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寒暄，马达汉转达了兰司铁博士对汗王的问候后，向王母赠送了一块手表，另外给她外出的女儿、儿子每人一架望远镜。马达汉还表示，为汗王准备了一支来复枪，在去北京的路上遇到汗王时会送给他的。会见时，马达汉还为汗王母照了相，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历史瞬间。在南路土尔扈特部访察中，马达汉了解了游牧于此的土尔扈特蒙古现状。土尔扈特部的这块游牧地共有100帐，散布在半平方俄里的三角形草原上，小珠勒都斯河贯穿其中。河的两岸都有高山，卫拉特人称呼的卡尔萨拉乌拉山脉从东北走向西南，其中达吉特达坂从东偏东北走向西偏西南，巴音布鲁克乌拉则从东走向西。巴音布鲁克山是东西走向的，是一座从小珠勒都斯山分出来的山丘。卫拉特人祈祷的地方就在巴音布鲁克最高的山冈上，人们远远可以看到那里竖着许多旗杆和飘着的彩带。在这里喇嘛寺管辖的毡包共有20帐。每座喇嘛寺包括两个毡包，前帐做大厅，后帐做佛宫。最重要的喇嘛寺都经过装饰，像汗王廷帐那样，用红布盖顶。喇嘛寺是土尔扈特人最神圣的地方，约有100名喇嘛在这里供职。从神圣的殿堂里发出的神秘而感人的乐声远远地传入草原上的每座毡包之内，表明喇嘛寺在向佛祈祷，保佑汗王和他的族人平安。
卫拉特蒙古的风俗习惯和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活，是在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卫拉特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达汉在访察中对卫拉特人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在其日记中做了传神的记录，为今天人们认识20世纪初卫拉特人风俗习惯的一些侧面，留下了宝贵资料，若再配上马达汉现场拍摄的照片，两者配合，则实是珍稀的人类学、民族学文献。
关于蒙古包内部陈设、喇嘛庙建筑群和庙堂大殿的记述，前文已有摘引，兹再从服饰、饮食、舞蹈、宗教活动几个方面，再做摘引如次。
马达汉走进纳生巴图的营帐，“女主人身穿缎带镶边的玄色服装。这种服饰我在沿路已经注意到是卡尔梅克妇女爱穿的，只是女主人的服装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整洁的一款。她的两个女儿分别穿绿色和黑色宽绰的袍裙，两人都有一颗镶银边的宝石，从头发上或从帽顶垂下来挂在前额。她们头戴尖顶珊瑚状圆帽，帽顶饰有传统的中国式顶尖，也是珊瑚石做的。妈妈的头饰是披在胸前的两缕蓬松的头发，发端各挂着一个下垂的车铃似的金属装饰品，几乎触及地面。她的裙子镶着花边，前后都分成两半，这一半裙角稍稍盖住另一半裙角。裙下方有一大串钥匙叮呤作响，这串钥匙也是挂着的，几乎垂到地面。姑娘浓密的发辫梳得松松地垂在两肩。她们三人脚上都穿着新奇的卡尔梅克皮靴，尽管做工笨拙粗诳，但却显得十分精巧。她们的每个手指上几乎都戴着闪闪发光的银戒指，还有银色的手镯，从而增加了服装的华贵色彩，但未必有多少风采。”
在纳生巴图的家宴上，“在神坛前放了一张矮矮的长凳，长凳上铺了一块地毯；在矮长凳前放了一张更加矮的桌子，桌子上已摆满了招待用的茶点。几张较小的桌子，在矮桌外侧围成一个半圆形，这些小桌上摆了一些略为差一些的招待食品。经过一番谦让之后，我（指马达汉——引者）被安排在尊贵席上，我的左边地毯上坐着主人，右边是我的翻译和两个卡尔梅克人，妇女们站在旁边看着，同样聚集在门口的一帮卡尔梅克人也站在那里旁观。我受到了盛情款待，放在我面前的有通常的欧式茶水；也有卡尔梅克茶水，里面加了盐、黄油和牛奶。招待喝卡尔梅克茶的器皿是一种周边镶银的大铜碗，茶水微温。此外，还有淌着油的卡尔梅克薄煎饼，俄国饼干和一种姜汁糕点以及碎糖块。喝完茶，一头活的绵羊被拖了进来。主人十分隆重地宣布，这是为欢迎我而将被宰杀的羊。所有的礼仪都十分隆重地站着进行。主人把我的厨师叫过来，请他按照我最喜欢的菜式烹制羊肉。在毡包中央火塘上的一口大锅是用来为他的家人煮羊肉的，先吃肉，后喝汤。在煮羊肉的时候，有一位卡梅克人在做所谓‘lapsa’，这是一种用面粉和水掺拌的细面条，等到羊肉都从锅里捞出后，把面条全甩到锅里。”“他们吃的食物是牛奶、艾然和茶水，有时候茶水里加了面粉和肉，只要有储存，总是兑在一起喝。卡尔梅克人吃东西不挑三拣四，他们能够统统吃下去。主要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吃。他们的食欲很旺盛。卡尔梅克人可以喝无数杯茶和艾然，并且我想一顿饭可以吃掉一整只小羊羔。锅子，吃过饭后并不马上刷，而是在下次放到火上再煮之前再涮的。当锅子冲洗干净后，用碗尽量把水舀掉，肉汤里从不加蔬菜，也很少用面粉。”
1907年5月29日，在参观完纳生巴图组织的士兵操练后，马达汉在日记中记述了卫拉特人舞蹈的场景。“饭后，卡尔梅克人表演舞蹈和音乐。舞蹈动作十分别扭，就是耸动肩膀和胳膊，同时转前转后，上身基本保持不动。大概是因为他们脚上穿了大皮鞋的缘故，很难做灵活的舞蹈动作，所以他们只是小心地移动双腿。他们真的只是在原地做一些小小的旋转动作。他们弹奏的弦乐，就是柯尔克孜人的‘冬不拉’，……最好的卡尔梅克人乐手都共用一种变化不多的简单谐音来娱乐自己。他们唱歌只用一种单音调，六七个不同音乐天赋的男子汉一起合唱。歌声开始时没有尖锐的高音，但单调的曲调愈来愈高，到最后四分之一时，同时用噫呀的假声唱上去。”
马达汉在昭苏圣佑寺看到的一次宗教活动。“年老的喇嘛都没有到场。只有三位喇嘛坐在靠近大门的椅子上，他们身披黄色袈裟，头戴头盔状的黄色僧帽―一种两端高高耸起的布帽。他们不时地站起来，庄严地穿过廊柱向佛坛走去。一顶黄颜色的类似鸡冠和头盔的中间形状的高帽子，似乎在法事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会儿戴上头，一会摘下来，叠起来平放在胸前。只有一位年纪最大的喇嘛跪拜时额头碰地。廊柱之间的长凳上坐了三十来个小喇嘛，每排位子的首座坐着一个年长的喇嘛，此人看来是在领唱，如果把念佛可以说成唱歌的话，就可以这么讲。念佛的声音大部分时间里是低沉的，但有时候变得十分高亢嘹亮，这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提高嗓子唱。个别曲调听起来有点像希腊东正教的祷告声。坐在小喇嘛行列中，一个年长的喇嘛进行贡粮仪式，十分引人注目。接着鼓声大作，鼓手擂起两只大鼓，其他乐手锵铿击钹和吹起了喇叭。喇叭吹出的乐曲，十分美妙洪亮，音调很长。气氛逐渐平静下来，法事也就完了。……在法事中间休息的时候，两个年老的服务人员给大家分发拳头大小的馒头，俩人一个。过了一会儿，他们抬来了两大桶茶水，分别倒到喇嘛们从衣服里掏出来的木碗中。喇嘛们的木碗碗口镶着银边”。
从上述记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卫拉特人风情画！同时必将在当代卫拉特人中，今天亲历过卫拉特人生活的人们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马达汉在访察时，对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也进行了追寻。马达汉曾向土尔扈特老人、官员、喇嘛询问过关于土尔扈特人祖先东归的历史，但得到的回答，大都是“听说过土尔扈特人从俄国伏尔加河畔逃亡的事，但不知道逃亡的原因，时间和历程”，“只有一丁点模糊的概念，就是说他的百姓曾经在那里（指伏尔加河——引者）住过”，“讲不出详细的情节”。尽管如此，马达汉还是对18世纪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马达汉在回忆录中做了如下概括：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人“最终在俄国的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找到了安顿之地。尽管这支部族处在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包围之中，但他们坚持信奉佛教并崇拜****喇嘛。出于对西藏的忠诚加上俄国实行的压制政府促使土尔扈特人于1771年开始出发，带着他们大量的牛马牧群，进行了逃亡中国的旅程。大部分逃亡者倒在了长途跋涉之中，一部分原因是精疲力竭而死，另一部分原因是在与追赶的哥萨克兵战斗中丧命的。幸存者散居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其中裕勒都斯谷地是其定居点之一。”
他的足迹踏遍了南疆和北疆，又从新疆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我国西北重镇兰州，然后经过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最终到达北京，历时两年多时间，行程14000公里。他的西域之旅给世人留下了大量履行日记、考察报告、人文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可靠资料。他进入中国西部的时间与瑞典着名探险家 斯文。赫定二次西藏之行同期。他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时间则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疯狂掠夺千年藏经洞经文之后和法国探险家 伯希和 染指残剩经文之前。
1905年，马达汉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志愿前往我国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马达汉回到芬兰不久，就接到俄军总参谋部指令，要他到中国西部执行一项为时两年的军事侦察任务，目的是探明中国中央政权在西北边陲省份新疆和甘肃的实力影响和清朝地方官员对待“新政”的态度，并考察新疆和西北边境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以便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制定战略计划。为了掩盖军事侦察活动，马达汉以俄属芬兰国贵族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作为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科考队成员，从中亚进入新疆单独行动。出发前接受了“芬兰——乌戈尔学会”和芬兰国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安特尔委员会”的委托，进行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人文历史和语言习俗的考察并收集古代文物的任务。考察新疆是马达汉中国之行的重点。他从喀什葛尔开始，走遍了南疆和北疆，所选路线往往偏离了传统的“丝绸之路”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记录气象水文数据，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每到一处 广泛接触地方官吏首领，参观游览，了解军事、经济、民政等情况。关注少数民族的情况。在和田古城废墟和吐鲁番交河、高昌故城等地进行了考古挖掘，还在谷地收集古代经文手稿、木牍、碑铭等文物。他在进行人类学人文史地考察中对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现象、生活环境等大约1370幅珍贵的照片。在日记中对沿途的各种见闻大多在日记中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在去北京的途中，马达汉还专程去五台山拜见了十三世****喇嘛，并且对当时因为英国军队武装入侵西藏避难的****表示同情。
****喇嘛交给马达汉一条哈达，请他转交给俄国沙皇，在北京马达汉完成了给俄军总参谋部写的《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并整理了笔记誉清了草图，报告长达173页。1908年10月，马达汉从哈尔滨乘火车沿着西比利亚回到了俄国首都彼得堡。比就得到了俄国沙皇的召见。马达汉引人入胜的报告使原定20分钟的时间延长了1个小时。这种殊荣微马达汉的晋升铺平了以后的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达汉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土地上领兵与德奥局对作战，并从一个皇家骑兵团上校团长跃升为一名俄国集团军中将司令。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芬兰获得了独立，马达汉作为沙俄军官逃亡回到芬兰。组织白卫军在芬兰内战中击败赤卫军，建立芬兰共和国，担任国家摄政官。马达汉在俄国由一名骑兵到沙皇近卫，从骑兵上校团长到集团军中将司令，炼历了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马达汉忠于沙皇俄国，反苏反共，但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每当芬兰处于危难关头，他都能受命于临危之际，从而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最高军衔——芬兰元帅，并在77岁的时候担任共和国总统。马达汉在芬兰历史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也是个少有的传奇人物。少年时期的磨砺，养成了他倔强、勇敢的性格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他丰富多彩的经历，加上神奇的西域探险，构成了他人格独特的魅力。
马达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20世纪初受俄军参谋部派遣到中国，特别在新疆进行间谍考察，充当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但是，马达汉在为时两年的考察中，又有效地进行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科考资料、照片、实物，所有这些今天都成了不可再生的历史遗产，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晚清时期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初新疆的历史、社会、人文、地理和中外关系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马达汉的日记、回忆录、军事调查报告书、照片和实物也涉及卫拉特蒙古社会方方面面，也都成了今天我们研究20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如同马达汉的考察具有军事间谍和科学考察的双重性一样，马达汉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同样也具有两重性和复杂性。他作为俄国军官为俄国利益尽责尽力，但作为一个小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受到列强欺压的中国又寄予同情和希望。马达汉在伊犁考察期间，对俄国在中国的霸道行为进行抨击，在190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这样一支配备大炮的俄国军队，实属特殊，不可想象，现在正处于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对于伤害其主权的行为究竟能容忍多久！”马达汉在同一天日记又写道：“图尔扎的俄国领事馆在其没完没了的中俄商务和刑事纠纷中也有一项令人生厌的任务，就是保护那些无赖的利益，而且仅仅是为了维护俄国的尊严。”
马达汉对中国抱有良好的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需要一个坚定的中央政府，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个现代化的行政和技术队伍，以及新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但首先需要的是和平。”马达汉当时将希望寄托于实施新政后的清王朝，他在《军事报告书》的“总结”中如此评议：“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改革（指清末新政——引者）已经深深扎根，想把它斩草除根已不可能，焕然一新，正在苏醒的中国，现在已不是不可实现的和强烈期待的梦，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可能，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显然，马达汉没有认识到腐朽的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末新政挽救不了清帝国的命运，三年后，建立了268年的清帝国在辛亥革命的烈火中崩溃了。
如果从十九世纪算起，新疆考察已经跨入第三个百年——二十一世纪，为了更好地承前启后，马达汉的新疆考察作为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察的有机组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