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着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着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李纪稍后又主持了1928年至1935年间殷墟发掘，这几年间的连续十五次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遗址、王陵以及众多文物，同时也培养了中国一代考古学的队伍。殷墟发掘，为中国的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向，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进步。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这次发掘中的一些插曲。
2001年，李济嘱人将发掘物藏在彰德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内，这两个学校都有董作宾的熟人。随后李济与董作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是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不料竟授人以柄。
安阳停工，私掘者蜂拥而上。6月22日，留守工地的王湘致函李济，“昨县署将私掘人一共带案下监，时花园庄人屈金梁等正掘挖，见法警前来带案随都跑了。现县署向本村村长追要等人。”7月1日，李济致函安阳县政府，“本所并未发函请销刘金和等传票，以后若仅用办事处信纸信封，而无负责签名盖章之件，概作无效。又关于盗掘古物一案，仍请查照董编辑员前函所列各节，切实究治”。李济终于明白，县署与私掘人不过在演双簧戏，其目的是糊弄“中央”，维护既得利益。
十月金秋，收割之后的安阳大地，转眼间褪了颜色，起伏的土地裸露着苍黄。经过暂时的疏通，第三次殷墟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又将开工。然而，上次仓促停工，李济与董作宾携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误会，加之当地盗掘者和文物贩子等利益集团的策动，各种流言荒草般蔓生。
10月23日，为争取当地权要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李济联合驻地的彰德高级中学校长共同请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安阳发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窝囊气，令人寒心。两天后，李济以“安阳工作进行无术”为由，向中研院请辞考古组主任职，蔡元培、杨铨回电劝勉：“安阳事必以全力争最后胜利，幸勿言去。铨即晚赴京交涉。
其时，傅斯年下榻河南中山大学。一晚，他在学校大礼堂作了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他批评过去中国的考古学家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
此番经过，李济回忆：“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他为这个事情直接找到蒋介石，请蒋介石出一个条谕在安阳，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1937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1939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1942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1944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和傅斯年的私谊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1943年夏，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目睹了中国知识界朋友的生活状况，后来在《对华回忆录》中写到，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1948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1959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文革”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中国考古之父的一生，为国家考古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在失望中离开了世界，让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