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是我国着名考古学家，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辽宁沈阳人。
在上中学期间，他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说起来，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学生越想知道。那时，他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
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了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那时，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就希望大家念书。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可以学历史很好，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
当时的历史课对我来说非常新鲜，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关门以后，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宿白先生的本科在历史系，但别的院系的课可以选。
1944年毕业以后，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冯承钧先生教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他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他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抗战胜利以后，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就把我们这个北大解散了，宿白也没有着落。冯承钧先生问他打算上哪儿去，他说没地方。他就问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宿白说这工作我很喜欢，他就写了一封信把他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
后来，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他去看冯先生，说起了这个事，冯先生就又介绍了宿白。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这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
宿白先生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实际上，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从1952年到1964年，他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从1964年到1974年，什么事都干不了，书都被封了。后来回想，幸亏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所以还算清白，没受到太大冲击。
宿先生是我国最早接触西藏考古的专家，着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考古界有传闻：宿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条件有限，不可能用尺子测量。然而他画的图，都是用步量或目测，八九不离十。1959年，他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考古队，用专车拉着他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当时宿先生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就没继续管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会庆祝一个节日，邀请他去参加。他发现，很多寺庙在“文革”被毁掉了。回来后，我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图都是我那时自己画的，现在正好可以做复原的参考。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这离他当初去西藏调查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他提起1959年宿先生去西藏考察文物的情景，宿老说：“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宿先生是世界着名石窟和石刻研究学者，1958年主持河北邯郸涧沟齐村龙山——商周遗址的发掘，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工作，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对响堂山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都作过测绘和研究。他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宿先生担任了系主任，开了不少新课。我问他怎么会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宿先生答道：“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九一八’事变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我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在上中学期间，我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在伪满时期，这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老师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宿先生那代文化人，富有生活情趣。拙作《日照香炉》书名就是宿先生所题，笔力遒劲，为拙作增光添色。他除了一手好字外，还是一位篆刻家。《宿白印谱》一书，是当今文人治印的珍贵印集，印风醇厚，印面素洁雅秀，是篆刻、书家闲章不可多得的印文素材。
我同宿先生谈及韩国人欲将书法作为申遗内容，理由是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用的是高丽纸。宿先生笑道，荒唐。当我告诉他《文汇报》和松江区政府拟将中华祖帖晋代陆机撰写的“平复帖”迎归故里省亲时，宿先生说，这项活动创意很好，可以提升国宝平复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说新疆、甘肃出土过汉代的纸张，你们可以借来展出，告诉世人真相。他还乐意担任中华平复帖国际书法大赛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顾问。
宿白先生是一个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文化人，堪称一代师表，虽说是奔90岁的人了，但精力充沛，充满青春的活力和朝气。
宿教授毕生致力于我国考古研究事业，1992年退休后，时刻萦绕在心的仍是考古研究，他淡泊名利，勤奋求索，不断升华自己的人生境界。几年来他拖着羸弱多病的身体先后奔赴甘肃武威、河北宣化、山东青州等地考古，同时发表了《武威行》、《宣化考古三题》、《青州城与龙兴寺》等数篇文章。现在，年近八旬的宿教授仍是雄心勃勃，劲头不减，近期还打算去河南开封考察宋代都城遗址；同时还要完成自50年代初就已筹划的《中国历史考古论集》一书。该书将要收录宿教授从汉到元考古论文20多篇，不仅是简单整理，还要结合当今的考古研究对过去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又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宿教授执教一生，从未离开考古专业教学岗位，从北大第一届考古专业本科生，到考古硕士生、博士生，教过的学生早已满天下。至今他关心的仍是中国考古事业的人才培养，特别是中青年人才缺乏问题，他多次呼吁有关部门，希望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他期待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关心祖国的历史，关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