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县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着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着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等。 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在日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但并未请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不久拜见汪精卫。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先在岗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1921年出版）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
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的名人，这在他的各种名衔中就可以看出来。你像权威的《辞海》中就收有郭沫若的辞条，这可不是靠月薪过日子的平头百姓能有的待遇，也不是会两把刷子的舞文弄墨者可有的尊阶。那辞条是这么写的：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着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辞海》的这个说法，在专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又变成了这样的说辞：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明眼人早已看出，这两本大书的说法不太一样。解词性见长的《辞海》明确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可学术性更浓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却没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起码没有明说他一定就是考古学家，这就叫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后脑了。可见，郭沫若究竟是不是考古学家？有的说是，有的两说着，既不说YES，也不说NO。
但郭沫若在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里，却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记得我1978年考取吉林大学读了考古专业后，经常有行外的人听到我是学考古的，就告诉我说，那你们的祖师爷可是郭沫若啊。足见在民众的感觉里，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学家，还有着祖师爷的地位。那么专业人士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找到了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在郭老逝世后写过的一篇纪念文章，那文章发表在《考古》这样的专业杂志里，里边有这么一段话：“郭老虽不是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但是由于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对这工作也感到兴趣。”夏先生是公认的考古大家，他这个专业角度的评述按说够权威了，权作盖棺定论也不过分：郭沫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起码不是以田野考古为职业的考古学家。
所谓田野考古这种工作，展开来说有二个解法。一个是你平时的工作是不是多在野外。活忙的时候，到了年根儿底下才回家，过了正月十五又下工地了，都是常态。像我有个大学同窗叫魏坚的，据说有一年在内蒙古的工地上干过300天不止，我真佩服他太太是怎么拉扯孩子而又保留他户籍的，这就是职业考古学家的野外干法。另一个说白了就是会不会挖。所谓会不会挖，就是能不能用考古行业的工作规程要求来把工地做好。做好的标准，首先不是看你挖到了什么，要紧的是看你怎么挖的，挖的科学不科学。这用现在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的话说，就是看在同样的面积或空间里，谁能挖到可供复原历史的信息最多。而不是只拣选完整的器物，不要残片；还不是也拣残片，但不要人骨；更不是也拣人骨，但不要动物残骸等等。一句话，凡是对复原古代人类生活及其生存环境有用的都要收集，都不能丢弃，“弃骨取器”，行业大忌。否则就比盗墓贼还坏，一通乱镐，只顾挖宝，专拣值钱的玩意掏。那是破坏，破坏加犯罪。
从会不会挖和在野外考古时间长短上来定义考古学家与否，这在业内来说，是衡量一个考古学家起码的基本功，按说无甚不妥。按这个话头，再来看郭沫若是不是能搞掂这两项野外考古工作呢？我检索了一下郭沫若大事年表，见有关他去野外考古工地的记录主要有三次：一次是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过延光四年汉墓。但我记得看过一篇有关他这次考古的经历的纪念文章，具体哪本杂志叫不上来了，好像只有一天半日地考察过或调查过；二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张罗挖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他好像到过不止一次现场；三一次是1968年他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发掘河北满城汉墓，他也到过现场，做过指导。梳理郭老一生到考古野外第一线工地的这三次主要经历，时间都很短，与其说是考察，还莫如说是视察，实际上也就是去看看那些挖出来的文物，而不是亲自动手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如果只用这样两个标准来评定郭沫若是不是考古学家，说他不是，也无可厚非。
说到发掘文物和整理文物，行家都知道，这只是考古上的三个工作流程之一和之二，还有一个流程是之三，那就是对挖掘出来和整理出来的文物进行研究。这就是说考古学家述而不作不行，作而不述也不行。换言之，光会挖，常年在野外，那考古学家又与考古队的技工何异呢？那不成了考古匠了么？！ 所以，考古学家不但得会挖，还得得有本事把挖到的遗存说出个子午卯酉，研究出点门门道道来。这就叫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厅堂一拐弯，那就是书房啊。
说到研究出点门道来，那郭沫若的强项就大了去了。比如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卜辞通篡》等，都堪称领风气之先的甲骨金文巨着，一直被认为是金石学自宋代以来的巅峰之作。再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主编《甲骨文合集》，扛鼎传世，煌煌列史，更不在话下。他这些大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专着，但遍览中国学术界能用考古出土资料研究文史诸多领域的大家，郭老首当其擘，无人能及其右，这还不算郭老长期领导、关心中国考古事业所留下的那些名垂考古学史的业绩。兹举一例：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文革”期间，他提议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学术刊物，经周恩来批准同意实行，成为“文革”中最早恢复的学术杂志，这不但是中国考古之幸，更让中国的学术复兴，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
可见，郭老能做的那些大事情，考古学家基本都做不来；考古学家能做的专业活，郭老也未见得干得了。照这么说，郭沫若到底是不是考古学家？还真就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七嘴八舌也聊无定论。这就顺了世上的许多事情那样，难解才需辩解，辩解依旧无解，无解方是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