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张光直于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2001年逝於美国麻塞诸塞州。1943.1946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当代着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
原籍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6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61年至1973年间历任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1977年起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张光直于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员院士，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张光直的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张院士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极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古代中国的考古》（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最主要着作。张光直曾于民国五十八年和六十一年回台湾主持「台湾史前史研究」和「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两项大型研究计划，其结果不但为台湾古代历史文化的重建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台湾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光直曾经在四六事件中被逮捕，後来获释。自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後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张氏学术主要成就有二：一、开创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研究，自1970年代在蔚为风潮；二、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86年，中译 《古代中国考古》） 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着。
张光直在他早年生活自述中，把自己称为“番薯人”。 之所以叫番薯人，那是因为公元1895年，大清帝国与日本在黄海及刘公岛海战中失利，被迫将台湾岛割与日本。从此，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称们自己为“番薯人”。 可张光直这个番薯人，却出生在北京。
16岁之前，张光直一直随着父亲张我军生活在旧北京。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本是台湾台北县板桥乡一个贫穷的佃农家庭的孩子。后来只身北上读书、工作，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直到台湾光复的1946年才回到故乡台湾。张我军是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回到台湾后，张我军利用所工作的《台湾民报》，介绍大陆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文学革命主张，对台湾的年轻一代产生很大影响。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台湾人为了民族尊严，只好在各地创设诗社，以集会作诗为掩护，来延续民族文化的传递。不过，当年所有的诗作都是古风、律诗和绝句，到《乱都之恋》出版后，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由于从小生在、长在北京，张光直能说一口标准的漂亮的京片子，并且一生都对北京充满了浓浓的怀念情怀。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张光直用一种哀伤怀旧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少年眼中的老北京：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故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又酸又苦的豆汁儿，蒜味钻鼻香的煎灌肠；热闹的厂甸，东西便宜，应有尽有。12岁的张光直曾用一块大洋买到一张宋拓的集王羲之字的《大唐圣教序》……除此之外，便是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者的老师，回校时用毛巾包着几个馒头，这是一个礼拜的伙食——这个相当有名的数学家，最后倒卧冻死在风雪之中；早上在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上，报摊上竟然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印刷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书刊，而每天冒着危险在冰冷的水里沿着护城河往来运送这些违禁报刊的，有一个正是作者小学的同班女同学，这个地下党员竟还是文化大汉奸管翼贤的女儿。
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他在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的生活。由于品学兼优，从师大附小到师大附中、从附中初中到高中，张光直都是被保送的。尤其让他骄傲的是，师大附中是公认的北京最好的学校。从初一开始他结识了一生的好朋友温景昆。1946年家人回台定居时，他本来舍不得离开师大附中，但因为生病功课落了一大截，只好随家人返台。在《番薯的故事里》，张光直先生在回北京的生活时深情地提到：“不能忘记师大附中的校歌：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我们，莫忘了诚、爱、勤、勇。你是个神，愿人生大同。你是个海，涵真理无穷。附中，太阳照着你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和做工。”
可以说，正是这故都文化的历史底蕴，孕育乃至影响了张光直的一生。他的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并为此竭心尽力，奔走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各地，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
从小就学习优异的张光直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跟随家人回到了台湾，在台湾着名的建国中学读高中。他的优秀学识迅速得到大家公认。受当时一位大陆去的魅力非凡的中文老师的影响，再加上在北京生活的那段背景，张光直的身上有着在那一代大陆青年身上可看见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勇气。1949年4月6日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发动了镇压台北教育新闻界的所谓共产党员的“四六事件”。大约有二十人被捕，张光直就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一位高中生，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一年时间。 张光直从监狱惊恐的阴影中走出，精神有所震动，但却不愤世嫉俗。一年的牢狱生活，张光直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出来以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出来以后，他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后来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的基本原因就是想知道“人之所以为人”。
当然，张光直报考这个专业也深受两本书的影响。第一本书是由其父、着名的台湾文学作家张我军翻译的日本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书里讲述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对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8年时又读到裴文中先生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裴先生在书中认为中国的考古学潜力无限，鼓励青年学生报考考古学专业，这使得张先生更加向往考古学。当时的考古专业是极其冷门的专业，但恰逢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台北，张光直为能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精英而深感幸运。李济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对他的确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张光直从台大毕业，决心走出国门，到美国深造。他如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张光直跟随他掌握了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另一位是在考古学上提出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Gordon Willey。张光直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很感兴趣，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生时便发表了关于美洲聚落考古的论文，为他后来写《古代中国考古学》这部重要着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由Willey作指导，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用在中国史前史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