一排的黄泥小屋，层层叠叠地，鳞次栉比地，在山坡上形成了一个壮观的群落。
你们，甘于无声无息，甘于默默无闻。让外来的人们把赞赏的目光投向宽阔的马路吧，让作家记者们把生花妙笔、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那漂亮的大楼吧！你们，从不争夺人们夸赞的言词，也从不嫉妒大楼得到的荣誉。
但是，你们决不自艾自怨，绝不自惭形秽。在黄泥小屋上，一样有精神十足的电视天线，一样有双开门的电冰箱，一样有半自动的洗衣机。从井下归来的矿工们，在这里休息；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学习；老年人在这里品茶对弈；婴儿的啼哭声高奏着生命之曲……黄泥小屋里，有着浓浓的甜蜜和温馨。
当夜色顺着山沟漫漶开来，黄泥小屋的灯亮了，一排排，一层层，错落有致地漫上了山坡，装点着塞外的矿山。如果没有你们，矿山的夜，决不会这样多姿多彩，也绝不可能显得这样生机勃勃。
面对着山坡上的黄泥小屋，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吃的是草，献出的是牛奶。这正是对黄泥小屋的主人们，对煤矿工人的写照。
菜市场
真没想到，崇山峻岭环抱的矿山，有这样一个菜市场。
虽然，它没有城市的菜市场那样正规——没有平整光滑的水泥摊台，没有遮风避雨的绿色塑料棚，甚至，没有一条稍微像样点的路面——脚下，大小石块伸头探脑，凹凸不平，尘土混合着柴草，阻碍着人们的脚步。
但是，它却一样不少地，包含了一个正规菜市场所包含的一切内容。有活蹦乱跳的鲜鱼，有洁白水嫩的豆腐。紫莹莹的茄子伴着黄澄澄的玉米，鲜红诱人的西红柿陪衬着翠绿浅碧的青菜，还有那成筐成篓的裹着细细茸毛的鲜桃，那一嘟噜一嘟噜挂着白霜的葡萄。
更令人惊奇的，它还有城市菜市场所没有的来自大森林的蘑菇。有白蘑，有鸡腿蘑，有龙须蘑。最珍贵的当数贺兰山紫蘑，顶着紫红色的伞盖，小的如乒乓球，大的则如茶杯、如碗口，沾着松叶，沾着泥土，裹着松柏的清香，散发着大森林的气息。“这比张家口的口磨还要好，当年是给皇宫进贡的呢。”山里人这样骄傲地说。
这五颜六色的菜市场，丰富了矿工们的饭桌，充实了矿工们的生活。虽然在大山深处，为祖国开采乌金的人们，依然在丰富多彩地、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山里的孩子
山里的孩子最爱山。
从他们开始用眼睛观察外部世界的第一天，大山，便扑进了他们的眼帘。
当他们蹒跚学步，他们便开始亲近大山。
山下，有秋千，有滑梯，有城里孩子最喜欢的电视游戏机。但山里的孩子，却更喜欢大山。
他们，三五成群地；他们，大喊大叫地，在山坡攀上爬下，恣意嬉闹；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里，没有爸爸的呵斥，没有妈妈的唠叨。大山，敞开宽广的胸怀，微笑着，包容理解着孩子们所做的一切。
男孩子们，专拣那陡峭的地方攀爬。他们站在山顶上，迎着山风，挺起小小男子汉的胸脯，向大山夸耀着勇敢。
女孩子们，却只在平缓的山坡上，从石缝里采摘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红、黄、蓝、白，一束一束地，向大山展示着美丽。
大山，锻炼着他们的体魂和胆量；大山，培养着他们的情趣和对美的向往。
在成年人们看来，这只是一个光秃秃的大山，但在孩子们的眼里，一块形态奇异的岩石，一粒色彩艳丽的石子，一丛开在岩缝间的野花，还有那绿翅膀的蚂蚱，白粉粉的蝴蝶……每一样，都包含着一个动人的童话。
因此，大山，便在孩子们面前展开了一个丰富的世界；
因此，大山，便成了孩子们童年的乐园。
因此，大山，将深嵌他们的童年记忆里，直到永远。
电视转播天线
半山坡上，有两个金属的半圆，银白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是矿上电视转播台的天线，人们形象地把它称作“锅”。
它呈现着谦虚的凹形，呈现着接受的状态，面朝着蓝天白云，面朝着整个世界，面朝着渺渺宇宙。因此，它也就把蓝天白云，把整个世界，把浩渺宇宙都拥在自己的怀抱里。
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收着整个地球的信息。
它确实像一口大锅，满盛着来自我们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信息，又把这信息一勺一勺地分赠给山里的人们。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有朋自远方来。
朋是二十年前同在一个师宣传队的战友，因为弹一手好琵琶，而被戏称为“琵琶鬼”。
朋友来自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
远客的到来，如同一个带电的核，把分散在塞上小城各个角落的战友们吸引到一起。甚至远在外县工作的战友也匆匆赶来，与二十年前的战友相见。
常说，人生友情有两种关系是最可贵的，一是同学，二是战友。想想也是，在一起工作了多年，可能关系淡薄，形同路人。而只要曾经在一个教室里坐过，曾经在一个部队当过兵，哪怕只是三年两年，都会给你留下永远难以冲淡的记忆。
今天，一群二十年前的男兵女兵在这塞上小城里相会，小城里，像涌起一条欢乐的小河，每个人的到来，都激起一簇欢乐的浪花。
你来了，她来了，他来了
互相端详着，互相辨认着。
——这略略丰满得恰到好处而又有几分雍容的，不是当年专唱西北民歌嗓子如云雀一般的，又黑又瘦的小关么？
——这围着一脸黑森森的胡楂，男子气十足的不是当年的“杨子荣”么？
——而这显得有发福趋势的，可不就是当年那瘦瘦的“猎户老常”么？
变了，变了，变胖了，变瘦了，无论男兵女兵，都不复二十年前模样。二十年，七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一分一秒流过，怎能不在每个人身上留下它流过的痕迹。二十年，把一群少男少女，由青春年少，赶进了中年。
再看看，又都分明是二十年前的模样。
——小关还是那样清秀；“杨子荣”还是那样帅气；“猎户老常”还是那样干练；
——“李铁梅”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亭亭玉立；
——天玲仍然如她的名字一般开朗大方，声若银铃。
……
变了变了，当年的大兵们，如今都顶着各种各样的头衔，处长、局长、庭长、讲师、二级演员。头上没有衔的，个顶个，都是工作单位的骨干。大学校出来的人们，全给大学校争了气，增了光。
没变没变，“小马玉涛”，还是那样能思善辩；增莉还是那样心口一致，“童言无忌”；天玲还是那样大嗓门；而小晶还是那个热心热肠的小弟弟。
变了变了，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都是当爸爸妈妈的人了，孩子最大的已经二十岁，正是当年我们当兵时的年龄。孩子最小的，也已经五岁。当年是爸爸妈妈的憨儿娇女，如今是憨儿娇女的爸爸妈妈了。
没变没变，这帮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们聚在一起，那种活泼、开朗、豪爽，甚至调皮，哪点减了当年？
喜相逢，喜相聚，战友重逢，能不忆当年。
忆当年，一群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男娃女娃们，像一群刚刚出窝的小鸟，离开爸妈的双翼，展翅飞向那塞外的深山。像一条条欢快的小溪，汇集在贺兰山腹地的那眼清凌凌的泉水旁。崭新的绿军装，鲜艳的红帽徽红领章，为这帮年轻人平添了多少英气，更别提一个个心中那份美气。从此，那寂寞了千年，沉睡了万载的大山深处，有优雅的提琴声飘过，有明快的手风琴声响起，有黑管声浓郁地铺开，有琵琶声激越地跳荡。泉水旁的两排土窑洞，成为绿色军营中最富色彩、最为热闹的一个所在，连巍峨的大山都显得年轻了……
忆当年，这支精精干干的演出小分队，一次次横穿八百里贺兰，驾长车直驱中蒙边界。下连队，走边疆，踏沙漠，越戈壁，天作大幕，地为舞台。那正在施工的尘土飞扬的山洞，也成为临时的演出场地。这帮男兵女兵们，为那成年累月艰苦工作着的官兵们，送去了多少欢声笑语。也曾在塞上小城的舞台上，也曾在大军区汇演中一展风采，五幕歌剧《红医村》《贺兰山组歌》给大家留下了辉煌的记忆……
忆当年，下部队锻炼，和连队战士一起，握风钻，推矿车，抬水泥，搬石头。营房施工，挖水池，开荒地，栽树苗……哪样的脏活累活没干过？这些在家娇生惯养的年轻人，手上磨起了血泡，血泡变成了老茧。艰苦，劳累，但一天天却过得那么充实。
忆当年，这帮穿着绿军装的年轻人，把青春年华，把满腔热情献给了大山和军营，大山和军营也磨炼了人们的体魄与意志。在这里，瘦小的变得强壮，柔弱的变得坚强，幼稚的变得成熟，孤僻的变得开朗……
忆当年，又曾有多少各自的“洋相”与趣事。
——记得么，那次紧急集合，你打不好背包，抱着被子就跑到队列里了；还说我呢，你更绝，为应付紧急集合，晚上睡觉前就把背包打好，大冷的天不盖被子睡觉……
——记得么，那次在边防连队，“小提琴”骑在马背上不敢下来了，害怕得哭了鼻子；
——记得么，那时候咱们吃饭时总不好好吃，熄灯号响后饿得睡不着觉，半夜三更去伙房翻窗子偷馒头，你去偷，我放哨；
——记得么，那次下连队锻炼，他白天在山洞里抡大锤，晚上收工帮连里出黑板报，教唱歌。白天晚上拼命干，多累呀，累得小时候的毛病又犯了，夜里就在被子上画了个“大地图”，顶着被子在火墙上烤了大半夜；
……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记得每天晚饭后爬到大山顶上去朗读郭小川、贺敬之的诗句，记得关起门来听“琵琶”弹“十面埋伏”，还记得半地下状态中传看《唐宋名家词选》《战争与和平》《多雪的冬天》……这一幕幕，即便是到了七老八十，走到海角天涯，只要记忆存在一天，流逝的岁月、流逝的往事便会在心中保存一天。而且清晰、明朗得一如发生在昨天。相信保持着这种记忆的人们，将会海绵吸水一般地，从记忆的仓库里不断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如意志，如坚强，如正直，如友谊，在其后的人生旅途中，不论遇到怎样的急风暴雨，冰雪寒霜，“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这群已是中年的人们，这群当年的男兵女兵们，七嘴八舌，都在听又都在说。一时间，大家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又是那巍峨的大山，又是大山里那群身穿绿军装足蹬大头鞋的男女大兵们，一个个活泼得可爱，纯真得可爱，也傻得可笑可爱。
“唱一支当年的歌吧”。这提议立即得到一致响应。
“李铁梅”与“小马玉涛”合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声音还是那么清亮。小关唱起“登上那贺兰”，歌喉还是那么甜美，且多了几分成熟；然后是“杨子荣”的“打虎上山”；然后是杨排长又歌又舞的“我赶着那小毛驴车”，歌声还是那样响亮，舞姿还是那样轻盈。
于不知不觉间，响起“友谊地久天长”，这是全体战友们的同声合唱，歌声出自肺腑，感情出自心底，这歌声，竟催红了这群中年人们的眼眶。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这歌既是告别，也是期许。
是啊，再过二十年，“年轻的朋友”将再次来相会。
乡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人讲一方话。
这便是方言，便是乡音。
人自牙牙学语，父母姊妹，街坊邻居便以他们的口音传授着你，影响着你，你像踏上一条早已既定的道路一样，依了这规定的口音讲话。这便是你的母语，你的家乡口音。
人会离开自己的故乡。人也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口音。但是人对家乡话那一份特殊的感情，却是无论到何时何地也改变不了的。
实在说，我的家乡话，若在外人听来，也许并不悦耳。它既没有吴侬软语的甜糯，也不像北京话的灵活婉转，更不如普通话的清润滑亮。它直杠杠的，土，侉，一如皖北大地的土坷垃，朴素耿直。
自小离开家乡，口音早已经过“脱胎换骨”的变化，常有人以口音来判断我的家乡，但那猜中率几乎等于零。
口音虽已改变，却难改变对家乡话的那份固执的感情。天南地北，舟车旅途，无论在哪个角落，偶尔听到有人用家乡口音讲话，便会顿感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和温暖，因此，便常常地，在街口路边，与那磨刀的，卖桃子的攀谈起来。不是饶舌，实在是因了那人一口土得掉渣的乡音。
随着年龄的增长，走的地方多了，对家乡话的那份感情也随之扩大了范围。
记得初来塞上，觉得当地人讲话十分可笑。笑他们把“看看”说成“眊眊”，把白菜叫“biǎ菜”，更可笑他们把极远处说成：“挠（那）——头（边）头头……”。以“头”字的多少来表达距离的远近。那时年幼顽皮，有时就会故意学着这口音说：“大biǎ菜”，说“眊眊”或者把手向远方一指，说“挠——头头头”，以此取乐。后来长大了，此类恶作剧自然不会再有，且听久了，觉得塞上口音古拙粗犷，如秦腔般，另有一番苍凉淳厚的韵味。与当地人相对，有时也想随了他们的口音讲话，只是功夫不到，三句一过，便会嘴笨舌拙，难免露出马脚来。
可我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有那么一天，我竟会觉得宁夏方言也如家乡话那般亲切悦耳起来。
是在结束了上海几年的学习生活之后，独自一人，作江南游。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流连徘徊。面对着半残荷叶，一湖碧水，默念着：“落花时节辞江南，远去塞上路八千”，心中不免依依。忽然间，有久违的宁夏土话飘来。急回头，见三位汉子，头顶白帽，一路说笑着从身旁走过。一时间，心中竟有“他乡遇故知”般的亲近感，很想上前搭话，终又被一个姑娘家的矜持与羞涩挡住了。目送他们的白帽远远隐没在绿竹的后面。
在上海几年，一面佩服上海人三寸舌头之灵活，一面却也对那频率极快的口音微觉不耐。尤其几次乘坐公共汽车，中途车因故暂停时，那满车的叽叽喳喳，简直使人如置身雀巢，由不得汗毛乍立，满身燥热。
再也想不到的，当我又回到塞上之后，偶尔听到那曾使我不耐的上海口音，竟也感到了几分亲切。
前几年，在香港住了几天，整日价耳边响的是听不懂的英语和同样听不懂的粤语。面前走动的虽也大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却无法交流，无法沟通。其状莫名的失重感、漂浮感，使我倍觉前所未有的孤独。一次，无意间打开电视，忽然听到了那么熟悉的普通话，一时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如闻乡音，如见亲人。平日里，耳边听到的是普通话，口中讲的是普通话，却从不知道，这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话，竟然这样可亲可爱。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使我在那富足美丽的异乡一刻也不愿再住下去。
至此，我方恍然，人对乡音的那种特殊而执著的感情，其实是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筋骨相连的眷恋。
由此，理解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痛切；
理解了“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