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界对宾福德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自八十年代以来，宾福德及其“新考古学”标签被频繁提及，其代表着述也有中文译本行于世；但是另一方面，宾福德被严重地脸谱化，不仅在很长时期遭遇到基于学术范式的差异和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的抵制，即便是倾向于变革立场的考古学家，也未能全面了解宾福德的学术成就和新考古学立场而形成误表或者讹传。
德宾福德生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出生时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宾福德记忆里，那就是一大家子失业的成员，他的父亲是唯一有工作的人。贫寒的家庭使宾福德很早就尝到生活的艰辛，十一二岁他就开始工作，给锅炉房运煤，由于疲劳，小宾福德上课时经常睡觉。后来在脱衣舞厅里做清扫，夜晚工作。上高中宾福德开始当建筑工人，16岁时已是出师的泥瓦匠了，许多时候他是建筑队里唯 一的白人。半工半读一直持续到他读博士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支建筑队，最多的时候手下有上百号人。早年的磨砺培养了宾福德的叛逆精神，他放弃了宗教，因为他厌恶其中的伪善；他放弃了军队中的晋升机会，也是因为他厌恶军队的伪善与无情。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奋斗者，他对于社会左派的思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他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期间的朋友圈子就是这么一群人，他的率真与经历赋予了他强烈的批判精神。
宾福德地青少年时期并不喜欢学校，高中的成绩也相当一般，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处在失败的边缘。他后来回忆说，童子军的训练才是他真正感到学到东西的地方。在这里他学习认识动植物，采集古代的石箭头。他后来的博士论文部分就是基于少年时代的调查发现。1948年他上大学之后，才真正喜欢上学习。按照美国的通识教育传统，他在大学系统地学习了自然科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他的自然科学背景对于他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大。他最早就是从动物鉴定、数学统计与计算机应用进入到考古学分析当中的，经常把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相比较。这些经验科学都经历从猜测、描述、分类再到科学学科的发展过程。考古学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问题被他带到了考古学研究中。
人们常把新考古学的主张归纳为考古学应该“更人类学，更科学”（more anthropological， more scientific）。1962年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一文也常被视为是新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他认为考古学家不应该被考古材料所束缚，应该在理论上有更大的突破，他相信考古学应该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考古学不应该总是罗列文化特征，而应将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器物可以在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子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考古学除了描述之外，应该解释“为什么”的问题。稍后他又发表了“考古研究设计的思考”（1964年）与“考古学的系统论与文化过程研究”（1965年）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提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考古学家不应该总是追求惊人的发现，而应该去解决问题。1968年宾福德主编出版了《考古学的新视角》，标志着新考古学基本形成。
回顾新考古学的形成历程，可以清楚看到自然科学背景对宾福德的巨大影响。追求客观，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提出理论并进行检验等主张都与之相关。宾福德的第二个出发点是人类学，按他的说法，在人类学课上听到的都是很鲜活的内容，而回到博物馆里看到却是一堆堆器物，这两者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为什么差异如此显着呢？通过怎样的途径能够把它们连接起来呢？
虽然1960年代宾福德和一群杰出的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一道努力提出了新考古学的主张，他们跟四十年代的瓦尔特？泰勒一样，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1968年，宾福德在法国与博尔德合作研究莫斯特石器组合，他广泛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做了大量的测量与统计工作。他回忆说因为带着两大铁箱的统计材料，他无法坐飞机回国，只能坐船。船行的缓慢让他有机会得以反思自己的研究，他发现自己完全失败了。无论多好的统计分析都无法从中得出人类行为，文化系统是怎么组织呢？在地理景观中是如何分布的呢？宾福德去了阿拉斯加研究努那缪提爱斯基摩人，他们与莫斯特时代的人类都处在冰缘环境中。宾福德所希望探索是狩猎采集者行为的组织原理，而非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简单类比。
宾福德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构成了他的第三个视角，也是最重要与最有原创性的视角，即是从文化系统的内在差异性出发。此前的考古学研究基于“相似性”，按照一定的标准归纳出一个个的“考古学文化”；而宾福德注意到的是文化系统的异质性，如一个狩猎群体的活动范围可以按照季节、年份、生命周期（如童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划分）来安排，还可以按照不同的活动来安排，都将导致不同器物组合。他从这个视角出发去研究早期人类的行为，研究农业起源乃至文明起源等问题。九十年代以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狩猎采集者研究中，完成了两部重要的着作：《构建参考的框架》（2001年）与《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2004年）
对于宾福德的学术遗产，1998年考古史家萨博洛夫（Jeremy A. Sabloff）就有过归纳。他提出，尽管新考古学（后来称为过程考古学）并没有完全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宾福德的乐观精神鼓舞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可以在提供考古材料，以及重建史前史框架之外有更大的作为。新考古学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目前已成为美国考古学的主体。这种研究包含着以理论导向的研究在内，即考古学家除了从材料出发之外，还可以从理论出发，从创新的方法出发，进而释放了考古学家的创造力，给当代考古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在宾福德的学术遗产中，争议最少的应该是他对于“中程理论”的贡献，所谓“中程理论”就是要在静态的考古材料与动态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这个问题曾经深深困扰着宾福德以及同时代的新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做法是他的“行动主义研究”，他到阿拉斯加去研究当地狩猎采集者，后来他到南非、澳大利亚从事类似的研究。他贡献给考古学以一种鲜活的知识，这些知识是考古学家永远无法从考古材料中获得的。如研究农业起源为什么发生的问题时，如果不理解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策略或适应方式，要想真正弄清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宾福德在他的晚年，也即是九十年代后把主要精力用来研究狩猎采集者，他研究了巨量的民族学材料，一本计划用三年写成的书，他花了足足十年时间。在《构建参考的框架》这本巨着中，他通过研究全球近四百个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环境、生计与社会组织，进而构建了一个生态模型，并用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发生。这些狩猎采集者的材料成为另一本书《民族志中记载的狩猎采集者》的基础。这两项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且需要丰富经验的研究将会为未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宾福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所努力践行的过程考古学实践，更在于他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促使考古学家去思考与探索。他曾经与萨克特争论石器的风格问题，与博尔德争论“莫斯特组合”的意义，与中外考古学家争论“周口店是否中国猿人之家”，与霍德争论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如此等等。他似乎总处在争论的漩涡之中，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依旧困扰着考古学家。他提出争论的目的是要希望考古学有更好的发展，然而学术的争论见证了人性的优点与所有的缺点。宾福德直至2000年才成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得到的研究资助一直相当有限，他去澳大利亚考察是靠澳大利亚的资助，到南非去研究是依靠联合国的资助。
在考古学史上，新考古学的学术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但是，由于新考古学方兴未艾，大部分评论者由于身处这个时代而无法客观观察，不同立场的考古学派都以新考古学作为对话对象，不同国家的区域传统和考古学范式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对新考古学的低估或者歪曲。此前曾有批评认为，新考古学是二战之后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新崛起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刻意的标新立异，但是，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威利和萨波罗夫的考古学史范式理论将宾福德揭糵的新考古学视为第四个时期──阐释时代的起始，彰显了范式转型的革命性意义。新考古学家也为了和既往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撇清关系，可能过度强调了自身之“新”。但是，新考古学的出现是长期发展和积累的最终迸发。在宾福德之前，新考古学思想早已露出苗头。崔格尔曾明确地指出，宾福德的新考古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自然延续。宾福德掷地有声的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也可视为威利和菲利普斯的论断──“美洲考古学就是人类学，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的深化。其次，新考古学是考古学史上第一个拥有独立的考古学理论的学术传统。新考古学以文化过程研究为核心，关注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如何不断适应变化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按照新考古学观点，“物质文化”代表了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文化系统的变迁应该在社会和环境等适应性情境中观察，而不能异想天开地看成不同群体“影响”、“刺激”甚或“移民”的结果。因为将考古学定位为人类学的分支，出于加深对历史上的人类和社会的通则性理解的初衷，新考古学构建了一批专属于考古学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与此前的古物学风格的考古学具有天壤之别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宾福德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 他的离世或许是迟早的事，但他为考古学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分明他还在考古学当中，就像他还活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