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松山战役[3]，有人会想起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电视里中国军队以少胜多，杀得日本鬼子一批一批倒下去，看得大家痛快淋漓。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看看《松山战役笔记》就清楚了。
松山是中缅边境一个要塞，滇缅公路绕不过去的地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这块阵地只有十几平方公里，驻扎了1200多个日军，却让中方动用了三万多兵力，两个军、三个师、八个团，整整打了90多天，最后战死4000多人，总伤亡人数逾万，才拿下来。蒋介石为此大怒，据说还在战场上枪毙了一个团长。松山战役就像中国八年抗战的一个缩影——“惨胜”。
在松山战役中，日军的确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有记录说，最后美军挖了个地道用了3000公斤TNT炸药，才把日军的主堡整个炸掉。主堡里面只有几十个日寇。此后的战役又继续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那时候盟军已经有了制空权，飞机每天轮番轰炸，国民党也完全美式装备，100多辆卡车拉的炮弹只够打一天。就是这么强大的火力，而日军只有几百个步兵，加上一个炮兵中队，居然还能死守90多天，说明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是多么强大，他们的战术和工事构筑也很出色，向这样的敌人学习并不羞耻。
松山战役结束后，有十几个日军逃回去了，这些老人现在居然借着旅游、考察之类的名义，又回到了昔日的中缅战场，自己花钱建了很多忠魂塔和纪念碑，连军马都立了碑。而中国将士牺牲了上万人所留下的纪念碑却被缅甸政府统统毁掉，我们除了痛心疾首，毫无办法。
我们在云南修公路的时候也会发掘出一些日军尸骸，为了人道主义及环保卫生等原因，一般会把他们烧了埋掉。每年都有一些日本老兵过来拜祭，一边叩头一边哭天抢地。那些老军人到了旧日战场上，依然能指出当时的阵地情况，哪怕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阵地，也甲乙丙丁、天干地支分得很仔细。一个小小的主堡——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说的那个树堡，死了多少人，少尉是在哪儿死的，小队长是在哪儿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对松山战役的认识和分析，比中国人要深刻得多。
日本人不忘历史，只要是为国家献身的，哪怕是一个普通士兵，也会要求把他的遗骨带回去。那些日本旅游团过来的时候，会出很高的价钱收购军人的遗骨，比如一根手指骨就给一台彩电——80年代一台彩电可不是小数目；谁要是能找到一个完整的军官头骨，甚至可以给你一辆汽车。缅甸国土上建起那么多日军的墓碑和忠魂塔，不是政府行为，是民间自发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军民非常团结。
（主讲马鼎盛）
《奇怪的战败》
为国捐躯的史学大师
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巴黎大学任教。1929年与费弗尔共同创办《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著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
处决那一天，他们四个人一组，站在墙壁前面，旁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颤抖着问这位五十多岁的长者，会疼吗？长者回答，不要怕，一下就过去了。这是大师最后的遗言。
“这些纸页将来有可能发表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我最亲近的人才能看到，别人要过了很久以后才能读到它们，但我还是决心写出来。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难以忍受的时刻，无知和欺骗的迷雾将一点一点被揭开。也许将来那些致力于穿透它们的研究者，如果他们还能够发现它的话，将会发现翻看这份1940年的笔记，还是有些益处的。”
这是《奇怪的战败》一书的开头。从中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一个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会不会被湮没。这让人想起司马迁的《史记》，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完成了艰巨的著述之后，甚至不敢奢望会有更多人读到它，只希望可以“藏诸名山，传于后人”，能够给未来留个见证。
马克·布洛赫是知识分子中罕有的巨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年鉴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相当传奇，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他在一战中立下赫赫军功，二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53岁了，在巴黎大学当教授，但他还是毅然投笔从戎。可惜法国军队不到一个月就溃败了，他只好转入地下抵抗，后来被盖世太保逮捕，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星期被枪杀。
这本书无疑是沉重的，这位为国捐躯的历史学家过去一直都在挖掘前人留下的证据和记录，从中组织和构筑自己的历史观。但是这一次，他却以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身份，亲自留下一份证言。书中反省了法国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战败，而且败得这么彻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爱国学者反思战败根源，对他的祖国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尤其对法国军队的愚蠢错误进行了严厉指责。
这支军队糟糕到什么程度呢？1939年5月一个晴朗的日子，负责储备库的法军军官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坦克，觉得它们的颜色有点奇怪，与当时法国军队使用的所有坦克都不一样，而且它们活动反常，都向着与前线相反的方向开去。于是他就走过去，试图截停那些弄反了方向的坦克，这时候旁边有人紧紧拉住他：“小心！那是德军的坦克。”
可见法国军队腐烂到什么程度！敌军的坦克长驱直入，法国军官还摸不着头脑呢。布洛赫提到这些军官的自大和愚蠢就感到愤怒。相比之下，德军战胜法国更多是一种理性层面的胜利，那就是运用最新的战略战术，用高速的运动战和准确的情报，包括灵活机动的管理组织形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创新精神击垮了法国。
尽管如此，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深深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不要忘记，在就义之前，他曾被拔掉指甲，施以火刑，浸以水刑。处决那一天，他们四个人一组站在墙壁前面，旁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颤抖着问这位五十多岁的长者，会疼吗？长者回答，不要怕，一下就过去了。
这是大师最后的遗言。
（主讲梁文道）
《被遗忘的士兵》
普通人的战争
盖伊·萨杰，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1942年应征入伍，当过运输兵，后转入德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大德意志师，并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会战，包括斯大林格勒会战、明斯克会战、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会战和德国国内的防御战等。
老百姓是天生反战的，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没别的，只有鲜血、眼泪和死亡。
关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场的回忆录汗牛充栋，《被遗忘的士兵》的特色在于它是一个德国士兵写的。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刘少奇也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那么，这段由纳粹德军所写的战争史会是什么样的呢？
作者盖伊·萨杰1942年参军时还是个17岁的小伙子，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所以他后来被盟军俘虏，人家问他是哪里人？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二战中，盖伊·萨杰用两条腿走遍了苏联战场，他亲历过哈尔科夫战役、斯大林格勒血战还有库尔斯克大会战，居然没怎么受伤。这种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老兵才有资格去讲战争，他讲出了一些大家以前都不愿意正视的事实。
在他看来，当时德军的战斗力要比苏军强太多。作为一个普通士兵，他所接触的也就是一个连或一个营的战斗，视野不过数十里之内。他所在的那个连击溃了几倍于他们的苏军。1944年之后，他们的火力武器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制空权也被苏军控制，但库尔斯克会战的时候，他们那几个连的八百人仍然打败了两千俄国人。德国战报记载，当时有一个方面军是8万人击溃了40万苏军[4]。
他认为德军战斗力强主要靠的是纪律。他们被俘虏之后，纪律还是非常整肃，会很有秩序地把食物和帐篷之类的稀有资源先让给伤员。如果军官们一声令下，大家会马上整齐地集合起来，尽管可能都衣衫褴褛或缺胳膊断腿的，但还是能很快排成整齐的队列。这是几百年前普鲁士军团留下来的传统，德军就是靠着这样超强的纪律性和战斗力，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打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
盖伊·萨杰开始只是个辎重兵，搞后勤的。但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因为到后来苏德战争不止在前线打，后方也在较量。德国的补给线多次被游击队切断，游击队都是些老百姓，没经过什么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很轻易就被德军击溃，但是他们却可以趁机烧掉你的辎重，把列车炸掉，把粮食毁掉。
毁掉一趟列车，就等于消灭了德军一个团。因为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平原上，没有吃的、没有烧的，不用打仗就活活冻死了。盖伊·萨杰亲眼看到很多德国兵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死于冻饿，他们当时只要一杯热咖啡就能活下去，但是没有。
作为一个辎重兵，他感受最深的是苏军打不完的炮弹，苏联人可以连续八小时不停轰炸，哪条战线能经得住这种炸法？简直可以把人的灵魂炸出窍。作者说，那时候他才知道什么是勇敢，真正的勇敢根本不是电影上演的，什么毫无畏惧，一往无前。真正的勇敢是一边被苏军轰炸吓得尿了裤子，一边还要拿起武器作战。就是这种尿了裤子的士兵，你问他下次还当不当敢死队，他还要去当，那才是真正的勇敢。
书中也反思了德军的失败，苏联的胜利是“得道多助”，得到了美国和全世界的物资帮助，而德军后来已经被困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东面是茫茫无际的俄罗斯大平原，西面、北面、南面都是海。而海洋是英美联军的天下，跟百战百胜的德国陆军没关系。所以德军虽然骁勇善战，但他们缺少两样东西，一是资源，二是辽阔的领土。苏联有224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即使把乌拉尔以东都占领了，它还有辽阔的西伯利亚。如果没有资源和人力，最后耗也耗死你，所以这仗根本没法打。
书中也提到战争的残酷，比如屠杀俘虏，在激战中，可能一支一千人的部队要带两千俘虏，怎么带？这些可都是兵，拿起枪来就能作战，所以杀俘虏是双方都发生过的。还有就是扔掉伤员，很多时候这是命令，因为如果不丢掉，大家一起死，肯定没活路，丢掉了还能活一个，以后再回来报仇。所以战争的残酷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不过战争也有人道的地方，作者说他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二等兵，但在战争中也享受过好几次休假。虽然休假一路上也是千辛万苦，从前线回到后方有几千公里，还要躲避轰炸和袭击，跟打仗差不多。不过他们都很珍惜休假的机会，毕竟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人需要精神上的缓和。
（主讲马鼎盛）
《士兵突击》
中国特种兵诞生记
兰晓龙（1973-），湖南邵阳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编剧。曾创作剧本《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等。
其实特种兵就三个字：不可能。
